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程序正义的原则，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在对一个公民定罪时，必须恪守“价值中立”原则
有一年，纽约市警察局得到线索，说在某公园一只废弃不用的垃圾箱里藏有一些违禁物品，他们自然就想也没想撬开了垃圾箱，结果发现里面果真有一些违禁物品。
但事情的蹊跷在于，里面同时也发现一个常年住在其内的老乞丐。纽约市警察局因此被告上法庭。在法庭上，乞丐的辩护律师指出，这个垃圾箱，对一般人而言，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废品，而对他的当事人来说，这个废弃不用的垃圾箱就是他的家。他吃在此，睡在此，行吟在此，尤其重要的是，里面藏着他全部乞讨来的私人物品，而被告，也就是纽约市警察局，竟然无视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没有向法院申请搜查令的情况下，非法侵犯了一个公民的家。
根据美国法律，如果这个辩护律师的理由成立的话，那么，纽约市警察局百分之百是要被判有罪的。因为家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受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的，他们最常讲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家是一个城堡，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
因此，纽约市警察局要想证明自己的搜查是合法的，就必须证明，垃圾箱是公物，而不是私人住宅。但因为垃圾箱是“废弃不用的”，因而“证明”起来也就不那么容易。
实际上，对我们来说，这个故事的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的本身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它的逻辑，它的思维方法，它所携带的生命理念对我们来说是全然一新的，是超出了我们的文化经验和文化想象的。
我们所习惯的是没收、抄家，是被煽动起来的“人民”兴高采烈地“打、砸、抢”，而它所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国家的合法公民，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认定之前，他的住宅、财产和文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我们所习惯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背插亡命旗，五花大绑押赴刑场，甚至在必要时还要割断喉管，而它所告诉我的是，即使是一些不名一文的穷人，在接受警察的讯问、接受刑事审判时，也有权保持沉默或要求律师在场、聘请律师辩护的，如果他没有经济能力聘请律师，那么，政府有义务免费为他指派一位律师。
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辩论双方都没有提到搜查的结果，即确实搜出了一些违禁物品；也没有提到搜查的对象，即老乞丐。他们关心的只是警察权力的合法性。即只关注行为的发生过程，而不考虑行为的直接后果。也就是说，如果警察的搜查是非法的，那么非法所得的一切证据都是无效的，因为警察的非法行为损害了程序正义原则。如果警察的搜查是合法的，那么不管他所搜查的对象是大亨还是乞丐都是有效的，因为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这对一个长期习惯于按“成王败寇”的逻辑去想问题的民族来说，无异于一种“外星人思维”，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分不清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程序正义不一定导致实质正义，实质正义也不是只能由程序正义一条途径来获得，但在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程序正义永远大于实质正义。因为任何靠非程序得来的正义都是暂时的、偶然的，因而是靠不住的。
根据程序正义的原则，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在对一个公民定罪时，必须恪守“价值中立”原则。也就是说，如果法院掌握了足够的证据，那么，即使“人民不答应”，也要以有罪判定；如果法院没有足够的证据，那么，即使“民愤”再大，也要宣告无罪。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过是中世纪民众私刑的野蛮遗留。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乞丐的故事。当作为弱者的乞丐的权利被警察侵犯的时候，律师站了出来，因为律师想到而那些袖手旁观的人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弱者的权利被侵害是遵循一个“江流原理”的。
当上游洪水泛滥时，下游的居民如果只是幸灾乐祸、坐视不管，那么，迟早有一天他自己的家园也要毁于一旦。具体到乞丐的事情上，那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健全的法律保障穷人的权益时，那么富人的权益被侵害也就指日可待了。文章来自网络[/cp]
有一年，纽约市警察局得到线索，说在某公园一只废弃不用的垃圾箱里藏有一些违禁物品，他们自然就想也没想撬开了垃圾箱，结果发现里面果真有一些违禁物品。
但事情的蹊跷在于，里面同时也发现一个常年住在其内的老乞丐。纽约市警察局因此被告上法庭。在法庭上，乞丐的辩护律师指出，这个垃圾箱，对一般人而言，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废品，而对他的当事人来说，这个废弃不用的垃圾箱就是他的家。他吃在此，睡在此，行吟在此，尤其重要的是，里面藏着他全部乞讨来的私人物品，而被告，也就是纽约市警察局，竟然无视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没有向法院申请搜查令的情况下，非法侵犯了一个公民的家。
根据美国法律，如果这个辩护律师的理由成立的话，那么，纽约市警察局百分之百是要被判有罪的。因为家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受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的，他们最常讲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家是一个城堡，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
因此，纽约市警察局要想证明自己的搜查是合法的，就必须证明，垃圾箱是公物，而不是私人住宅。但因为垃圾箱是“废弃不用的”，因而“证明”起来也就不那么容易。
实际上，对我们来说，这个故事的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的本身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它的逻辑，它的思维方法，它所携带的生命理念对我们来说是全然一新的，是超出了我们的文化经验和文化想象的。
我们所习惯的是没收、抄家，是被煽动起来的“人民”兴高采烈地“打、砸、抢”，而它所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国家的合法公民，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认定之前，他的住宅、财产和文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我们所习惯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背插亡命旗，五花大绑押赴刑场，甚至在必要时还要割断喉管，而它所告诉我的是，即使是一些不名一文的穷人，在接受警察的讯问、接受刑事审判时，也有权保持沉默或要求律师在场、聘请律师辩护的，如果他没有经济能力聘请律师，那么，政府有义务免费为他指派一位律师。
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辩论双方都没有提到搜查的结果，即确实搜出了一些违禁物品；也没有提到搜查的对象，即老乞丐。他们关心的只是警察权力的合法性。即只关注行为的发生过程，而不考虑行为的直接后果。也就是说，如果警察的搜查是非法的，那么非法所得的一切证据都是无效的，因为警察的非法行为损害了程序正义原则。如果警察的搜查是合法的，那么不管他所搜查的对象是大亨还是乞丐都是有效的，因为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这对一个长期习惯于按“成王败寇”的逻辑去想问题的民族来说，无异于一种“外星人思维”，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分不清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程序正义不一定导致实质正义，实质正义也不是只能由程序正义一条途径来获得，但在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程序正义永远大于实质正义。因为任何靠非程序得来的正义都是暂时的、偶然的，因而是靠不住的。
根据程序正义的原则，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在对一个公民定罪时，必须恪守“价值中立”原则。也就是说，如果法院掌握了足够的证据，那么，即使“人民不答应”，也要以有罪判定；如果法院没有足够的证据，那么，即使“民愤”再大，也要宣告无罪。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过是中世纪民众私刑的野蛮遗留。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乞丐的故事。当作为弱者的乞丐的权利被警察侵犯的时候，律师站了出来，因为律师想到而那些袖手旁观的人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弱者的权利被侵害是遵循一个“江流原理”的。
当上游洪水泛滥时，下游的居民如果只是幸灾乐祸、坐视不管，那么，迟早有一天他自己的家园也要毁于一旦。具体到乞丐的事情上，那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健全的法律保障穷人的权益时，那么富人的权益被侵害也就指日可待了。文章来自网络[/c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