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每隔十年左右甚至在更短的周期内，日本便会发动一场规模或大或小的对外战争，如日俄战争（1904）、对德宣战而攻占中国青岛（1914）、济南惨案（1928）、“九·一八”事变（1931）、全面侵华战争（1937）和太平洋战争（1941）。日本如此频繁地发动对外战争的目的，在于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圈”，掌握区域秩序的主导权，进而实现独霸亚洲及征服世界的野心。这一问题自不待言。然而，若将研究视野聚焦在近代之前的东亚世界，便会发现日本的某些举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其构建日式区域秩序的尝试。本文拟将日本近代之前的倭五王的请封、隋倭国书事件和白村江之战三个原本孤立的事件作一体观瞻，通过对三者内在逻辑关系的考察，勾勒出日本尝试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小型区域秩序的历程，进而凸显出这些事件与日本历史走向的内在关联。

同时，这也意味着由于日本势力的崛起，之前以中国王朝为首、高句丽为次、百济又次之的局面被打破，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的局势也将随之改变。据学者考证，“266年到413年之间，以畿内的大和为中心进行了国家统一的运动”。在此之后，日本便将扩张的矛头指向朝鲜半岛。由于史料的缺失，这一过程不得而知，但仅从《好太王碑》的碑文中仍可见些端倪。据考证，好太王碑是高句丽长寿王为纪念其父好太王的功绩而建立的大型墓碑，建于414年。其碑文中多次出现“倭”字，但“倭”字究竟何指，至今仍有争议。无疑，“倭”指向日本列岛上的民众是不成问题的，至少可以证明彼时倭人已经侵略至朝鲜半岛。同时，若将倭王珍索求封号与好太王碑的碑文结合来看，日本征伐朝鲜半岛之事应该是存在的。其中，“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和“安东大将军”这三个封号已隐隐预示着日本政治力量或军事力量的激增。显然，日本的崛起不可能是以和平方式，必然要通过武力征讨才能得以实现。
然而，倭王珍自称的封号并未得到中国王朝的认可，中国王朝只封其为“安东将军”和“倭国王”。至倭王济时，宋文帝加封其为“使持节”和“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的封号也同之前一样册封给了倭王济，这意味着其承认了倭国的国际地位。这一局面到倭王武时又有所变化，“兴死，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按照东亚册封体制的运行模式，对周边属国而言，中国王朝册封的有效性仅限于“王一代”，新君继位必须遣使来告，重新得到中国王朝册封，其王位才具有正当性。因此，倭王武即位后就向中国王朝请封，但仍是自带封号请封，并且“都督六国诸军事”变为“都督七国诸军事”，暗示倭国“势力范围”的扩大。最终，宋顺帝册封倭王武为“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继南朝宋之后，齐、梁建政。倭王武亦遣使朝贺，先后被齐高帝封为“镇东大将军”、被梁武帝封为“征东大将军”。虽然，这种册封对中国南朝来说仅是形式而已，未有实际意义，况且中国南朝与日本、朝鲜半岛之间又间隔北朝政权，不可能对他们有实质性的影响，但这对于日本却意义非凡。通过接受中国册封，倭王树立了其在国内的权威。诚如坂本太郎所言：“日本之所以需要这个称号，是想通过这个称号，说明中国承认其统治半岛各国的正当性，然可借中国的权威君临各国，充分表现出丧失了自主性的事大思想。”表面上看，倭王武的做法确实凸显出对中国的事大主义，但其“自封”的举动并未丧失自主性，反而从中获得了政治利益。

二、 隋倭国书事件与白村江之战
如果说，隋代之前的中日关系是以中国册封、日本朝贡的不对等局面为主体，那么，自隋代起，日本则开启了谋求中日对等身份的举动。这一过程的开端是“隋倭国书”事件。隋朝终结了中国南北朝的分裂格局，重新一统天下，日本于600年向隋朝派遣使者致贺。自南朝梁代之后，中断了近百年的中日关系由此重新开始。
600—615年间，日本推古朝（529—628）先后多次派出遣隋使，隋朝也派出使者赴日，这一情形的改变与日本圣德太子的改革有着重要关联。据载，在圣德太子执政之前，东亚局势发生了明显变化，除了隋朝统一中国之外，朝鲜半岛上的新罗也逐渐强大起来，而日本却因朝廷内部新旧势力的争斗致使国势日衰。至圣德太子摄政时，他以中国王朝的政治制度及政治思想为蓝本，进行了政治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制定十二阶冠位、限制贵族势力、推进贵族官僚化和形成以天皇为首的官僚体制；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主旨，制定十七条宪法，进而提高皇权；提倡佛教，削弱氏姓贵族的势力；恢复日本与中国王朝的国交，派遣留学生，摄取中国先进的思想与文化；编纂《天皇记》《国记》等史书，加强日本的国家观念。