可以说面对当时社会三冗：冗员，冗兵，冗费 王安石做出了包括农业，金融，商业，军事，治安等一系列的解决方案。一些举措先进到甚至可以用穿越来解释。但历史却告诉我们：他失败了。
为什么呢？仅选择几个来探讨。

其中，农业方面最重要的青苗法内容如下：
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
王安石的本意，当然是为了接济因为天灾人祸陷入困顿的农民，过去没有官贷，农民要么借高利贷，要么直接卖房卖地最后卖儿卖女。官贷的意义在于国家资本[钱粮]相对充裕，利息相对固定且较低，既照顾了农民，又盘活了政府资金：一看就是一千年前的农业银行啊，只不过人家连种粮都可以贷。

不过到了地方，却普遍变成了创收项目。官府强制贷款、贷粮，有的直接摊派任务：我们这今年有灾，好，每户贷给一万斤粮食。啥？你家有余粮不用贷？不行，这是任务；我们这丰收，好吧那每家贷五千斤就行了。
有的变相摊派：比如要借一万块钱的，告诉他不借，我们官家一律十万起步；要借一千斤种粮的，告诉他我们官家1万斤起步。借这么多粮有那么多地种么？这些粮放仓库里只见老鼠不见产出，利息虽然只要两分，实际变成了两倍，这不是要命么。
但是这些都不是地方官考虑的，他们要考虑的是政绩，怎样才能实现 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还有一点就是时间的问题。规定是半年一还，本来是根据一年两季的种植规律制定的。但是真正有水旱天灾的时候，很可能是一来就好几年。但是有财政指标的地方官可不管那一套。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过去跟商家借钱，还不上多磕两个头说不定就能宽限一下，毕竟商家没有强制力。再者很多地主放贷对象都是本地农户，还要考虑颜面威望。
但是官家不同，有国家机器做后盾。而且往往任务在身，想心软宽限也不行。所以不但困顿的农民继续卖房卖地最后卖儿卖女，就连富农甚至地主都陷入困顿了。

再看军事方面的保甲法：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这就是一千年前的民兵制好么。
这种方法确实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战士。加上 将兵法，军器监法 等一系列法律，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但是保甲制问题也很明显：他是具有军事性质的地方机构，这就意味着他既缺少民法的规范监督，有没有正规军的严肃纪律[这里不探讨宋朝正规军的纪律]，这意味着保长对于保丁可以随意驱使，连牲口都不如。一些保长完全可以借训练之名勒索钱财，不给钱就给你穿小鞋，往死里 训练你。有钱的还好办，真没钱的只好砍掉胳膊，靠自残免除兵役。
另外，无论保甲法还是 将兵法，也就是训练一下民兵，让官兵互相熟悉，并没有 激励将士建功立业的措施。这跟再往前一千年的商鞅变法推行的 17/20 级军功授爵制 有明显区别。这是由北宋文官立国，抑制武将的思路决定的。所以偶有胜利也难以维持。历史上北宋可没有因为变法就成为军事强国了。

变法自身的问题给了某些人利用的空间。王安石个人操守虽然没有问题，但是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呢？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别的不说，蔡京总认识吧。当时就是出名的奸臣。这些蛀虫借着改革赋予的种种权利大发横财，进一步把变法搞得乌烟瘴气。
皇帝的态度也很重要，宋神宗刚即位的时候雄心勃勃，1068年即位1069年初就让王安石实施新法。然而意志却不够坚定，1074年当出现旱灾流民的时候，他马上将王安石罢相--要知道就在熙宁六年(1073)，在王安石指挥下， 军事上对西夏取得重大战果。这可以说是北宋对北方游牧国家的最大胜利。然而没用，守旧派一攻击甚至可能是造谣，宋神宗都扛不住，照样将王安石拿下。
这么做一方面是将王安石当作挡箭牌，缓解顽固势力的怒气。一方面也说明宋神宗本身对新法也没有深入研究，完全是甩手掌柜，所以一出情况不知道怎么处理，只能退缩。
虽然很快宋神宗就让王安石复位，但此后无论皇帝还是其他新法支持者都摇摆不定，王安石心灰意冷，借家事辞官，给变法不小打击。
虽然宋神宗到死都支持变法，但是新的办事员有了王安石做前车，自然揣摩上意，跟着皇帝一块经常对守旧派妥协，变法也就失效了。

