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出的解释，是张居正得罪了文官集团，所以势必不得长久。
文官集团这个词，大多数人都以为是近些年来网友发明的，实际上他的渊薮就是黄仁宇，不过当然，黄仁宇对文官集团的定义没有今天网上那么夸张化，他口中的文官集团是这样的：
“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
在黄仁宇眼中，明朝的真正统治者不是皇帝，而是文官集团，因为在明朝，宗室被当猪养、外戚从良家选、武将没地位、太监就是皇帝的狗……于是就只剩下文官一家独大了。
当然，你可能要问了，不是还有皇帝么？
问题在于，皇帝只是一个人，而文官集团是无数人，皇帝可以处罚甚至杀掉任何一个文官，但他不可能把整个朝廷的文官都给换掉，而且，皇帝之所以为皇帝，就是因为他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他的无上权力，恰恰是地主阶级的文官们赋予他的：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 “而在事实上，文官集团只能有一种传统的性格，而由于这个集团是本朝实际上的统治者……”
同时，黄仁宇借申时行的视角，得出张居正的失败，是因为他的改革触及到了文官集团的利益：
“他（申时行）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

好吧，那么我们现在来分析分析，张居正是不是被文官集团害的失败的。
首先，我们可以把张居正和明代其他改革家对比一下。
明朝有嘉隆万大改革的说法。
那么，明代改革的渊薮，我们可以追随到嘉靖初年的张璁变法，具体措施详见田澍的《嘉靖改革研究》，其中一项改革甚至伸到了文官集团的命脉——科举制度上了，然而，最后人家张璁虽然失宠离职，但依旧是善终，张家也没遭到飞来横祸。
隆庆年间的改革者是高拱，改革以“八弊”为纲，也是对官场上的习气大加整顿，而且因为高拱兼任吏部，任人一言而决，连七品县令的升降都要亲自过问，裁掉了一大批官员，连孔子后裔的官都给罢了，这么横，得罪文官集团应该很深了吧？然而最后即使被冯保张居正打了黑枪，也依旧是寿终正寝，高家不但没事儿还能拿《病榻遗言》来了一波完美反杀。
那么问题就来了。
怎么张璁、高拱的改革，也得罪了文官集团，为什么他们的成果大多都能保存下来，同时身后也没那么悲剧，怎么就光张居正这么背？
可见，把张居正死后惨遭清算的下场，归咎于文官集团，再进而推论出明朝政治制度已毫无出路，这个逻辑推理有很大的问题。

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的过程长达两年之久来，期间断断续续，万历好几次也有好几次表示要以全始终：
“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但是架不住张居正的黑材料不停地上报，更关键的在于，这里的黑料大部分都不是污蔑，而是真的。
不论是言行不一、结党营私、作威作福、收授贿赂、辽王妃的告状、高拱的《病榻遗言》……以上种种，都一次次的刺激着万历的神经。
历朝历代，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危险且失败率大的活儿，商鞅被五马分尸、吴起被射成刺猬、李斯被腰斩于市、桑弘羊死于非命、杨炎惨遭赐死……
你看看，黄仁宇口中津津乐道的第一帝国与第二帝国的改革者们，又有什么好的下场？张居正不论如何，也是善终，比起他们，那也是大大的成功。
可以说，改革者失败且得不到好下场，是政治的常态，它证明不了什么，和什么政治制度上的失败也没有因果关系。
当然，改革者的下场，这点也并非没有例外。
比如王安石，他就光荣退休。
为什么？主要是王安石在私德上没有任何把柄，政治上也没有太多的作死行为。
而上面列举的商鞅吴起李斯等人，最后下场如此，自己作死的成分其实更大，张居正也一样。
然而不论如何，张居正十年改革，为大明王朝创下了一个黄金时期，死后虽然被清算，但也很快被天启皇帝平反，从身后名来讲，王安石被骂了那么多年奸臣，张居正也是可以在他面前嘚瑟一下的。
黄仁宇：张居正失败了。
我：不存在的。