圣德太子虽然恢复了与中国王朝的国交，但坚持相互平等的身份。于是，他在607年派遣小野妹子赴隋时，所携带的国书中出现了“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的字样，这自然引起了隋炀帝的不悦，他对鸿胪卿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关于隋炀帝不悦的原因，目前学术界较为认可的解释为“日本自称为天子”。在此之前，日本为中国王朝的属国，向中原王朝朝贡并接受册封，其身份显然与中国王朝不对等。然而，在此次的国书中，圣德太子竟将日本也称为天子，意图与中国王朝平起平坐，这是隋炀帝难以接受的。

之后，隋炀帝派使团携国书与小野妹子一并回访日本。但是，这一过程并不顺利，其间还发生了“国书被劫”事件。据《日本书纪》所载：“爰妹子臣奏之曰：‘臣参还之时，唐帝（应是隋帝）以书授臣。然经过百济国之日，百济人探以掠取。是以不得上。’于是群臣议之曰：‘夫使人虽死之不失旨。是使矣何怠之失大国之书哉？’则坐流刑。时天皇敕之曰：‘妹子虽有失书之罪，辄不可罪。其大国客等闻之亦不良。’乃赦之不坐也。”一年后，隋使裴世清又将国书带至日本，其内容为“皇帝问倭皇。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等至具状。朕钦承宝命临仰区宇，思弘德化覃被含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迩。知皇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和，深气至诚，远修朝贡，丹欵之美朕有嘉焉”。由于这段记载出自《日本书纪》而未见于中国史书，故其中的“倭皇”称谓显然不可能出自隋炀帝之口，又《善邻国宝记》引《经籍后传记》明确记载“皇帝问倭王”，因而，国书中为“倭王”非“倭皇”。这意味着，隋炀帝虽对日本的国书深感不快，却并未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来解决，而是在国书上继续采用中国王朝对属国的册封口气，这种“天子赐诸侯书”式的语气必然引起日本的不满，“圣德太子甚恶其黜天子之号为倭王，而不赏其使。仍书曰东天皇白西皇帝云云”。同时，《善邻国宝记》还记载了日本回致中国的第二个国书的形成过程。“隋帝书曰皇帝问倭皇云云，天皇问太子曰，以书如何？太子奏曰，天子赐诸侯王书式也。然皇帝之字，天下一耳，而用皇字，彼有其礼云云。天皇召太子以下而议答书之辞，太子握笔书之曰，东天皇敬问西皇帝云云，帝谨白不具。”从中可知，日本在第二封国书中虽抹去了“天子”的称谓，但“东天皇敬问西皇帝”的表述则明显地折射出其在形式上力争与中国王朝对等的外交关系，意图表明自身已不再从属于中国王朝，这是中日关系的重大转折。诚如有学者所言：“中国封爵对实现了统一的天皇已无政治利用价值可言，既然不再需要以中国封号巩固自己的国内政治地位，与中国的君臣关系也就由此告终，日本对华关系的重点转向引入、借鉴中国文化、佛教和政治制度。”又如木宫泰彦所言：“圣德太子一面向往中国文化，极愿试图吸取，而另一面又始终尊重国家体面，对隋坚持对等态度，真是值得钦佩。”自此，在两国关系对等的前提下，日本开始大规模地向中国唐朝学习。

三、 边缘化的日式区域秩序
白村江之战后，日本便开始派遣唐使赴中国学习，也延续了圣德太子的做法，始终追求与中国相互平等的身份。日本在与唐朝实施对等外交的同时，也在尝试建构以日本为中心的区域体系，有学者以“日本型的小帝国体制”称之。如果说，日式的区域秩序在“倭王武”时代初现端倪，那么，在隋唐之际，日本的区域秩序则伴随着律令制国家的确立而进一步发酵。白村江之战虽以日本战败而告终，但对于朝鲜半岛及中国东北的政权格局而言，日本毕竟是已成为仅次于中国唐朝的地区大国，实力不容小觑。故而，新罗、渤海等国在白村江战后皆有接受日本国书的情况发生。
《续日本纪》记载了第十次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吕归国后的奏文：“大唐天宝十二载(753年)，岁在癸巳，正月朔癸卯，百官、诸蕃朝贺，天子于蓬莱宫含元殿受朝。是日于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新罗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古麻吕论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时将军吴怀宝见知古麻吕不肯色，即引新罗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大日本史》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大伴古麻吕……六年归自唐，奏曰，天宝十二载元会，唐主居含元殿受贺。