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刘询所说的霸王道杂之的制度,就是汉武帝时期确立的治国方略,事实证明,这一方略行之有效,此后历代王朝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汉家制度,刘奭不能领会其精髓,反与儒生过从甚密,令刘询十分忧虑,甚至发出了乱我家者,太子也的感慨与预言。霸王道杂之,代表了自汉武帝以来的,西汉基本国策;霸道,就是用法家手段,匡正国家,约束臣民;而王道,则是以儒家理念,推行德政,教化天下。在武帝、昭帝、宣帝三朝的近百年时间里,以霸道为主、王道为辅的政策行之有效,塑造了汉武盛世和昭宣中兴两段黄金时代。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六经指的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儒家经典。在历史上,武帝时期,并没有真正提出独尊儒术,但儒学的地位确实得到了提高,至宣帝朝,儒家思想已经成为霸道的有效补充和辅助力量,事实上,汉宣帝眼中的儒学,并非一无是处,儒家思想,有着丰富的为政理念,能为国家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其所倡导的大一统观念,更是国家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石。可见,汉宣帝看重的,是那胸怀天下心系国家的真正的大儒,于是指定名儒萧望之和周堪担任太子的老师。
萧望之与周堪主要为刘奭教授经学,经学原本是阐释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汉武帝之后逐渐特指研究儒学经典的学问,因此刘奭的经学修为在整个汉代帝王中首屈一指。然而汉宣帝担心刘奭,过于痴迷儒学,将来执政有失偏颇,便在临终前,指定了三位辅政大臣,除了萧望之和周堪,还有一位乐陵候史高。史高是汉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深受宣帝信任,手握决策大权,可以平衡儒生势力。然而萧望之和周堪很快引进经学家刘向以及儒生出身的侍中金敞共参朝政,而史高渐渐被刘奭所疏远。(四人同心谋议,劝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汉书·萧望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