四、申时行篇
万历十五年，岁在丁亥，是为京察之年。
京察，是大明王朝对中央官员的一次大考核，每六年举行一次，对于在朝的文官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噩梦。
你想想，我好不容易在科举考试这场独木桥上、从千军万马里一路杀出，这才头戴乌纱、扬眉吐气，可一旦在京察中被打了差评，那么面临的就是停职降级，这该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
在这一年，文官们再一次回忆起了，被京察所支配的恐惧，以及被无情斥退的屈辱。
京察的结果下来了，所有官员都战战兢兢的观望结果，比等待高考成绩出来还要紧张。
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
“京察的结果，凡由进士出身的职官只有三十三人降级或罢免，而且这三十三人，没有一个出于吏部、都察院或翰林院这些传统上最富敏感的机关。”
中枪的竟然只有33人？而且还都是一些没有门路、没有关系的家伙？
要知道，大明最严格的那一年京察，可是有2000人落马啊。
所有文官喜出望外，他们得知，这样温馨的决定出自于一个人——申时行。
申时行是当今的内阁首辅，在这一年京察，他放过了大家，选择了以和为贵。
同时，他也是皇帝的老师，深得万历信任。皇帝生前，在大峪山修建陵寝，申时行便是这一工程的包工头，也是在这一年，他向皇帝报告修建进度一切顺利，皇帝龙颜大悦，特赏锦缎一匹，让他制成新衣，以供阅陵时服用。
这一年，不论是皇帝还是文官集团，在提起申时行，无不交口称赞，认为这人是一个妥妥的君子，没跑了。
万历十五年，是申时行的人生巅峰。
质疑他的人不是没有，比如一位刚从基层上来的官员，便向皇帝上奏，认为申时行在京察上搞表面和谐，实际上是在掩盖问题，这种人应该拉出来批判一番。
万历皇帝对他的老师申时行无比信任，自然不会理会这个官员的奏疏。这个官员的下场是被外调他省。
这个官员叫顾宪成，后来，他创办了东林书院。

申时行是一个和稀泥的官僚。
张居正死后不久，内阁走马观花，申时行担任了首辅。
根据黄仁宇的说法，因为有了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对文官集团频频示好，为此废除了考成法，同时以和为贵，搞和谐，你好我好大家好。
同时，他为人圆滑，从《召对录》里可以看出，申时行对万历的态度一直都是谦卑而关心，这让万历十分信任他。
申时行一生的工作，就是夹在万历与文官集团中间和稀泥、打太极。
然而，争国本一事，申时行还是失败了。
按照黄仁宇的逻辑，申时行属于“身败”，因为他的和稀泥战术失败了，最终也没能在万历与文官集团中间找到一条出路，所以说，明代政治制度是失败的。
但是，我必须要指出两点。
第一：申时行去职是政治斗争失败的结果，没必要强行加戏到政治制度头上。（面对文官集团的失败）
“申时行获知皇帝的反应，立即呈上一份揭帖，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虽然列上他的名字，他事先却并未与闻。被孤立的皇帝亲自在朱批中感谢申先生对他的忠爱之忱。事情本来可以在这里结束，因为大学士的揭帖系秘密文书，经过御览以后向例是退回本人而不公布的。但是这一揭帖偏偏为许国所截获，他就毫不客气地送交给事中办公室抄录公布。申时行立刻向给事中索回原件不准公布，但其内容已经在文官中传遍，而且这种索取已发科抄写的文件也属违背成宪。”
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来，申时行被迫离职完全就是被许国给阴了一把。
第二：申时行无法让万历上朝。（面对皇帝的失败）
“1586年的新秋，二十三岁的皇帝降下谕旨，说他早晨起床后突然感觉头晕脑胀，需要停止早朝和出席经筵、日讲；而且所谓停止，又无时日的限制。十二个月以后，这头晕脑胀，又奇妙地重复出现。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皇帝刚刚说完精力不支，宦官却传出了万岁爷爷在紫禁城内骑马驰骋的消息；接着又有人说他试马伤额，不想让廷臣看见。消息传开，礼部的一位官员就奏上一本，规劝皇帝保重玉体，并注意他身为天子的职责。不想一波方息，皇帝又来一套不能临朝的谕旨，据他自己说，其原因乃是心中火气过旺，服用凉药，凉药压火抵于足部，发生奇痒，因之搔破皮肤，行走不便。然而与此同时，宫内却又传出皇上饮酒过多，夜间游乐过度，与妃嫔交往过切如此等等的消息。 这自然会使申时行感到伤心。他曾写信给朋友诉苦，说他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他还写诗责备自己的无能：“王师未奏康居捷，农扈谁占大有年？衮职自惭无寸补，惟应投老赋归田！”意思说军队没有打胜仗，农民没有享丰年之福，可见他自己位居高官，对国事毫无贡献，自应退休，返里归乡。然则申时行并不真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在发完牢骚之后，他仍然抖擞精神，继续执行他首辅的职责，摊开奏本，用楷书端端正正地写上，请求陛下以社稷为重，保养玉体，但是经筵决不可长期停止，太祖洪武皇帝，经筵讲到七十岁仍然坚持不息。他同时又和朋友通信，指出局势艰难，“上下否鬲，中外睽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久安长治者”。”
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定陵的挖掘中，《风雪定陵》一书已经给出了解释，万历并非是刻意不上朝，他没撒谎，他是真有病：
“不论是从棺内万历右腿蜷缩的痛苦之状来看，还是将尸骨复原之后右腿明显比左腿短的情形，都可以证明万历皇帝生前患有严重的足疾，不能走路的那种。”
这就真的跟申时行没关系了，这个锅他背的冤枉呢。
申时行最后活到了八十岁，皇帝还念着他，而且他的身后名也很好，明末清初的文人都称之为“贤相”，从哪个角度看，我都不认为他“身败”了啊。

