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情绪的“纯粹理性”不存在
孟浩然 新京报
人是如何思考和决策的？
　 从一系列脑损伤的病例着手。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铁道工菲尼亚斯·盖奇的悲剧故事。盖奇在一次工地事故中被铁棍“穿颅而过”，奇迹的是，他竟活了下来，但却从此判若两人，从一个平和、干练、稳妥的人变得放纵且粗俗、毫无目标。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埃里奥特身上，因脑肿瘤而切除了部分脑组织之后，他的智力、记忆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完全正常，甚至一些测试还高于常人，但他却根本无法作出正确决策!!
　　也就是说，当他们特定部位的脑组织损伤后，他们作出选择、构建自我角色的能力消失了。达马西奥对他们进行了各方面检测，结果发现，这些脑损伤患者在决策缺陷的同时无一例外都伴随着情绪和感受的缺失!!例如当看到惊悚的图片他们没有任何反应。换句话说，他仍可以感知（know）却无法感受（feel），因而他们也无法从自我感受出发作出正确决定。
　　在此基础上，达马西奥论证得出，理性决策并不仅仅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还需要情绪与感受的支持。如果情绪被排除在外，那么推理过程就会漏洞百出。
　　那么情绪、感受是如何帮助决策的呢？达马西奥构建了躯体标记假说。我们可以简单解释为这样一种过程：我们的身体如此灵敏而自动化，当我们预想到一种负面结果出现时，一种不愉快的躯体感受会立刻袭来；相反，预想积极结果则会体验到愉快的感受。这种感受就是“标记”，这种标记会指引我们放弃可能出现负面结果的选择，而选择积极结果。
　　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这些灵敏的躯体标记逐渐积累、加深。一部分来源于生物本能，例如寻求快乐逃避痛苦；另一部分则来源于对社会、文化的学习，例如追求奖赏躲避惩罚。
　　这些标记，已经深深扎根我们的身体中，它们隐秘而高效地帮助我们进行决策，很多时候我们并未意识到它们的存在，“直觉”就是一个典型的体现。简单地说，很多时候我们“并未思考，即可决定。”

性格产生的缘故？
我从沉睡中苏醒，我感觉头有些痛、腿有些麻；我看了一眼手机，猛地惊起：“今天又要迟到了！”
　　“我感觉头有些痛、腿有些麻”——这就是“原我”，是由于躯体和大脑之间的时刻不停的回路让我产生了最原始的感受；“我看了一眼手机，猛地惊起：‘今天又要迟到了！’”——这则是“性格自我”，它由回忆所构成，是我过去经历与当下如正负电荷撞击产生的闪电⚡。

缩减焦虑和人的成长的知识
北京燕山出版 《动机与人格》
认知是妥善处理焦虑的方法之一，即有一种保护内部平衡的机能。一方面，我们松了一口气，并且觉得不太紧张，比如说，受到惊吓的住户在深夜里拿着枪探查楼下使人害怕的神秘声音时，他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情景。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一切不熟悉的、朦胧感觉到的、难以理解的、隐蔽的、意外的东西，全都是有威胁倾向的东西。把它们加工成为熟悉的、能断言的、易处理的、能控制的，即不可怕的和无危害的东西的一个方法，就是了解和理解它们。
这与年轻学生通过显微镜第一次看到肾的微细结构、或者他突然理解到交响乐的结构、或者一篇难懂的诗或政治理论的意义时，那种兴奋甚至狂喜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个人觉得更强大、更机灵、更充实、更有能力、更成功、更有理解力了。假设我们的感觉器官变得更有效了，我们的眼睛突然更加敏锐，我们的耳朵更加聪颖，我们的头脑顿开茅塞，那么我们的感觉就会是这个样子。
为了缩减焦虑，我们既能寻求认知，也可以回避认知，放弃自我实现的高级需要。

回避认知意味着回避行动
我确信知识和行动经常是同一的，我们充分而完善地认识了的地方，适宜的行动就自动地和反射式地随之而来了，就没有矛盾地、完全自发地做出了选择。
我们在高级健康水平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似乎能很好地区分正确与错误、好与坏，而且在表明这点时和机体活动是自如而充分的。但是，我们在年幼儿童那里，在另一种水平上，也完全看到了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考虑一种行动可以和已经行动过一样，心理分析学家称它为“全能思维”。也就是说，如果他由于愤怒而渴望父亲死去，那么他就可能无意识地起反应，似乎他已经真的杀了他。事实上，成人心理治疗的一种作用就是澄清这种孩子式的混同。因此，人没有必要对孩子式的思想感到内疚，仿佛这些念头是已经做过的事。
总之，这种认识和行动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助于我们把认识畏惧的原因解释为对行动的深刻畏惧，对来自认识的结果的畏惧，对行动的危险责任的畏惧。不去认识通常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如果你产生了认识，那么你就会不得不行动，行动就会给你招来麻烦。
很显然，如果我们对认知需要有了充分理解的话，那么它必定是同认知畏惧，同要求安全和可靠有密切关系。所有增加畏惧的心理和社会因素，都将削弱我们的认知冲动；所有容许勇敢、自由和大胆的因素，都必然会解，放我们的认知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