镰仓幕府所以一再拒绝元朝统治者的招谕，当时神国思想的对外观、幕府的武威意识，及新华夷观是必须考虑的。在古代，日本已有因神明拥护所以能支配「诸蕃」（特别是新罗）的对外优越意识，这是神国观的主要内容。神功皇后「征伐三韩」的传说，是此一神国思想的原点；元军征日，则是神国观形成的画时期。两次元日战争，思想面给予日本的影响大於军事面，禅僧东严慧安、高唱法华经的日莲，均认为日本是天地诸神守护的神国，神国思想此时以前所未有的狂热情绪被唤起和鼓吹。其次，蒙古的侵袭是空前的对外危机，所引发政治、社会的不安和紧张，对「武」的依存和期待也特别强烈，武家的存在被肯定。东严慧安即认为，日本是「武艺」优秀，弓箭、甲胄无以类比的武道之国，而日本之所以是武艺优秀之国＝军事强国，不外有武家＝幕府的存在，因此主张幕府应发挥威势，对蒙古采取武力对决的方针。由於和蒙古的关系持续紧张，幕府武威的发扬和主张是当然的。又，在发扬神国威势的同时，新华夷观亦出现，即视他国为**，尤其将高丽视为「日本之犬」，以致在两次元军征日之后，都有「征伐异国（高丽）」的侵略主义产生。神国思想中神秘、独善的本国优越意识被强化，因此产生对他国表现露骨的蔑视观。因此外交上，一方面想与元取得对等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欲以武力对抗元军、征服高丽。
元军征日，促使日本朝野上下一致应战，探究中世日本的对外观，可以了解这场战争的背景。天照大神－天皇－皇土的神国思想，对武与武威的认识，及蔑视三韩的新华夷观，这种思想、认识与意识，其后即潜藏在日本社会的深层。近世以至近、现代，日本进兵朝鲜与中国，均可以此视点究其根源。
关键词：镰仓幕府、神国思想、武威意识、华夷观、神功皇后、三韩（新罗、百济、高句丽）

一、前言
所謂中世，廣泛而言，是指九～十七世紀前半。分兩期，前期從遣唐使廢止( 859年) 之後至十五世紀初與明恢復國交（非正式國交）。後期是從十五世紀初至鎖國幕藩制外交秩序建立。1本文標題雖是中世日本的對外觀，但以元軍征日為主，因此論述的範圍側重在十三世紀。日本的對外意識，較明確顯現神國思想和華夷思想，是在七～八世紀，因此這兩個問題必須追溯，不僅限於十三世紀。又，武威意識與武家政權的建立有關，鎌倉幕府是以武士為中心的政權，其重武是必然的。因此本文對武家政治成立的過程，亦有說明。
鎌倉幕府對蒙古的招諭，採強硬不予回覆的態度，並視蒙古為戎夷，考察其原因，與當時的東亞情勢，及神國思想、武威意識、日本中心思想等有密切關聯。本文主要就這四個單元分析十三世紀日本的對外觀。在日本，對外交通、交流的研究不少，但針對某一歷史事件，就思想、意識方面，研究其對外交涉、態度的專論則很少。元軍征日，當時日本視為是空前的國難。日本不惜與蒙古決戰，同時敵視協助蒙古作戰的高麗，其思想、意識值得探究。本文主要利用日本古文書、史籍、專著、論文等，對此作較深入的探討。
二、十三世紀東亞的情勢
十三世紀的東亞，在中國是金、宋二王朝，及蒙古帝國的興起、隆盛以至衰微。朝鮮半島有高麗王朝，日本則是天皇與鎌倉幕府並立的二元政府。 [1] 元軍二次出兵日本，高麗二次協同元軍征日，日本則堅決應戰，三國間的軍事糾葛，與當時東亞的國際情勢有密切關聯。
參見網野善彥等，《列島內外の交通と国家》（收入朝尾直弘等編，《日本の社會史》，第1卷，東京：岩波書店，1987年1月14日），頁98。

(一)、元與日本
蒙古鐵木真於1206年即汗位後，便南向發展。1234年窩闊台滅金，據有華北。1260年忽必烈即位，1271年改國號為元。蒙古以其馬戰的威力，征服歐亞廣大區域，但對南宋的攻擊卻陷於膠著。就當時的國際情勢來看，南宋能繼續抵抗，與海上交通無阻有關。日本與南宋關係友好，切斷南宋與日本的聯繫，使日本加入元朝陣營，應是解決困難戰局的最好方策。1266年，忽必烈開始遣使招諭日本。11月使者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等至高麗國都江都，高麗國王元宗派宋君斐、金贊為嚮導。12月出發，時正值海上風大濤險，高麗使者秉承其王不願得罪日本之意，乘機進言不宜冒險前往。1267年正月僅至巨濟島而返。但忽必烈下詔切責，並再令黑的、殷弘二人將國書送至高麗，由高麗派使送至日本。其間高麗大臣李藏用雖上書世祖，剖析利害得失，但不為世祖接受。1267年底，高麗王派使臣潘阜攜蒙古國書與高麗國書至日，11月到達對馬。1268年正月將國書與方物交予筑前守護少貳資能，閏正月8日，資能將國書送達鎌倉幕府。