五、海瑞篇
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末尾，历史上著名的大清官海瑞去世。
历史上经常把包拯和海瑞列出来，当做清廉的代表，不过，就事实而言，包拯其实擅长的并非断案，而且以宋朝的高薪水，包拯能保持清廉虽不能说很容易，但也不算多难。
但就今人而言，包青天的名声比海青天要大的多，也好的多。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咄咄怪事呢？
我认为，这和后世对海瑞形象进行了极端化的包装有关。
比如，很多人都会指责海瑞曾经因为自己女儿拿了人家一个饼，就活活把自己女儿饿死。
这种情况在我们现代人而言简直不可理喻，这哪里是大公无私？简直就是把四书五经给读傻了的变态嘛。
然而就事实而言，这件事从来都没有出现在海瑞身边人的记录中，多出于野史，可信度堪忧。

其实，海瑞并非一个读死书的书呆子，而是很现实很开明的一个人，这点从他担任应天巡抚时，颁布的《都抚条约》就能看出来：
“条约规定：境内成年男子一律从速结婚成家，不愿守节的寡妇应立即改嫁，溺杀婴孩一律停止。巡抚出巡各地，府县官不得出城迎接，但巡抚可以传询耆老听取他们的控诉。巡抚在各府县逗留，地方官供给的伙食标准为每天纹银二钱至三钱，鸡鱼肉均可供应，但不得供应鹅及黄酒。境内的公文，今后一律使用廉价纸张；过去的公文习惯上在文后都留有空白，今后也一律废止。自条约公布之日起，境内的若干奢侈品要停止制造，包括特殊的纺织品、头饰、纸张文具以及甜食。”
从海瑞鼓励寡妇改嫁，禁止父母因“重男轻女”思想而溺死女婴，就可以看出来，海瑞并非一个拘泥于传统礼教的人。
这一点，不仅仅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所体现，在政治观念上也是如此。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 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
在黄仁宇看来，海瑞是一个现实的人，但似乎现实的还不够彻底，依旧保留着封建道德观念，对此，黄仁宇说海瑞在判案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准则：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什么意思呢？就是兄弟打官司，照顾哥哥。叔侄打官司，照顾叔叔。穷富打官司，照顾穷人。老实人和刁民打官司，照顾老实人。乡绅和百姓打官司，照顾百姓。
一句话，尽量照顾弱者。
于是有些人就开始骂了，说海瑞这个判决根本是枉顾事实真相，片面用四书五经上的道德标准，从身份上判决，根本不公平！
对海瑞的这一套原则，黄仁宇也是一阵嘲讽：
海瑞在判决疑案时所持的“与其屈兄，宁屈其弟”等等标准，也显示了他轻视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而坚持维系伦理纲常的前提。
然后果然又用他那一套大历史观给扯到咱们国家劣根性上头了：
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但是黄仁宇能不能先看一下，海瑞那一套标准，是有前提的：讼之可疑者。
古代没有指纹、血检、摄像头等设备，很多案件是搞不清楚的，很多案子搞到最后都破不了案。
公正公平的判决，是要在事实真相搞清楚的情况下才能做到，以古代的水准，有些实在搞不清楚了，怎么办？这时候海瑞才会尽量保护弱者的权益，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至于从这个居然能看出来海瑞轻视个人财产和无法保障人权……可怕。
而且，黄仁宇的逻辑很怪，在他看来，一个人，要不然就相信技术，要不然就相信道德，必须走极端，像海瑞这样的人，既然相信法律，你扯什么道德？根本就是依旧无法脱离四书五经枷锁的囚徒！
但可惜，这世上大部分人都是介乎于中间的，综合以上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海瑞对传统儒家的道德是相信的，但这种相信是有限的，不盲目，在现实生活中，他会优先选择用法律等实际手段来解决问题。
这才是真实的海瑞。
相反，如果海瑞真如黄仁宇所希望的，抛弃了一切道德，纯粹追求技术，那才能代表进步的话，那我想说，那样的海瑞，才是真的恶心。