是日以臣等列西畔第二吐蕃下，新罗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臣争曰：‘新罗朝贡于日本久矣，而今列反列东畔上，义所不当。’于是其将军吴怀宝见臣颜色，即引新罗使，就吐蕃下，臣等列大食国上。由于这一史料仅见于日方史书，而中国史书未有记载，因此，中日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读。日本学者突出强调，日本当时的国际地位高于新罗。与之相反，中国学者不但质疑该史料的真实性，更依据《通典》中的大唐开元礼以及《唐书·突厥传》中的另一次争长事件，认为“《续日本纪》所载盛唐天宝年间日本使者向唐朝宣称‘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显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当然，中国史书未曾记载这一史料不能成为否定其真实性的依据，但其中的“新罗朝贡于日本久矣”恰是中国学者质疑该史料真实性的重要依据。由于史料的缺失，事实究竟如何，难以明证。有学者推论：“如果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及其统治者自推古朝以来对中国奉行的平等外交的传统以及当时新罗与日本的关系来看，天宝争长的存在还是十分有可能的。”本文赞同这一说法，尤其是将其与隋倭国书事件结合起来考察来看。表面上看，日本与新罗争长的原因在于新罗曾向日本朝贡，而在唐朝的典礼上新罗的地位反高于日本，故日本使者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实际上，日本对唐朝的外交始终奉行对等原则，并且是“只朝贡不受封”，其身份明显与“既朝贡又受封”的新罗不同，从这一层面来看，似乎更容易理解“天宝争长”事件的内情。

新罗、渤海是否有过向日本朝贡之事，尚存有争议，但在《续日本纪》中，却多次记载了日本致新罗、渤海的国书。其载：“正月丁亥，金儒吉等还蕃，赐其王敕书曰：天皇敬问新罗王。使人一吉飡金儒吉、萨飡金今古等至，所献调物并具之。王有国以还多历年岁，所贡无亏。”又载：“天皇敬问渤海国王：朕以寡德，虔奉宝图。亭毒黎民，照临八极。王僻居海外，远使入朝，丹心至明，深可嘉尚。但省来启，无称臣名。仍寻高丽旧记，国平之日，上表文云：族惟兄弟，义则君臣。或乞援兵，或贺践祚。修朝聘之恒式，效忠款之恳诚。故先朝善其贞节，待以殊恩，荣命之隆，日新无绝。”这些记载中，明显地出现了“天皇敬问××国王”字样。《延喜式》中的“诏书式”道出了原委：“大蕃国云天皇敬问，小蕃国云天皇问。”《延喜式》为日本平安时代的律令条文，于967年颁布实施。由此可知，“天皇敬问”的国书语气是对藩属国的称谓，而藩属国又有大小之分。虽然，以上两个国书颁发于8世纪前期，《延喜式》颁布于10世纪中叶，二者相差近二百年，但这更进一步地说明了“日式区域秩序”在8世纪初确立，并且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重要的是，日式区域秩序的确立与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建构过程紧密相连。7世纪末，日本开始仿效唐代律令制来建设自身的律令制国家。701年，“大宝律令”的制定标志着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形成。继之的“养老律令”，更凸显出以日本为中心的区域秩序。《养老律令·公式令》：“诏书式。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诏旨云云，咸闻。”《令集解》进一步解之：“谓以大事宣于蕃国使之辞，释云：宣蕃国大事辞。古记云：御宇日本天皇诏旨，对邻国及蕃国而诏之辞。问：邻国与蕃国何其别？答：邻国者大唐，蕃国者新罗也。朱云：宣蕃国辞谓，我化内来时宣辞耳，非宣遣蕃国。市十今案指宣使之辞也，但宣遣蕃国之辞，可求之，额不同也，但事大小可有式之也。”据此可看出日式区域的构图，即以日本为中心、为化内，其他为化外。化外又有邻国与蕃国之分，唐朝为邻国，新罗、渤海为蕃国。此外，还包括虾夷等为夷狄。对此，有学者认为，“诸蕃和夷狄的朝贡，是确立‘小帝国’构造圈必备的条件，但随蕃国不再入贡，或入贡意义变质，及夷狄的内属，‘小帝国’实际上仅存其名”。

白村江战役的惨败，意味着日本第一次尝试扭转中日政治落差的失败，但日本在失败中觉醒，在双方对等关系的前提下积极向对手学习，甚至在政治模式上也效法唐朝。在政治实力激增至一定程度时，日本开始从其他层面挑战中国，日式区域秩序的建构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然而，这种日本一厢情愿的做法对朝鲜半岛及中国是否有效，我们从《续日本纪》中就可看出问题。其载：“遣新罗使奏：‘新罗国，失常礼，不受使旨。’于是，召五位已上并六位已下官人惣卌五人于内里，令陈意见。”其中的“不受使者”，应是新罗不接受日本的国书或诏书。“责问渤海王表无礼于壹万福。是日，告壹万福等曰：‘万福等，实是渤海王使者。所上之表，岂违例无礼乎。由兹，不收其表。’”“新罗使还蕃。赐玺书曰：天皇敬问新罗国王。朕以寡薄，纂业承基。理育苍生，宁隔中外。王自远祖，恒守海服，上表贡调，其来尚矣。日者亏违蕃礼，积岁不朝。虽有轻使，而无表奏。”又《日本后纪》载：“先是，渤海国王所上书疏，体无定例，词多不逊。今所上之启，首尾不失礼，诚款见乎词。”仅从以上四条日本方面的史料来看，日本推行的区域秩序并未按照其预想展开，新罗、渤海等国常在国书上各行其是，既不以日本为宗主国，也未奉其正朔，甚至朝贡日本的次数也并不多见，因而引起双方冲突。