潘阜在大宰府停留約五個月，未得國牒而歸，此為第二次招諭。同年九月，黑的、殷弘再次受命至高麗。12月高麗王派申思佺、陳子厚、潘阜為嚮導。1269年初抵對馬，島民拒絕使團上陸，此第三次招諭，僅擄對馬島民塔次郎、彌次郎二人而歸。9月，命于婁大等送還二位對馬島民。高麗派金有成、高柔等護送。17日到達對馬島伊奈浦，24日國書送達京都。此第四次遣使，仍未能得到答覆。1270年12月再次遣女真人趙良弼使日，並派忽林失、王國昌、洪茶丘率兵屯駐高麗金州。趙良弼一行於1271年9月19日抵達博多今津港，大宰少貳藤原經資將國書呈報幕府和朝廷，但仍得不到答覆，1272年正月趙良弼回高麗，是為第五次遣使。1273年3月，趙良弼由高麗再至大宰府，並要求上京都，但仍未 達目的而歸，此為第六次招諭[2]。與日本「通好」失敗，忽必烈於1274年10月發兵征日，結果遇大風撤歸。但忻都等統帥掩飾敗退實情，使忽必烈誤信日本在元軍打擊下，必將與元通好。1275年2月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攜國書使日，高麗派徐贊為嚮導。4月15日一行到達長門國室津，大宰府守護所將其送至鎌倉，9月20日卻在龍口被斬。1279年2月滅宋，6月再度派周福、欒忠等赴日，大約7月中旬，使者在博多為日本鎮西奉行斬殺。忽必烈努力「通好」卻毫無結果，1281年5月再度征日，此次又遇颱風慘敗。之後，忽必烈於1283年、1286年、1287年、1288年、1289年五次下令征日，但皆因大臣諫阻或各地叛亂，而未能實現。1294年忽必烈死，征日計畫遂束之高閣。其間1283年8月，曾令王君治、僧侶如智攜詔諭國書赴日，亦因遇颶風，不得其果而歸。1284年5月王積翁等至對馬島即被殺。1292年7月則有燕公楠搭日商船，獻國書。1299年3月成宗又派補陀山僧一山一寧攜國書赴日，但執權北条貞時仍持不回信態度，這是元朝最後一次遣使。元日兩國終未能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1266～1284年日方主要由執權北条時宗 ( 1251~ 1284 ) 擔任交涉，[3]此時日本政柄在幕府，年幼的將軍惟康親王只是傀儡。外交機構為大宰府，大宰少貳負責轉呈國書、接待使者。元使趙良弼曾要求直接將國書上呈天皇，但為大宰少貳藤原經資拒絕，理由是「蠻夷者參帝闕，事無先例」[4]此說明大宰府的職權外，亦反映日本視元為蠻夷的思維。又，北条時宗無視廷議，對元之國書堅持不作答覆，在鎌倉龍口和大宰府斬殺元使，此均顯示武家尚武的特性，及對國際認識的缺乏。元日間雖無正式外交，但至鎌倉末，慶元（寧波）—博多間的商船往來頻繁，尤其文物交流特別顯著。此二元外交的手法，是日本外交的特質。
[2]六次遣使，參見明．宋濂，《元史》（北京：中華书局，1976年），卷208，外夷一，日本，頁4625~4628。相田二郎，《蒙古襲來の研究》增補版（東京：吉川弘文館，1982年9月），頁24~52。
[3]1284年（弘安7年）4月4日北条時宗死，7月7日北条貞時就任執權。
[4]藤原經長，《吉續記》（收入笹川種郎編輯，矢野太郎校訂，《史料大成》，23冊，東京：內外書籍株式會社，1935年7月15日），頁304上，文永8年10月24日條。

(二)、元與高麗
蒙古南下征服中國，為避免背後受敵，降服高麗成為必要戰略。從1231～1259年，約三十年間蒙古六次出兵高麗。[5]時高麗由武人崔氏主政，[6]1232年將國都由開京遷至江華島作長期抗戰。1257年以崔氏政權沒落為轉機，高麗放棄抗戰方針，高宗以還舊都和遣太子入朝為條件請和。1259年4月太子倎入朝，但高宗尚未還都開京，6月即病死，元憲宗蒙哥兒汗則於7月圍攻四川合州城時病歿。翌年閏11月，忽必烈由襄陽班師北上，倎奉幣迎謁於道。忽必烈驚喜曰：
高麗萬里之國，自唐太宗親征而不能服，今其世子自來歸我，此天意也。[7] 乃命達魯花赤、束里大等，護送倎歸國。[8]倎於4月即位，是為元宗。時，江淮宣撫使趙良弼上言曰：高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尚未臣附。前歲太子倎來朝，適鑾輿西征，留滯者二年矣。供張踈薄，無以懷輯其心，一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榖，待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 已死，誠能立倎為王，遣送還國，必感恩戴德，願修臣職。是不勞一卒，而得一國也。[9]