家的道德是相信的，但这种相信是有限的，不盲目，在现实生活中，他会优先选择用法律等实际手段来解决问题。
这才是真实的海瑞。
相反，如果海瑞真如黄仁宇所希望的，抛弃了一切道德，纯粹追求技术，那才能代表进步的话，那我想说，那样的海瑞，才是真的恶心。
……
隆庆三年，海瑞担任应天巡抚，专门管理最富庶的江南地区。
果然，海瑞名声在外，人还没到，官老爷们炸毛了：
“海瑞的新职一经发表，南直隶的很多地方官就估计到自己将会不能见容于这位古怪的上司，因而自动离职或请求他调。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免炫人眼目而求韬光养晦。驻在苏州的一个宦官把他的轿夫由八人减至四人。举出这些琐事，就可以证明新巡抚大人声势之迅猛，足以使人震慑。”
海瑞在南直隶一通大刀阔斧，把这里的官员大户整的苦不堪言，最后，他把矛头指向了一位大佬级的豪强——徐阶。
徐阶是前内阁首辅，朝堂之上多是他的门生故吏，纵然已经退休，力量也不能小觑，而海瑞决定，要和他掰腕子。
他要让徐阶退地。
什么意思呢？
这就要从封建王朝的癌症——土地兼并说起了。
“本朝开国之初，太祖洪武皇帝使用严厉的手段打击豪绅富户，两千年来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因而得以暂时缓和。中叶以来，这一问题又趋尖锐。高利贷者利用地方上的光棍青皮大量放款于自耕农，利率极高，被迫借款者大多不能偿还。一旦放款的期限已到而又无力偿还，其所抵押的土地即为放款者所占有。虽然官方曾规定利率不得超过三分，而且不论借款时间之长短，利息总数不得逾本金之半，但这种规定从来未能认真执行。与上述规定同时，官方还规定土地因不能还贷而被放款者占有，五年之内，仍可以用原价赎回，这也就在书面上更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我以前看海瑞，总有一种感觉，如果这世上真有六道轮回，海瑞也许就是朱元璋的转世。
朱元璋当年以皇帝之威打击地主，分地给农民，但百年以后，地主再一次吞并农民的土地，贫富差距拉大。
海瑞也决定打击地主，让他们把占的土地吐出来，而徐阶，就是江南最大的地主。
“南直隶境内的豪绅富户，最为小户百姓所痛心疾首的是徐阶一家。此人曾任首辅，后为高拱排斥而退休闲住。他的家庭成员，据称多达几千，其所占有的土地，有人说是二十四万亩，有人说是四十万亩。上述数字无疑地有所夸大，但徐家为一大家庭，几代没有分家，放高利贷的时间也已颇为长久。海瑞把有关徐家的诉状封送徐阶，责成他设法解决，最低限度要退田一半。从他们往来的缄牍中可以看到，徐阶被迫接受了海瑞的带有强迫性的要求。”
实际上，徐阶至始至终没看透海瑞，当年，海瑞怼嘉靖被下狱，就是他担任内阁首辅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他给皇帝说好话，这才留了海瑞一命。
你怎么就不知道知恩图报呢？
徐阶想不通。
可在海瑞看来，公是公，私是私，你救了我我感激你，但你犯法了我依旧要办你。
对海瑞的性格，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看的就很通透，他与徐阶不和，之所以会把海瑞放到应天巡抚这个职位上，就是算准了海瑞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大地主，而高拱的目的，正是把海瑞当枪使，收拾自己的政敌徐阶。
徐阶决定找门路反击，但朝廷里有高拱给海瑞助攻，结果徐阶这回给海瑞整得差点家破人亡。
当然，以黄仁宇的历史观，但凡明代有谁杯具了，那么铁定是文官集团的锅，别想甩：
“然则像大地主徐阶那样无限地扩充家产，巧取豪夺，则不能不与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激起民愤，威胁了整个的官僚政治。无论出于阴，还是出于阳，文官集团都不能允许他如是地独占利益，为所欲为。”