然而，由于新罗、渤海等国的实力难以与日本抗衡，两国更希望在与日本的交往中获利，故两国有时也会顺应日本的要求在国书称谓上让步，但其从属意识并不是太强烈。同样，对中国唐朝而言，日式的“小帝国”模式对其影响不大。在《旧唐书》中对日本的记载是：“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由此可推测，日本因与唐朝采取的是对等关系，且又有以日本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故“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虽然，日式区域秩序难以冲击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区域体系，且影响力度有限，对新罗、渤海等国也并无太大意义，仅属于边缘化的区域秩序，但这是日本在军事上挑衅中日落差后，继续尝试构建区域秩序的举动，对后世日本的历史发展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结语
894年，日本终止了遣唐使。对于其原因的探讨，学界一直未曾停止。其中，日本学者森克己的解释较为合理，即日本难以承担遣唐使高昂的费用及唐日商人的民间活动取代了两国之间的政治往来。这也从另一侧面解释了此后五百余年中日两国“政冷经热”的状况。两国虽无邦交往来，但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极为繁盛，双方均获利巨甚。即便是元朝曾有过两次征日的军事行动，但其后也并未影响两国的民间交往。两国的交往是以经贸往来为主、文化交流为辅，其间扮演重要角色的分别是商人和僧侣。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已不同于隋唐时期，以僧人为代表的佛教交流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日本留学生的数量则大为减少。尤其是，日本在学习、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融合自身文化形成了国风文化，渐渐取代了唐风文化，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文化，为后来江户日本扭转文化落差奠定了基础。
日本从五世纪到九世纪的一系列举动，恰是日本尝试构建区域秩序的诸多重要环节。原本，在前近代的东亚世界内，长期存在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区域秩序，有学者将其表现形式括为“文化上的‘华夷关系’、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和经济上的‘封贡关系’”，并进而指出，以上“三大纽带”是建立在“三大落差”的基础上的，即与“华—夷”对应的“文—野”价值落差、与“宗—藩”同构的“中—边”地位落差和与“封—贡”相应的“厚—薄”丰瘠落差。从秦汉大一统到明清时代，中国王朝展现出了强大的综合实力，在各方面皆优于周边诸国，即使是处于分裂时期，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力，周边诸国也是难以望其项背。这意味着，中国王朝与周边王朝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落差”，是维系前近代东亚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展现了强大的实力，因此，日本即便试图通过武力方式来扭转二者间的差距与地位，却均以失败告终。自白村江之战后，日本尝试建构以日本为中心的小型区域秩序，虽然影响力有限，但是，日本从未放弃构建日式区域秩序的野心。一千多年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增强了国力，并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削弱了中国国力，与西方列强争霸东亚地区。从这一方面考察，日本在五至九世纪期间构建日式区域秩序的尝试，与之后丰臣秀吉的“征朝侵明”之战、幕末的“征韩论”以及明治初期日本吞并琉球的举动实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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