即建議「宜厚其館榖，待以藩王之禮」、「立倎為王，遣送還國」。陜西宣撫使廉希憲亦有類似之言。[10]此為世祖放棄對高麗長年用兵，改採懷柔之策的重要建言。
1264年（至元元年）蒙古遣使高麗，詔曰：朝覲諸侯之大典也。朕纘承丕緒于今五年，第以兵興有所不暇。近西北諸王率眾欵附，擬今歲朝王公郡牧於上都。卿宜乘馹而來庸修世見之禮，尚無濡滯。[11]
元宗因之入覲，十二月回國後，翌年正月遣廣平公恂、大將軍金方慶、中書舍人張鎰等至蒙古「謝恩獻方物」。[12]五月恂等歸國，「帝厚慰遣之，中外稱慶」[13]兩國關係漸親善。
[5]第一次1231年，第二次1232年，第三次1235～1239年，第四次1247年，第五次1253年，第六次1254~1259年。參見旗田巍，《日本と高麗—蒙古襲來を中心にして》（東京：學生社，1990年6月），頁21~24。池內宏，《元寇の新研究》（東京：東洋文庫，1931年12月），頁4~16。
[6]崔氏武人政權成立於1196年，至1258年止。在高麗武人政權是特例，其後的李氏朝鮮王 朝是文人支配的政權。
[7]韓．鄭麟趾，《高麗史》(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影印本），世家卷25，元宗1，頁380下，元宗元年3月丁亥條。
[8]同上。
[9]韓．鄭麟趾，《高麗史》(一)，世家卷25，元宗1，頁380下，元宗元年3月丁亥條。
[10]同上。
[11]同上書，世家卷26，元宗2，頁391下，元宗5年5月辛巳條。
[12]同上書，同卷，頁393上，元宗6年春正月乙未條。
[13]韓．鄭麟趾，《高麗史》（一），世家卷26，元宗2，頁393下，元宗6年5月己巳條。
[14]同上書，同卷，頁394下，元宗8年8月丙辰條。

[27]對元之風俗，父子二人態度亦完全不同。元宗不願遽變祖宗家風，忠烈王則將全國改易蒙古服色。參見韓．鄭麟趾，《高麗史》（一），卷28，頁428下，元宗15年12月丁巳條；同書（二），卷72，頁476下，忠烈王4年2月條。
[28]參見同上書（一），卷27，頁410下~411上，元宗12年3月癸巳條；同卷，頁415上，元宗12年8月丁巳條；頁417下~418上，元宗13年3月丁巳條；同卷，頁423下，元宗15年春正月條；頁423下~424上，元宗15年2月甲子條。
[29]韓．鄭麟趾，《高麗史》（一），卷28，頁429上，忠烈王元年春正月庚辰條。

即哀哀陳言高麗民生凋弊，莫此為甚。東征日本所需戰艦和兵糧，實非小邦高麗所能支。但1278年（至元15年，忠烈王4年）7月，忠烈王赴上都親謁世祖時，奏曰：
日本一島夷耳，恃險不庭，敢抗王師，臣自念無以報德，願更造船積穀，聲罪致討，蔑不濟矣。[30]
即明顯表示願意造船積榖，助征日本。1280年（至元17年，忠烈王6年）8月，對東征日本又奏請七事。同年11月，向中書省進一步報告戰備。[31]青山公亮認為至元15年7月忠烈王的奏請，不外是虛言，而敢作此大膽虛言的理由，則是高麗的生死掌握在元主手中。又，11月上中書省書，則是希望減少高麗的負擔，緩和自國的苦境。[32]中村榮孝認為高麗態度改為順從，與倭寇侵略日熾有關。忠烈王想藉東征日本，一方面提高自國官軍的地位，請減兵員，請下賜武器，請慰問百姓，以減輕自國的負擔和苦痛。另一方面利用世祖東征計畫，可以征討倭寇，解決倭寇入侵問題。[33]池內宏認為中村榮孝的「倭寇說」，缺乏文獻考據，是空中樓閣。忠烈王奏請助征，即使是奉承話，但盡其國力以副上國之命。對無法負擔的加以陳辯，應當要求的則要求之， 而世祖也很快的認可他的奏請，所以青山公亮的看法部分可以認同。[34]南基鶴亦認為高麗態度轉為積極，並非倭寇問題，因倭寇問題的深刻化是1320年以後，倭寇真正大規模活動則是1350年代以後。[35]
忠烈王曾入質蒙古，尚忽必烈女，[36]並獲賜「駙馬國王」金印。[37]其令「境內皆服上國衣冠開剃」，[38]喜好蒙古風俗。至元17年，又由蒙古得到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等官職，[39]但高麗作為蒙古東征日本的基地，在征東行省的管轄下，事事受達魯花赤干涉，還要滿足蒙古軍事、財政等各方面的需求。元軍兩次征日，忠烈王提供兵力、船艦、糧食助征，高麗國力、民生大受影響。1294年（至元31年，忠烈王20年）忽必烈死，征日中止，高麗才得以從長期日元交涉、對立中被解放。
[30]同上書，同卷，頁439下，忠烈王4年秋7月甲申條。