徐阶垮了，没人能阻止海瑞了，他以极大的热情去打地主，要求地主把非法侵占的土地还给农民。
但是这里面的土地交易十分复杂，里头有很多猫腻都无法解决，而且在黄仁宇看来，海瑞没有专门设立有效的机构去搞这件事，而是靠自己一个人的精力去办，所以铁定得失败。
“以个人而对抗强大的社会力量，加之在具体处理这些诉讼的时候又过于自信，师心自用，既没有对地方上的情形作过周密的考察，也没有宣布法律的准则，更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去调查案情、听取申辩以作出公正的裁决，海瑞的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
另一方面，海瑞的这些做法，已经触及到了这些地主豪强们最后的底线，他们忍无可忍，开始反扑，果然，海瑞的打地主行动开始不久，中央就有人弹劾海瑞，各种理由千奇百怪，而首辅高拱收拾徐阶的目的已经达到，海瑞这把刀，也该收鞘了。
“这情形是如此微妙，一年之前没有人敢于非议这位朝廷上最正直的忠臣，一年之后他却成了众矢之的；一年之前文渊阁和吏部还因为海瑞的抗议，对他另眼相看，一年之后他们却建议皇帝让他去重新担任不负实际责任的官职。愤愤不平的海瑞终于在1570年春天被迫辞职回乡，在提出辞职的奏疏中，他痛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这种一概骂倒的狷介之气，使他在文官集团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
海瑞失败了。
根据黄仁宇定律，一旦明朝有哪个人失败了，那么肯定是得罪了文官集团，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国家落后制度的锅。
在开篇我就说了，整部《万》的六个人物，黄仁宇就是打算用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来证明明代中国政治是失败的，然后用戚继光、李贽分别证明明代中国的军事、思想是失败的，而在本章，黄仁宇又用海瑞来证明明代中国的经济是失败的。
在这一章，黄仁宇主要想批的是明朝的经济制度，他认为海瑞的这次重大失败之所以命中注定，就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制度是失败且没有前途的。
其实，黄仁宇在明代经济上的观点，多见于他的另一本著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在《万》中不过是略微提及，所以，如果要反驳黄仁宇的经济理论，就必须把他的《财政》这本出也拉出来，一起铺开讨论，这篇幅就太长了，我也没时间写那么多。
这里仅推荐万明的《十六世纪明代财政史的重新探讨》与李龙潜的《也评黄仁宇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均与黄仁宇的观点针锋相对，事实上，早在黄仁宇在哈佛大学时，同行教授们，尤其是费正清，对黄仁宇的经济观点也颇有微词，而崔瑞德迫于朋友关系，也仅仅是赞美了黄仁宇这本书开了系统明代经济著述的先河，但对于这本书的质量如何，却言辞暧昧。
当然，黄仁宇在明代经济制度的观点是非，我无意给出结论，毕竟这是史学界的争议话题，我人微言轻，给个决断也没人理会我，所以，这里只是给大家推荐相关的参考论文，顺便推荐梁方仲、张显清等人在明代经济方面的书籍，诸君阅罢后，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黄仁宇眼中，海瑞的一生是失败的，因为他终究没能消除贪腐，也没能把土地问题彻底解决。
我想用一个故事表达对黄仁宇先生观点的看法。
在暴风雨后的一个早晨，一个男人来到海边散步。他一边沿海边走着，一边注意到，在沙滩的浅水洼里，有许多被昨夜的暴风雨卷上岸来的小鱼。它们被困在浅水洼里，回不了大海了，虽然近在咫尺。被困的小鱼，也许有几百条，甚至几千条。用不了多久，浅水洼里的水就会被沙粒吸干，被太阳蒸干，这些小鱼都会干死的。 男人继续朝前走着。他忽然看见前面有一个小男孩，走得很慢，而且不停地在每一个水洼旁弯下腰去--他在捡起水洼里的小鱼，并且用力把它们扔回大海。这个男人停下来，注视着这个小男孩，看他拯救着小鱼们的生命。
终于，这个男人忍不住走过去：“孩子，这水洼里有几百几千条小鱼，你救不过来的。”
“我知道。”小男孩头也不抬地回答。 “哦？你为什么还在扔？谁在乎呢？” “这条小鱼在乎！”男孩儿一边回答，一边拾起一条鱼扔进大海，“这条在乎，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
我想，如果海瑞是那个孩子，黄仁宇大概就是那个“理智”的男人吧。

