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至1989年中国经济出现的就是一个标准的通货膨胀。当时的领导人认为通胀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没有采取政策控制通胀。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通胀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并不仅仅是物价上涨那么简单。通胀会引发虚假繁荣，让很多没有经济效益的项目得到投资，开始生产，最终造成巨大的经济混乱和浪费，甚至引发政治危机，影响社会稳定。
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告诉人们，通胀发生以后，政府唯一应该做的就是立刻停止通胀，停止增发货币和信贷扩张。市场将使用亏损、破产、失业等严厉手段进行清算，剥除那些虚假繁荣期间出现的没有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迫使他们交出资源，让给有经济效益能赚钱的项目。这个严厉的市场清算过程，现实中就表现为经济一片萧条，哀鸿遍地，企业家破产工人失业，大家的日子都很不好过。但这是损失最小的方案。当这个清算过程完成以后——时间并不用很长，经济就可以重新开始增长，而且是健康的增长。困难之处在于，绝大多数政治领导人，都无法在清算期的萧条中坚持反通胀政策。在一片破产和失业中，政府很难无所作为抄手等待。民选或非民选政府都很难承受这样的政治压力。两相比较，重启通胀，缓解眼下痛苦，减少破产和失业，政府出资拯救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企业，即使明知麻烦会变得更大，甚至变得不可收拾，也要把麻烦往后推，得过且过。这几乎是政治领导人的必然选择。
可叹又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当中国必须严厉地反通胀时，不知哪路神仙保佑，给中国派来了那样一批反改革者。他们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中国市场经济的成长，这些无产阶级先锋队起到了资产阶级想起但起不到的作用，做到了资产阶级想做而做不成的事情。反改革者强硬的紧缩政策，让市场清算顺利进行，完全符合奥地利学派的主张。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被通胀刺激起来的虚假繁荣中的不合理项目，连同许多合理项目，一起都被干掉了。经济确实陷入了萧条，但也确实准备好了再次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