[31]參見同上書，卷29，頁451上，忠烈王6年8月辛卯條；頁455上~456下，忠烈王6年11月己酉條。
[32]參見青山公亮，〈弘安の役と高麗〉（《史學雜誌》，36～10，1925年10月），頁818~820、825、829。
[33]參見中村榮孝，〈文永．弘安兩役間に於ける日、麗、元の關係〉（《史學雜誌》，37~7，1926年7月），頁658~668。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上（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年9月），頁83~87。
[34]青山公亮反對中村榮孝的看法，參見青山公亮，〈文永弘安兩役間の倭寇と高麗の對時局策について〉（《史學雜誌》，37~11，1926年11月）。
[35]參見南基鶴，《蒙古襲來と鎌倉幕府》（京都：臨川書店，1996年12月），頁200~201。
[36]以太子為人質仕蒙古宮廷，是藩屬國的義務之一。參見明．宋濂，《元史》，卷7，世祖4，頁136，至元8年秋7月乙酉條；卷8，世祖5，頁155，至元11年5月丙申條。
[37]韓．鄭麟趾，《高麗史》（二），卷72，頁478下，忠烈王8年9月條。
[38]同上書，同卷，頁476下，忠烈王4年2月條。元宗一朝仍維持固有風俗，有近臣勸其倣元風俗，元宗答曰：「吾未忍一朝遽變祖宗之家風，我死之後，卿等自為之。」參見同上書（一），卷28，頁428下，元宗15年12月丁巳條。
[39]參見明．宋濂，《元史》，卷11，世祖8，頁226，至元17年冬10月癸酉條。

(三)、日本與高麗
十三世紀日本與高麗的交涉，倭寇是最大問題。《高麗史》高宗10年（貞應2年，1223年）5月條載：「倭寇金州」，40這是「倭寇」二字見於史料之始。其後，《高麗史》對倭寇侵襲金州、慶尚道沿海州縣等，有較詳細的記載。[41] 此時期的倭寇規模雖不大，但不僅衝擊高麗，也衝擊日本，[42]兩國對倭寇問題已開始交涉。如1226年（高宗13年，嘉祿2年）6月，以對馬島人為主的海寇侵襲金州，高麗於翌年（高宗14年，安貞元年）2月即向大宰府送牒嚴重抗議。[43]當時九州的最高支配者大宰少貳武藤資賴未依慣例將牒狀進呈朝廷，且在高麗使者朴寅面前斬殺惡徒九十人，並私送返牒。[44]《高麗史》載：「日本國寄書謝賊船寇邊之罪，仍請修好互市。」[45]對此，《百鍊抄》則載：
太宰少貳資賴不經上奏，於高麗國使前捕惡徒九十人斬首，偷送返牒云云。我朝之恥也，牒狀無禮云云。[46]
日本認為這是恥辱，牒狀無禮。此後，海寇稍衰，但仍侵擾不斷。[47]高麗一方面加強防備，另一方面則與日本交涉禁壓海寇，如1251年（高宗38年，建長3年）11月在金州築城備倭。[48]1259年（高宗46年，正元元年）7月遣使日本，請禁海賊。[49]1260年（元宗元年，文應元年）2月，以濟州島為宋商、島倭往來之地，特於此設防護別監，以備非常。[50]
[40]韓．鄭麟趾，《高麗史》（一），卷22，頁336上，高宗10年5月甲子條。
[41]參見同上書，同卷，頁337下，高宗12年夏4月戊戌條；頁338，高宗13年春正月癸未條；頁338下，同年6月甲申條；頁338下，高宗14年5月庚戌條；頁338下，元宗4年2月癸酉條。
參見池內宏，《元寇の新研究》，頁 200、216～218。
[42]日本擔心高麗因此攻打日本。參見藤原定家，《明月記》第2（東京：國書刊行會，1969年9月10日），頁545上，嘉祿2年10月17日條。
[43]參見不著撰人，《吾妻鏡》（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50~3，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年6月10日），頁56，安貞元年5月14日條。
[44]參見竹內理三編，《大宰府．太宰府天滿宮史料》（福岡太宰府町：太宰府天滿宮，1971年10月30日），卷7，對州編年略，安貞元年5月，頁400~401。
[45]韓．鄭麟趾，《高麗史》（一），卷22，頁338下，高宗14年5月乙丑條。
[46]不著撰人，《百鍊抄》（收入黑板勝美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16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81年），頁164，安貞元年7月21日條。