六、戚继光篇
公元1588年，大明帝国依旧四海升平，而一代将星戚继光却悄然陨落，享年59岁。
如果此刻，你手中有一张中国地图，那么请将你的目光投到东北的白山黑水间，你会看到一个叫做努尔哈赤的首领，正在兼并其他的女真部落，三十余年后，他整合了女真的力量，亲手摧夸了大明帝国的歌舞升平，而他的子孙，则用这股力量亲手埋葬了戚继光心爱的王朝，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大清帝国，为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如果此刻，你手中有一张世界地图，那么请你把目光聚焦在西欧，你会发现，这一年的7月29日，在海风习习的英吉利海峡，英国的海军终于击沉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夺取了制海权，至此，西班牙衰落、英国崛起，已成定局，一个新的殖民时代逐渐拉开了它的序幕。
二百五十余年后，英国凭借船坚炮利叩开了清王朝的大门，历史在这里，空留一声叹息。
因为公历与农历的时间差，1588年，仍可算为万历十五年，在黄仁宇看来，戚继光的离世，让中国失去了军队迈向现代化的最后机遇，鸦片战争的种子，在这一年，已经埋下。
戚继光生在明朝中后期，此时的明朝军队已经大不如前，战斗力菜的一匹，叫人不敢直视，在战场上经常被敌人打的怀疑人生。
在悲惨的现实下，戚继光做过一系列的努力，渴望强化明军的战斗力，在谭纶、张居正的支持下，他一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训练出了一支吊炸天的戚家军，在先南方教倭寇做人，又镇守北方使得蒙古人不敢犯边。
但戚继光革新军队的想法无法见容于这个“失败的社会”，最终，这个天才的帝国将领在饥寒交迫中永远的闭上了双眼。
在黄仁宇的描述下，戚继光是一个孤独的将领，纵然用尽浑身解数，也依旧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他的人生结局充满了悲剧性，这种悲剧也是那个时代失败的缩影。

黄仁宇在戚继光的章节开篇是怎么写的？
这章一开始，依旧点出这年是万历十五年，就是在这一年，一代名将戚继光病逝，而因为戚继光与张居正生前走的太近，所以在“倒张风波”中被打倒，后赋闲在家，几年后，一个御史提议重新重用戚继光，皇帝没听，还罚了这货三个月的工资，而戚继光死后，官方档案却没有提及这件事，还是厂卫的侦缉下朝廷才获知了名将陨落的消息。
你看吧，一位对帝国立有大功的顶级将星，居然被皇帝嫌弃到这种地步，人死了以后，居然官方都不记录，生前如此轰轰烈烈，死后却是寂寞如雪，这是何等凄凉？
一个浅浅淡淡的开头，戚继光的悲剧形象就这样在读者的心目中定格，试问，谁看了这样的开篇后，不会给戚继光的人生扣上“失败”的帽子呢？
接着，黄仁宇的又开始了对比的修辞手法：你是不是觉得戚继光很惨？别，这都算好的了，还有比这更惨的呢。
然后黄仁宇就开始举例子：
“他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一样，具有再造本朝军事力量的宏图，但却屡被参劾并受到申斥，难酬壮志。另外几位高级将领，卢镗先被拘禁，后遭斥革；汤克宽被拘释放，命令他戴罪立功，最终在塞外为国捐躯。戚继光部下的将领胡守仁、王如龙、朱钰、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惟一的例外则是与他同时的刘显，虽然屡被参劾，却能岿然不动。这并不是朝廷对他特别垂青，而是他负有征剿四川“土蛮”的重任，这一战争旷日持久，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取代他的指挥权。刘显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刘綎被誉为跨灶之儿，继之而成为万历一朝的名将，但也迭经革调，1619年和努尔哈赤作战，在仓猝进兵的情况下力战而死。”
我们中学写议论文，都知道，举例子的目的是为了引出结论，黄仁宇举例子想说明的，无非就是这一句话：“这些令人同情的遭际，在本朝带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质。”
什么意思？
黄仁宇先把上面几位哥们儿的悲惨人生列举出来，给读者一种印象：怎么在明朝当将军，就混的这么惨呢？
然后黄仁宇再告诉你，明朝将军这么惨，是“普遍”和“必然”的！然后下面就开始长篇大论为什么了……

