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因家境贫寒，只有中学文凭，到30多岁时，仍在苏州中学教书，但学问精深，誉满乡梓，时胡适应邀到苏州中学演讲，友人推荐说，务必要见钱穆一面。故胡适在登台演讲前，请钱穆台上就座，没想到钱穆正写《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个问题搞不清，便现场请教胡适，胡适也答不上来，场面极为尴尬。钱穆后来自我检讨称，此行“事近刁难”。
1930年，钱穆35岁时完成了《刘向歆父子年谱》，轰动学界，被陈寅恪誉为“王静安（即王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经顾颉刚介绍，破格入燕京大学任讲师，在顾引荐下，1931年春赴胡适寓所拜访，几个月后得到北大聘书，胡适还将自己所藏的古籍孤本借给钱穆看。
胡适如此推重，傅斯年自然亦步亦趋，请钱穆到他主持的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每次接见外宾，傅斯年都特意安排钱穆坐在身边，并郑重介绍：这就是写出《刘向歆父子年谱》的钱穆。

对引路者也不客气的钱穆

胡适推重钱穆，是因为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中所采取的细密求证方法，与胡适的考据主张不谋而合。但胡适忽略了，钱穆个性强悍，暴得大名后，对引路者未必会客气。
对胡适和傅斯年，钱穆的确颇不服气。

钱穆

一方面，此时胡适已学而优则仕，更醉心于政坛，在学问上用功不够，在与钱穆的争论中，只能处于守势，找不到证据时，往往推到方法上，而钱穆对胡适、傅斯年从西方引进的研究方法并不熟悉，抱怨二人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方法太忽略。
另一方面，钱穆恋栈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胡适、傅斯年对其了解不够，便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前一方面只是方法问题，可以沟通，但后一方面则比较致命，胡适、傅斯年靠反传统文化起家，这是他们影响力的基础，绝不能退让，而钱穆未有海外留学经历，只能反复强调自己熟悉的老办法，这样才能在学界开宗立派。
彼此矛盾先是以学术观点不同的名义显现出来，胡、傅总是能退就退，不愿激化矛盾，没想到钱穆步步为营，绝不妥协。

争论要靠真本事

北大刚开设“中国通史课”，傅斯年主张由15名教授分别讲授，但钱穆坚持应该由他一人从头讲到尾。傅斯年虽有不满，但还是同意了。钱穆讲课深受学生欢迎，胡适与钱穆开同样的课，学生都愿去听钱穆的课，钱穆在北大执教期间，在讲课竞争上从没输给过胡适。
“九·一八”后，傅斯年报国心切，组织学者并亲自参与，撰写完成《东北史纲》，力证东北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以回击日方学者的谬论，没想到做得太仓促，在具体史料上出现了一些纰漏，钱穆带头讥笑。令傅斯年极为不快。
自此之后，两人私下常互相诋毁，钱穆说傅斯年是水泊梁山的山大王，傅斯年则骂钱穆根底肤浅，钱穆说傅斯年旧学功底差，傅斯年说钱穆不懂西学。

西学对阵国学

“抗战”爆发后，大学南渡，钱穆也跑到云南，在西南联大任教。此时傅斯年名义上是北大校长，但常驻重庆，学科的管理工作由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

在西*南联大，西*学占压倒优势，钱穆只能与陈*寅恪、吴*宓、蒙*文通等少数坚持传统文化的教授来往，备感孤独。据吴*宓说，西南*联大一次办“中*囯文化讲谈会”，先发言的闻*一多、雷*海宗对传统文化狂贬一番，说“《四书》《五经》实极浅俚，不过初民之风俗与迷*信”，令吴宓产生了深深的被排挤感。但钱穆偏偏不服，1941年10月，他在媒体上发文称：“我*囯自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liú，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囯传统zhèng*治全无是处，盛夸西囯zhèng*fǎ……于是有‘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全盘西*化’诸口号，相随俱起。”这就连新文*化运*动也一并否定了。

到了台湾仍然“斗嘴”不休

抗战胜利后，各校北归，此时傅斯年主持北大校政，原属北大的教授都被召回，唯独没有给钱穆发聘书。
钱穆备感失落，晚年述及此事，认为这是一个“特例”。回不了北大，钱穆只好混迹于昆明五华书院、无锡江南大学等学校。

胡适在台湾

1949年后，国民党政权兵败台湾，钱穆突然开始高调指出国民党丢掉大陆的“思想责任”，锋芒直指胡适，并反复强调自己的“先见之明”。这或许是钱穆很长时间未能被选为“中研院”院士的原因，虽然有见证者称，胡适曾多次推举钱穆入选，但次次被他的“朋友们”否决，直到胡适去世6年后，钱穆才终于入选。

有趣的是，钱穆晚年对傅斯年批评不多，或许是傅斯年去世太早，没必要再打死老虎了。但对于胡适，钱穆却没那么客气，直到胡适去世20年后，即自己89岁时，还撰文说：“适之晚年在台湾出席夏威夷召开之世界哲学会议，会中请中、日、印三国学人各介绍其本国之哲学。日、印两国出席人，皆分别介绍。独适之宣讲杜威哲学，于中国方面一字不提。”
三位大师斗了半辈子，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

西学对阵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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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大学南渡，钱穆也跑到云南，在西南联大任教。此时傅斯年名义上是北大校长，但常驻重庆，学科的管理工作由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
在西南联大，西学占压倒优势，钱穆只能与陈寅恪、吴宓、蒙文通等少数坚持传统文化的教授来往，备感孤独。据吴宓说，西南联大一次办“中国文化讲谈会”，先发言的闻一多、雷海宗对传统文化狂贬一番，说“《四书》《五经》实极浅俚，不过初民之风俗与迷信”，令吴宓产生了深深的被排挤感。但钱穆偏偏不服，1941年10月，他在媒体上发文称：“我国自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国政法……于是有‘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全盘西化’诸口号，相随俱起。”这就连新文化运动也一并否定了。

西学对阵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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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大学南渡，钱穆也跑到云南，在西南联大任教。此时傅斯年名义上是北大校长，但常驻重庆，学科的管理工作由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
在西南联大，西学占压倒优势，钱穆只能与陈寅恪、吴宓、蒙文通等少数坚持传统文化的教授来往，备感孤独。据吴宓说，西南联大一次办“中国文化讲谈会”，先发言的闻一多、雷海宗对传统文化狂贬一番，说“《四书》《五经》实极浅俚，不过初民之风俗与迷信”，令吴宓产生了深深的被排挤感。但钱穆偏偏不服，1941年10月，他在媒体上发文称：“我国自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国政法……于是有‘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全盘西化’诸口号，相随俱起。”这就连新文化运动也一并否定了。

在西南联大，西学占压倒优势，钱穆只能与陈寅恪、吴宓、蒙文通等少数坚持传统文化的教授来往，备感孤独。据吴宓说，西南联大一次办“中国文化讲谈会”，先发言的闻一多、雷海宗对传统文化狂贬一番，说“《四书》《五经》实极浅俚，不过初民之风俗与迷信”，令吴宓产生了深深的被排挤感。但钱穆偏偏不服，1941年10月，他在媒体上发文称：“我国自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国政法……于是有‘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全盘西化’诸口号，相随俱起。”这就连新文化运动也一并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