[47]參見不著撰人，《吾妻鏡》，頁121，貞永元年閏9月17日條。
[48]參見日本史料集成編纂會編，《中國．朝鮮の史籍における日本史料集成》（東京：國書刊行會，1978年9月20日），三國高麗之部，頁266。
[49]韓．鄭麟趾，《高麗史》（一），卷25，頁377下，高宗46年7月庚午條。
[50]同上書，同卷，頁379下，元宗元年2月庚子條。

1263年（元宗4年，弘長 42
3年）2月，倭寇金州熊神縣，掠貢船，高麗遣使日本，嚴重抗議並請禁海賊。[51] 1265年（元宗6年，文永2年）7月，南道沿海州郡又遭寇掠，高麗以三
別抄防禦。52但日本與高麗的關係，並沒有因倭寇問題而惡化。高麗為要求日本禁壓倭寇，採取與日本保持友好的方針，如對遇風漂泊高麗的日本商人、僧侶及船隻，提供糧食和船隻，並護送其回國。53日本大宰府方面，則為確保與高麗的外交關係，及對宋貿易航路上的安全，除接受高麗的抗議，並努力禁壓倭寇。
忽必烈招諭日本期間，高麗憂慮日本不應招諭，將成為高麗之累，因此全力勸說日本。《高麗史》載：
蓋藏用度日本竟不至，將累我國，故密諭黑的欲令轉聞寢其事。[54]
二次元軍征日之後，高麗仍採防禦之策，如1278年（忠烈王4年）向忽必烈請留合浦鎮戍軍以備倭。[55]1280年（忠烈王6年）5月，倭賊寇略固城、漆浦、合浦，遣大將軍防守海道，增派兵員分守慶尚、全羅道。[56]1281年10月以後，原為征日而設的征東行省，防倭的性質增強。[57]反觀日本，原掌握對外交涉權的大宰府大宰少貳武藤資賴，因1286年（弘安9年）10月幕府在博多設鎮西探題，外交權轉移至探題北条實政手中。[58]
[51]韓．鄭麟趾，《高麗史》（一），同卷，頁388下，元宗4年2月癸酉條。頁389上，同年4月甲寅條。
[52]同上書，卷26，頁393下，元宗6年7月丁未條。
[53]參見同上書，卷25，頁389下，元宗4年6月庚戌條；同頁，同年7月乙巳條。
[54]同上書（三），卷102，頁202上，李藏用傳。
[55]參見韓．鄭麟趾，《高麗史》（一），卷28，頁442上下，忠烈王4年秋7月戊戌條。
[56]參見同上書，卷29，頁450上，忠烈王6年5月癸卯條。
[57]參見高柄翊，〈麗代征東行省の研究〉（《東亞交涉史の研究》，漢城：ソウル大學出版部，1970年），頁222~229。池內宏，〈高麗に於ける元の行省〉（《東洋學報》，20~3，1933 年2月），頁11~20。
[58]參見瀨野精一郎，《鎮西御家人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年9月），頁146。田中健夫，《中世對外關係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年10月），頁38~39。村井 章介，〈鎮西探題の成立時期〉，《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東京：枝倉書房，1988年11月），頁227~235。

武藤氏地位下降，對高麗 交不易展開，禁制倭寇亦隨之鬆弛。其後，由於高麗國勢衰退，加上鎌倉末期惡黨等諸社會問題，至十四世紀遂爆發大規模的海寇行動。[59]
元軍征日前，日本與高麗並無正式國交，兩國間是以「進奉船」方式來往。此制十三世紀初已存在，60是日本大宰府（博多）、對馬、壱岐、薩摩等的商人，偽稱「進奉使」，每年一次，每次二艘船到高麗朝貢，[61]但高麗商船幾乎不到日本。1272年7月，元軍東征前夕，倭船至金州、慶尚道按撫使曹子一言：「恐交通事覺，獲譴于元，密令還國。」[62]可知在此國際關係緊張的時刻，日本與高麗的往來，仍以「進奉」形式進行。但忽必烈決定東征後，作為藩屬國的高麗不得已被動員，日本卻將高麗與蒙古一樣，視為侵略國。如1271年（至元8年）9月，三別抄為對抗蒙古向日本求援時，日本認為「二國和合，衣冠一致，兩度牒使高麗人也，顯然無疑。」[63]即將高麗與蒙古等同視之。1275年（至元12年），作為嚮導與元使一同到日本的高麗使者，在龍口一起被斬。[64]元軍第二次征日敗退後，被日本俘虜的元兵中，除新附軍外，蒙古、高麗、漢人士兵全被殺。[65] 又，第一、二次征日後，日本甚且二 次以「異國征伐」之名，企圖攻打高麗。[66]日本對高麗抱持強烈的敵對感，和蒙古一樣，是「異國」、「異敵」、「外敵」。元軍東征日本，使日本與高麗間關係惡化，原本非正式外交的通商往來，亦幾乎斷絕。至十四世紀倭寇規模擴大後，兩國才又開始有外交交涉。