变法确实是当时解决各种问题唯一的出路，至少是希望。因此虽然 宋神宗 去世后高太后曾一度废除新法，但是即位的 宋哲宗 亲政没多久就又实施新法，并再次在针对西夏的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虽然人们常以为宋朝一直军事孱弱，实际上还是有宋哲宗这样年轻有为的皇帝的。可惜他去世的时候也太年轻了，才24岁就走了。
继位的就是有名的艺术家宋徽宗了。虽然历史上常说宋徽宗是昏君，但是他其实也是 改革派的皇帝，只是更擅长艺术罢了。而他重用的大臣中，就有我们都知道的 蔡京 了。蔡京也是改革派，不过此时的改革派恐怕都是混入改革队伍的蛀虫。也可能是看透了:变法成功还是失败还不是你们赵家的事，与我们这些办事员有一毛钱关系么，还是捞钱实在呀。而后世儒者评价起这段改革，也常同蔡京等人联系一起。自然没什么好话，王安石作为始作俑者自然跑不了非议了。
王安石变法通过国家经济手段调节很多社会问题，是非常有远见的，但是这必然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而设计的疏漏导致改革派里边也出现大量不法之徒就注定新法必然失败了。

特别补充说说两个人
一个是大名鼎鼎的蔡京，他不但是奸相，也是著名的书法家，还是经济大师
蔡京：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是世人皆知的贪官了，然而虽是贪官，却也是改革派的代表。其任内做了不少改革举措。如：
北宋时期社会救济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专门收养“鳏寡孤独者”。叫 居养院。一类是负责免费收治无钱治病的病人，叫 “安济坊”。还有一类机构，埋葬居养院与安济坊中故去的人，以及社会上死后“暴露沟堑者”，叫 “漏泽园”，其用地专门由官家花钱购买。--这些典型的先进国家的社会福利行为，领先世界千年。但是这么先进的国家保障方式今天多数国家都做不到，当年能做好吗？很显然不能，所以这些超前的举措应该就是装点门面，甚至是借机发财的手段。否则也就没人抱怨蔡京是贪官了
蔡京还修改了 盐法和茶法。其内容主要是通过政府出售 盐引茶引 ，代替原来官方对食盐和茶叶的垄断或者半垄断经营。过去食盐和茶叶的买卖要通过政府统一采购，在分售给经销商。而所谓 盐引茶引 是采购销售凭证，商人购入盐引茶引就可以直接到产区购入，自购自销。这种方式本质上是由国营转变为私营，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的统一采购本质上是计划经济，由于官僚主义很可能采购数量不符合市场需求，导致财政损失和市场失调。而商人根据自己需要自主买入 盐引茶引，自负盈亏，就减少了社会损失，也可以优胜劣汰。

然而，蔡京的经济改革却没能解决 官僚主义 的问题。盐引茶引 本来相当于今天的 烟草专卖许可证，是政府重要收入和调剂手段。却变成各级政府官僚发财的机会。比如说加成销售，比如说限时销售，结果商人发现成本进一步增加了。而且，贩卖盐引茶引虽然让政府负担小了，商人却更麻烦了，自己去产区购入食盐茶叶虽然数量可以自己控制，但是沿途的消耗风险也由自己承担。更何况没有统一的 流通法规，各州基本是雁过拔毛，从产区到销售地，价格翻番数量恐怕赶上鸦片了。不但商人叫苦连天，终端消费者也是怨声载道。
蔡京的货币改革：过去铜钱跟铜的价格差不多，蔡京铸造大钱，实际上是想通过提高货币面值来降低成本，让同样的铜变成更多的钱。这种思路何其先进，今天的纸币其实就是用低成本的纸张代替贵金属，减少政府投入，促进商品流通。后来为了提高技术含量还采用了夹锡铸造法。这就相当于今天货币上的水印。那么这么先进的经济创新为啥遭人非议呢？因为当时技术水平毕竟有限，无论大钱还是夹锡钱都会很快出现伪造品---伪钞出现意味着什么？当然是经济混乱了。可见经济改革创新真要根据生产力水平来确定。
另外，蔡京的货币改革实际上是本体货币的符号化，符号化的货币从来都有 超发 的可能，当年宋徽宗喜欢花石纲，政府大肆搜刮民财，货币超发是必然的，严重通胀---生活必需品涨价也都是必然的。
回头来看，蔡京的经济理论水平不亚于王安石，领先世界若干年，但是由于很多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他还是失败了。他有罪，但是罪责应该分一部分给宋徽宗乃至当年的封建体制。

