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持续不断的低温，这点吧内赫本迪迪两位大佬都发帖说过，此处不再赘述

该图出处对“严寒冬季”的定义为以下几点
1.华南热带近海面下雪。
2.长江中下游太湖、洞庭湖、都阳湖、淮河、汉水、黄浦江等封冻江苏滨海结冰。
3.黄河下游部分河段(山东、河南)封冻，渤海部分海面封冻，黄河下游及以南地区井水结冰。

地处东南的长江中下游一直是明朝种植水稻和经济作物的主要地区，气候相对来说比较温暖，但在这次冷期中也没能幸免。

除了黄河和长江流域外，华南地区也遭受了气温下降的影响，

比起漫长的冷期，随之而来的天灾更是对明朝这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上图中就有南方遭到霜冻灾害的记载，而根据统计，明朝末年的霜冻天气在黄河中下游得发生频率也很高，且发生次数在1620年之后逐年上升。

前面这些都还只是铺垫，在崇祯年间，明朝所遭受的旱灾和瘟疫都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了华北的社会结构，而且连年的旱灾和瘟疫很明显就是明末的农民大起义的诱因之一。

先说旱灾，下图中有进入十七世纪后明朝所遭遇的多次旱灾，其中以崇祯年间的灾情最为严重，整体而言几乎贯穿了整个崇祯朝，若是细分，则可以分为前期的局部旱灾，和1637年之后席卷整个华北乃至华中的特大旱灾

在谭徐明的《近500年我国特大旱灾研究》中说道：“这是近500年持续性早灾时间最长，范围最大，受灾人口最多的旱灾。旱灾遍及20个省(市) ,北方多数地区持续旱灾5年以上，1637年始于陕西北部,1646年终于湖南，重旱区涉及黄河 、海河，涉及长江流域中下游15个省(市) ，干旱重灾区连成一片(表1)，波及中国一半以上人口。”
就连位于南方，平素降雨量比较充裕的长沙和九江也没能幸免，而这连年的旱灾，对于战争持续多年的明朝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中央在对外地和内乱上就已经焦头烂额，很难有多余的精力和财力来进行赈灾，这样又会使得内乱更加炽烈

再看一看下面表5的主要农作物全生育期需水量和表2的1637-1643年华北地区的年降水量

还有旱灾所影响的流域面积占比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瘟疫了，俗话说 , 旱年多瘟疫 。 根据历史资料和现代研究成果 , 我们可以发现 , 灾害与瘟 疫总是相伴而生的 。在崇祯年间华北多省都有鼠疫流行, 其中崇祯六年可能是其零星的爆发期, 中心地位于山西南部或中部地区, 崇祯七年、八年间, 鼠疫在太原府西部的兴县一带爆发流行。崇祯九年、十年间, 在陕北地区和本省大同府地的鼠疫流行可能与兴县鼠疫有直接的关系。此后传入河南和河北等地, 在崇祯十四年大流行。至崇祯十六年及十七年, 又在北京、天津等地大流行, 造成华北两大都市人口的大量死亡。

这里选取一些当时的记载来直观的描述一下疫情的严重。
榆林府,“崇祯九年五月大疫”。
延安府,崇祯十年“大瘟, ……米脂城中死者枕藉, 十三年夏, 又大疫, 十五年, ……大疫, 十六年, 稔, 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凤翔府，崇祯十三年,“凤翔等县大旱饥, 流移载道, 死者枕藉。次年大饥, 疫起, 居民阖室俱毙, 野无人烟”
北直隶在崇祯八年、十年, 山海关大疫, 疫情不明。到崇祯十三年, 顺德府、河间府均有大疫。虽没有患者临床症状的记载, 但大名府的资料显示, 此年的瘟疫可能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 “十一月大荒, 斗粟价至一千四百文, 瘟疫传染, 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 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 “春无雨, 蝗蝻食麦尽, 瘟疫大行, 人死十之五六, 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在广平府, “大饥疫, 人相食”。顺德府, “连岁荒旱, 人饥, 瘟疫盛行, 死者无数”。真定府, “正定大旱, 民饥, 夏大疫”。顺天府的良乡县, “瘟疫, 岁大饥”, 第二年则“大瘟”。“崇祯十四年七月, 京师大疫”, 疫情向北京城中发展。
顺天府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 名曰疙疸病, 比屋传染, 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
骆养性也曾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 死亡枕藉,十室九空, 甚至户丁尽绝, 无人收敛者。”崇祯十七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 “上天降灾, 瘟疫流行, 自八月至今 (九月十五日) , 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 有朝染夕亡者, 日每不下数百人, 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 排门逐户, 无一保全。……一人染疫, 传及阖家, 两月丧亡, 至今转炽, 城外遍地皆然, 而城中尤甚, 以致棺蒿充途, 哀号满路”, 一片悲惨凄惶。

补发一个1637-1643年间华北地区蝗灾和人相食的持续年数

真的是大写的惨，，只能说没救了，抬走吧，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