參見南基鶴，《蒙古襲來と鎌倉幕府》，頁202~203。 [60]平經高，《平戶記》（收入笹川種郎編輯，矢野太郎校訂，《史料大成正編》，24冊，東京：內外書籍株式會社，1935年2月12日），頁52下，延應2年（1240）4月17日條，付泰和6年（1206）2月給對馬島的「高麗國金州防禦使牒」中，有「進奉之禮」一語。參見青山公亮，〈日麗通商管見〉（池內宏編，《白鳥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岩波書店，1925年12月），頁127~131。
[61]韓．鄭麟趾，《高麗史》（一），卷25，頁389上，元宗4年4月甲寅條載：「自兩國交通以來，歲常進奉一度，船不過二艘。」
[62]同上書，卷27，頁419下，元宗13年7月甲子條。
[63]竹內理三編，《鎌倉遺文》（東京：東京堂出版，1971~1997年），卷14，10880號，文永8年9月15日東巖慧安願文，頁303下。
[64]參見相田二郎，《蒙古襲來の研究》增補版，頁25。
[65]參見元．蘇天爵，《國朝文類》（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3月），卷41，征伐，日本，頁24下。
[66] 參見相田二郎，《蒙古襲來の研究》增補版，頁128~130、143~145。

三、神國思想
日本是神國的思想，在《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兩書中，有充分反映。日本國界充滿神祇，是神明守護的國家。平安中期以後，「神國日本」的用語，屢屢出現於文獻中。在蒙古招諭及用兵日本期間，又由於神孫君臨思想的萌生，及日本中心主義等優越意識的強化，遂產生蔑視他國的對外觀。此神國思想的對外觀，相當程度限制了中世日本的國際意識。
(一)、神國日本
日本是神創造的國家，根據《古事記》記載，天地初開時，高天原出現天之御中主神（主宰萬物之神）、高御產巢日神（皇室系之神）、神產巢日神（出雲系之神）三神。在土地剛形成時，出現宇麻志阿斯訶備比古遲神（萬物生命力之男神）、天之常立神（天永遠存在之神）二神，以上五神是特別的天神。[67]接著出現國之常立神（國土永存之神）、豐雲野神（原野神）、宇比地邇神（泥土神）、和須比智邇神（砂土神）、角杙神和女神活杙神、意富斗能地神和女神大斗乃辨神、淤母陀琉神（地表完成神）和女神阿夜訶志古泥神（無比敬畏之神）、伊邪那岐神（男誘神）和伊邪那美神（女誘神）。從國之常立神以下至伊邪那美神，合稱為神世七代。前二神單獨各為一代，後十（淡神各合二神為一代。[68]其後伊邪那岐神和伊邪那美神生淡道之穂之狹別島路島和穂之狹別二島之合稱）、伊豫之二名島（四國）、隱伎之三子島（隱岐島）、筑紫島（九州）、伊伎島、津島、佐度島、大倭豐秋津島（本州），這八島合稱大八島國。[69]接著又生吉備兒島（兒島郡）、小豆島（備前和讚岐間的島）、大島（周防的大島郡）、女島（姬島）、知訶島（五島、平戶諸島的總稱）、兩兒島（不詳）等六島，[70]國土至此完全生完。於是開始生各類神，如岩土男神、岩砂女神、門神、修屋頂之男神、掌家屋之神、河口神、海水神、風神、木神、山神、野神、穀神、火神等。伊邪那美神生了火神後死去，二神共生十四座島、三十五種神。[71]之後，伊邪那岐又生各種神，因其去過污穢國度，遂進行淨身拔褉。在淨身過程中，又生出許多神，[72]最後在洗左眼時，生天照大御神（太陽女神）；洗右眼時，生月讀命（月神，命是神的敬稱）；洗鼻子時，生建速須佐之男命（勇猛男神）。並命天照大御神統治高天原，月讀命統治夜的世界，建速須佐之男命統治海原。[73]天照大御神雖命其子天忍穂耳命降臨人間，統治葦原中國，結果則是天忍穂耳命之子邇邇藝命降臨筑紫日向的高千穂。[74]神倭伊波禮毘古命（神武天皇）是海神之女豐玉毘賣和火遠理命（獵人）所生，他和同母哥哥在高千穗宮商量，想找一較容易執行天下之政的地方，後來他向東，一路平定粗暴的眾神，終於坐鎮畝火的白橿原宮（奈良橿原），統治天下。[75]以上是日本誕生、神孫降臨，及神武天皇東征統治天下的記事。
[67]參見植松安、大塚龍夫，《古事記全譯》（東京：不朽社藏板，1936年12月18版），上卷，頁15~16。天地開闢神話，參見松本信廣，〈日本神話に就いて〉（收入岩波講座《日本歷史》，東京：岩波書店，1935年2月14日），頁23~35。
[68]參見植松安、大塚龍夫，《古事記全譯》，同卷，頁17~19。
[69]參見同上書，同卷，頁21~29。太安萬侶撰，張文朝譯，《古事記》（台北：張文朝，1995年7月初版），上卷，頁8~10。