另一个同样是大名鼎鼎的 司马光，不谈守旧，而谈他的心里问题
司马光：可能是抑郁症患者
宋神宗去世，高太后执政，用司马光废除了新法。司马光也成为守旧派的代表。但是司马光同时是《资治通鉴》的编纂者，从这本书的叙事方式来看，司马光基本上保持了中正平和，包括对历史上的变法大家--商鞅--都没有明显的感情上的贬低。而且司马光也没有明显的贪墨记录，可见道德操守还是相当不错的。
比起废除新法和编纂 资治通鉴，司马光更出名的应该是妇孺皆知的 司马光砸缸 了。
不过这里要讲的确是另一件鲜为人知的案件：追杀妇人案。
1068年即宋神宗登基同年，在山东登州，一个叫 阿云 的13岁小姑娘被其叔父卖给了老光棍 韦大，阿云被迫嫁人，心生不满。于是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谋杀 韦大。结果谋杀未遂，很快被捕，阿云 供认不讳。案件本身非常清楚，但是怎么判却难倒了当时的法律界。
知县认为 阿云 是谋杀亲夫，应该是死刑。但是上报到知府 许遵 哪里，许遵认为阿云是在守孝期间被迫嫁给韦大，婚姻无效，那么韦大就不能算 阿云的丈夫，何谈 谋杀亲夫，所以应该轻判。但是 许遵 自己也说了不算，最后还要上交最高法院--大理寺和审刑院进行复核，复核结果仍是死刑。理由是阿云属于谋杀，无论杀谁，无论成功与否，依据北宋刑律都要死刑。

最高法院都结案了，这女的应该没救了吧不。法院上边还有皇帝。宋神宗认为 阿云 有自首情节，应该轻判，但是刑部竟然不买账，皇帝诏书不算数---不要再说中国古代圣旨最大了---必须依法办事。
宋神宗很生气，于是提拔 许遵 做大理寺 主管，许遵 自然轻判。但是御史又来凑热闹，弹劾许遵，说他渎职。神宗皇帝把这个案子发到翰林院，让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个当时最有名望的翰林学士来评判。这两个人凑一块还有好吗，没完没了的打嘴仗。后来把枢密院，中书省满朝文武统统卷进来，来了个法律辩论大会。当然最终还是由皇帝做定夺：轻判。没多久又大赦回家。
但是宋神宗没熬过司马光，1085年宋神宗去世，司马光上台马上将 阿云 斩首示众。可怜的阿云躲过了初一却没躲过十五。但注意口口声声要捍卫法律尊严的司马光实际本身就在违法：皇帝是有豁免权的，不要说皇帝金口玉言的当年，就是今天的各国元首也一般都有大赦和特赦的权利，司马光把经过皇帝赦免的阿云抓过来斩首，本身就是以权代法。
突然发现这与 砸缸救人 时的司马光判若两人。当年砸缸救人，本身说明司马光是有勇气，善机变的人，可后来竟然固执到事隔17年也要追杀一个可怜的妇人。
估计当年司马光砸缸救人并没有得到家长的赞美，相反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明明作了好事却受到责罚的情况让司马光年幼的心灵遭到巨大创伤，变成了偏执性的抑郁症患者。什么事都要按规矩来，就算规矩害死人，也不能改，追杀妇人是如此，否定变法也是如此。其实你看 资治通鉴，司马光根本没有否定过历史上的变法，比如 商鞅变法，但到了自己这就不行。这是典型的偏执性抑郁症患者的表现。

楼主总结很好，挺明白的。现在我们的国家的发展和历史何其相像，上下官员步调不一，守旧派革新得益派混杂，或许TG就是那个王安石，底层百姓就是那个宋神宗，得益派用享乐主义唆使百姓向妥协不改革延缓改革进程。希望TG坚持，无论是对是错我们都输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