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以来,居民家庭和地方政府的负债出现了惊人的增长,只有中央政府的负债率相对较低。
这样一种债务结构大致传递了以下几个信息:第一,归属中央政府的税收占比较高,中央政府因为拥有较为充裕的税源,不仅可以大规模进行投资,而且也不必大幅举债。第二,企业税后利润偏低,故而需要大规模外部融资来解决自有资金不足的问题,从而导致较高的负债率。
第三,地方政府的事权和税权不相匹配,再加上政绩竞赛的压力,需要大量的投资支出,从而导致地方政府的债务不断攀升。第四,从资金流向来看,居民家庭负债增加,主要是因为居民动用杠杆参与了房产投资。
第五,商业银行推波助澜,通过“金融炼金术”向各个经济主体提供了规模庞大的信贷。根据万得数据,截止2016年底,中国商业银行拥有的总资产(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全社会对银行的负债)已经超过了220万亿,而来自中国银监会的统计则已高达239万亿(2017年8月)。
由于债务规模过大,再加上很多信贷资源被配置到不能带来收益的用途上,比如居民购买房产的信贷、以及政府的许多非公共品投资项目大都不能带来现金流,至多只是产生了一些账面上的收入,于是就产生了全社会资产收益低于债务成本的严重后果。
面对这种状况,除了增加货币供给来稀释全社会的债务成本之外,实在没有其他办法来阻止因为储蓄下降、债务负担增加而引起的投资下降与经济增长持续减速的难题。但是,当大量新增货币通过银行信贷进一步流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只会带来流量债务的增加,而不是杠杆率的下降。
这样一种债务结构大致传递了以下几个信息:第一,归属中央政府的税收占比较高,中央政府因为拥有较为充裕的税源,不仅可以大规模进行投资,而且也不必大幅举债。第二,企业税后利润偏低,故而需要大规模外部融资来解决自有资金不足的问题,从而导致较高的负债率。
第三,地方政府的事权和税权不相匹配,再加上政绩竞赛的压力,需要大量的投资支出,从而导致地方政府的债务不断攀升。第四,从资金流向来看,居民家庭负债增加,主要是因为居民动用杠杆参与了房产投资。
第五,商业银行推波助澜,通过“金融炼金术”向各个经济主体提供了规模庞大的信贷。根据万得数据,截止2016年底,中国商业银行拥有的总资产(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全社会对银行的负债)已经超过了220万亿,而来自中国银监会的统计则已高达239万亿(2017年8月)。
由于债务规模过大,再加上很多信贷资源被配置到不能带来收益的用途上,比如居民购买房产的信贷、以及政府的许多非公共品投资项目大都不能带来现金流,至多只是产生了一些账面上的收入,于是就产生了全社会资产收益低于债务成本的严重后果。
面对这种状况,除了增加货币供给来稀释全社会的债务成本之外,实在没有其他办法来阻止因为储蓄下降、债务负担增加而引起的投资下降与经济增长持续减速的难题。但是,当大量新增货币通过银行信贷进一步流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只会带来流量债务的增加,而不是杠杆率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