[70]參見植松安、大塚龍夫，《古事記全譯》，上卷，頁29~30。
[71]參見同上書，同卷，頁31~36。
[72]參見同上書，同卷，頁36~54。太安萬侶撰，張文朝譯，《古事記》，上卷，頁13~18。
[73]參見植松安、大塚龍夫，《古事記全譯》，上卷，頁54~56。
[74]參見同上書，同卷，頁135、162~163、171。
[75]參見同上書，同卷，頁206~207。中卷，頁209~235。

「神國」再次出 現於文獻，是《三代實錄》貞觀11年（869）12月14日條。這年新羅國二艘兵船寇略筑前國海岸，在對伊勢神宮天照大神祈願熄滅外難的祈禱文中，有「我日本朝所謂神明之國」一語。90其後《宇多天皇御記》仁和4年（888）10月19日條，有「我國是神國也，因每朝敬拜禮四方大中小天地神祇。敬拜之事，始自今度，一日無怠。」[91]但清原貞雄認為，此時「日本是神國」的情緒，並非基於國民的自信，如869年新羅的入侵，日本為此祈神達半年，顯示日本實際上是畏懼新羅。所謂日本是神國，藉神力得以退賊的想法，僅《小右記》長元4年（1031）8月23日條，有「本是自慰消極的表現。[92]又，朝神國」之語。[93]《石清水文書》寬治4年（1090），白河上皇對石清水八幡的祈禱文，有「抑本朝神國」。[94]保安4年（1123）同法皇的祈禱文，又再言《台記》康治元年（1142）11月23日條，有「日本者神「抑我朝神國」[95]。
國也」。[96]（原文如此）
由上知，鎌倉時代以前，表現「神國日本」思想一語的使用，在九世紀中期以後，有增多的傾向，這也是日本國民自覺意識、日本中心主義萌生的反映。
[90]藤原時平等撰，《日本三代實錄．前篇》（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
國史大系》，6~1，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年4月10日），卷16，貞觀11年12月14日條，頁255。
[ 91]中村直勝，《宇多天皇御事紀》（京都：宇多天皇一千年御忌臨時局，1930年5月6日），第1章第4節，寬平の治（下），頁61。
[92]參見清原貞雄，《中世國民の精神生活》（東京：中文館書店，1939年11月25日），頁193~194。
[ 93]藤原實資，《小右記》（收入增補史料大成刊行會編，《增補史料大成》，別卷1~3，京都：臨川書店，1965年），頁278下。 [94]《堀河天皇》（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3編之1，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8年4月1日覆刻），寬治4年12月16日，頁998。 [95]同上。
[96]藤原賴長，《台記》（收入增補史料大成刊行會編，《增補史料大成》第23卷，京都：臨川書店，1997年9月30日第7刷），頁78上。

鎌倉時代，神國日本的用語，文獻記載更多，如《吾妻鏡》元曆元年（1184）2月25日條，賴朝上奏朝廷有關諸社事時，有「我朝者神國也，往古神領無相違。」[97]元曆2年5月24日條，義經送給賴朝的書信中，有「我國神國也，神不可稟非禮。」[98]其他《撰集抄》、《續後撰和歌集》、《保元物語》、《源平盛衰記》、《倭姬世記》、《玉葉》、《玉蘂》、《平戶記》等，均可散見「神國」一語的記載。[99]
當蒙古招諭國書陸續送達，對外關係緊張的時刻，日本是神國的思想瀰漫國內，如1269年（文永6年）12月，京都正傳寺禪僧東巖慧安在石清水八幡宮祈願：
八幡大士六十餘州一切神等，今日本國天神地祇以於正法治國以來，部類眷屬充滿國界。草木土地山川藂澤，無非垂迹和光之處，各各振威，各各現德影。現貴賤五躰之中，增運益勢，可令折伏他方怨賊。……[100]
即日本充滿一切神祇，藉其威德，可令他方怨賊屈服。他並發願「八幡大士，一神諸神，一切神祇，天上地下，護法善神，皆來集會，擁護王宮，聖朝安穩，率土安寧，萬民快樂。」[101]文永7年5月在結束六十三天祈願時，他還夢到蒙古牒使「作千萬怖畏，還為神國。對君臣上下，懇望而和親，重獻蒙古毛冠。」並確信此為「降伏先瑞(端)」。[102]文永8年9月的祈願中，則有「今日本國天神地祇，以於正法治國以來，部類眷屬充滿此間。草木土地山川叢 澤水陸虛空，無非垂迹和光之處。各各振威，各各現德，可令斫伏他方怨賊。明神入於貴賤五體之中，增運益勢，可令斫伏蒙古怨敵。」等語。[103]文永10年5月的願文，又有「本朝者是為神國，故一切神祇充滿國界。……神神各各，應勸請聲，降臨影向，莫現凡夫怖畏之形，唯現人天可愛之身。」之語。[104]