但是这里很显然有两个漏洞。
第一，你举出了以上几位将军的人生是悲剧的，难道就能证明整个明朝的将军都是悲剧的吗？这岂不是以偏概全？
就说与戚继光齐名的李成梁，生前战功赫赫，被封为“伯爵”，后来光荣退休，活了快九十岁才蹬腿，儿子也接盘成了高级将领，这从哪个角度看也不是个悲剧吧？
还有其他人，我甚至都不需要举明前期了，就明中后期那种糟心的状况，不还有其他如马芳、麻贵、杜文焕、沈有容等一大批武将功成名就喜丧善终么？就这还是有点名气的人物，如果再算上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将领们，那就更不好说了。
至于黄仁宇口中“唯一”的例外刘显……拜托，这根本就是你自己一厢情愿规定的“唯一”好不好？
第二，上面那几位真的可以称之为悲剧么？
老实说，仕途不顺这种事，谁都遇到过，许多文官也曾如俞大猷一样壮志难酬，也有如卢镗一样被拘禁斥革，如汤克宽一样为国捐躯，如胡守仁、王如龙、朱钰、金科等人一样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
所以我是不是也能举几个这样的例子，说明文官的地位也是悲惨的，然后老神在在地分析一下文官如此命背的“普遍性”与“必然性”？
说他们的人生是失败的，难不成在黄仁宇眼中必须要人生坦途一帆风顺没有半点挫折才能算是成功？
你怕不是疯了。
……
除了这个，还有一点我想不通，那就是黄仁宇是怎么定义他的“同情”的？
比如他举出汤克宽、刘綎的例子说他们最后战死沙场了，所以惨啊。可我依稀记得巴顿说过：“一个军人最好的结局就是在最后一场战争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将军是光荣的，黄仁宇也是当过兵的人，怎么就能得出他们值得同情的结论呢？转念一想，黄仁宇当的是国民党的兵，会有这种认知，也就不足为怪了。

黄仁宇“成功”的论证出“明朝将领都很惨”之后，果不其然开始解释原因了。
他给出的理由用一句话概括：武将集团受到了文官集团的压制。
明朝是一个官僚制的帝国，文官集团才是真正的统治阶层，而文官集团的核心又是儒家文化，凡事以和为贵，没事儿别动兵，动兵伤感情。
“但是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
可以说，黄仁宇已经认为文官集团完全无视了国防在维护国家安全中所起的作用，一件事儿，如果最后要被迫以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那都是丢人的。
这个结论未免太过于冤枉“我们帝国的文官”了，事实上，明朝尚武的文官不在少数，王骥王越王阳明就不说了，仅从万历朝来说，叶梦熊李化龙梅国祯熊廷弼等等，哪个不是一听到战争就热血喷张的鹰派？
甚至于，我依稀记得，黄仁宇先生在本书第四章“活着的祖宗”里，提及到了这样一件事：
“1590年，本朝的一个被称为“方大醉”的下级军官，听到军士报称蒙古骑兵侵掠边境，他就单人独马冲到出事的地方。蒙古人准备答话，此人乃一介武夫，一言不发，举刀就砍。蒙古人在退走时拔箭射中了这位莽汉，致使他第二天创发身死。于是军中群情激愤，坚决要为他报仇。洮泯副总兵李联芳追逐敌军，遇伏阵亡。报告送到北京，议论就哄然而起，大都主张停止互市，出兵作战。”
兄dei，你这样自己打自己的脸真的好吗？

还有令我不解的，是黄仁宇为了论证“重文轻武”，于是写下了这样一段描述：
“一个士兵退伍还乡，就等于增加一个无业游民，因为他在军队里所学到的技术和养成的起居习惯，已经难于再度适应农村的生活……我们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
黄仁宇举出的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军官与士兵退伍后，会发现自己没什么事儿可干，因为失败的明代社会需要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
what？如果我没理解错，黄仁宇想说明的，应该是一个人在军队所训练的知识，到了社会上，居然竞争不过那些有情商、有颜值的人。
你确定这仅仅是指明代社会？即使是今天的社会也是这样好不好？甚至于外国也一样啊。颜值与情商在哪个社会都是备受推崇的，你拿这个论证社会的成功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