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定中领着范竞马转换了几趟公交车,花了近2个小时到了文家。此时,只吃了一个干馒头的范竞马已经饥肠辘辘,一进门,肚子就不争气地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文定中二话没说,一边让竞马随便坐,一边径直钻进厨房做饭。等候的时间并不很长,文定中麻利地为新结识的朋友端上了一桌简单而又不失丰盛的晚餐。大概是饿急了,范竞马觉得这顿饭特别香,尤其是一盘红烧肉,好吃得不行。范竞马向我讲述时,眼中流露出了眷念的强光。他发誓说,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红烧肉!
接下来的几天,范竞马就吃住在文定中家,一直到大师班结束。这一切自然是免费了,对囊中羞涩的范竞马来讲,这自然是巨大的福利,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运气。从此他们成了好朋友,范竞马每次来北京都要去看望这位老哥。等他从国外回来寓居在北京后,更是经常与文定中见面聊天,畅谈音乐、艺术、历史和时政。慢慢地他了解到这个被称作阿文的老哥家族的不同反响。这种了解使他加重了对阿文的敬意,但并没有因此间隔开他们的兄弟情义。
范竞马讲述时,阿文已经进来,但他并没有打断竞马,而是静静地坐在竞马侧后的一张桌子旁。直到竞马讲完,他才走上前与我们打招呼。他径直走到我面前问道:“是黄勇吧?你还记得我吗?”如果单说阿文,我是打死也不知道他是谁。但刚才竞马在讲述中提到了文定中这个名字和煤矿文工团,这些信息已经足够唤醒我的记忆了。我马上站起来应道:“您就是那位给崔健寄附带回信信封的文定中先生吧?”他闻言开心大笑,点着头说:“对,对,就是在下。”他顿了顿,不无感慨地补充道:“那是27年前的故事了。时光荏苒,往事不堪回首啊!”
他和我们坐在了一起,招呼服务员给我们上了店里招牌的汤包和小菜。我们吃着精致的美食,聊起了往事。从崔健谈到了煤矿文工团我们共同的熟人;从中国流行音乐的兴衰谈到文化艺术市场的走向;从美声唱法谈到歌剧的生命力;从文强先生的生平谈到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从菜式小吃谈到中国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们聊得兴致盎然,几个小时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过。直到服务员过来提醒,我们才知道已经到了吃下顿饭的时间。我准备起身告辞,但谈兴正浓的文定中哪里肯放人?他把我按在座位上,熟练地吩咐了菜单,换了一壶新茶。然后,接着被打断的话题又聊了起来……
当我们走出阿文汤包时,长安街上已经是华灯普照了。此时,我的心里比街灯的光明还通透敞亮——20多年前就应该相识的故人,今天终于相见了,而且是一见如故!
就这样,我认识了文定中先生。就像当年一样,他仍然不声张地低调着,但他的自信从他的健谈中显露无遗,他是个值得敬重的朋友。
我这辈子很悲催,一辈子只非常平衡地做了两件事——得罪了一批人,结识了一批人。我得罪的全是有钱有势的,结识的或是才华横溢,或是朴实平易,再或是穷得让人心酸但仍然保持着贵族似的高傲的人。闲暇时我常默默地、反复吟诵北岛的那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借此自欺欺人似的聊以自慰。
文定中(左)
写这篇小文时,范竞马去美国了。竞马,你从美国回来后,是不是一起去阿文汤包看看定中先生?
(编辑·宋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