[90]藤原時平等撰，《日本三代實錄．前篇》（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
國史大系》，6~1，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年4月10日），卷16，貞觀11年12月14日條，頁255。
[ 91]中村直勝，《宇多天皇御事紀》（京都：宇多天皇一千年御忌臨時局，1930年5月6日），第1章第4節，寬平の治（下），頁61。
[92]參見清原貞雄，《中世國民の精神生活》（東京：中文館書店，1939年11月25日），頁193~194。
[93]藤原實資，《小右記》（收入增補史料大成刊行會編，《增補史料大成》，別卷1~3，京都：臨川書店，1965年），頁278下。 [94]《堀河天皇》（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3編之1，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8年4月1日覆刻），寬治4年12月16日，頁998。 [95]同上。
[96]藤原賴長，《台記》（收入增補史料大成刊行會編，《增補史料大成》第23卷，京都：臨川書店，1997年9月30日第7刷），頁78上。
[97]不著撰人，《吾妻鏡》（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50~193，
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年3月20日），卷3，頁104，元曆元年2月25日甲申條。 同上書，卷4，頁157，元曆2年5月24日條。
[ 99]參見清原貞雄，《中世國民の精神生活》，頁195~197。
[ 100]竹內理三編，《鎌倉遺文》，卷14，頁112上，10558條，文永6年12月東巖慧安願文案。
[101]同上書，同卷，頁112上，10557條，文永6年12月東巖慧安願文。 [102]同上書，同卷，頁147上，10630條，文永7年5月26日東巖慧安敬白文。
[103]竹內理三編，《鎌倉遺文》，卷14，頁303上~304上，10880條，文永8年9月東巖慧安‘願文。
[104]同上書，卷15，頁101下~102上，11267條，文永10年5月東巖慧安願文寫。

東巖認為日本是神國，諸神充滿國界，可斫伏他方怨敵。由於是神護佑的篤信法華經的日蓮，亦力說日本是神守護的神國。日蓮在1268年（文永5 國家，蒙古「譬如師子敵對貓子」，[105]必定可以降服。 5年）（原文如此） 蒙古國書初到時，亦言：西戎大蒙古國牒狀到來，……夫此國（日本）神國也，神不稟非禮，天神七代地神五代神神，其外諸天善神等，一乘擁護神明矣。[106]即相對於西戎蒙古，日本是天地諸神擁護的國家。1269年（文永6年）朝廷
[107]下春日神社的詔勅中，有「夫吾朝者神國也，偏仰冥助之外，無二心。」1293年（正應6年）派遣公卿勅使赴伊勢的詔勅中，有「我朝神國，忝增威光，異域凶俗，還成歸伏。」[108]又如史籍《八幡愚童記》有「神明擁護不怠，佛太陀冥助無止」
[109]之記載，《神皇正統記》有「神明威德不可思議」之語，[110]
[ 105]同上書，卷14，頁112下，10558條，文永6年12月東巖慧安願文案。
[ 106]同上書，卷13，頁425上下，10307條，文永5年10月11日日蓮書狀。 [107]水谷川忠磨編，永島福太郎校訂，《春日社記錄》(奈良：春日大社，1957年3月20日)，日記2，第17條，文永六年中臣祐賢記，頁65。
[ 108]竹內理三編，《鎌倉遺文》，卷24，頁4下，18241條，正應6年7月8日伏見天皇寂(宸)筆宣命案。
[ 109]村田正治、秋本吉德、貞壁俊信校注，《八幡愚童記》（收入神道大系編纂會編，《神道大系》，東京：神道大系編纂會，1992年3月），上上，降伏事，頁112。
[110]北畠親房，《神皇正統記》（收入三枝博音、清水幾太郎編，《日本哲學思想全書》，第3卷，東京：平凡社，1979年11月），頁118，後宇多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