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LEMEN: 《地球》有着一个类型片的外壳,这样的设定是你在剧本创作时就想好的?
毕赣:我创作剧本有一个习惯,比如《路边野餐》我先是把它写成一个公路片,然后再去“破坏”它;到《地球》的时候,我先写的其实是一部黑色电影,类似于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1944)那种的。然后从每一场戏开始破坏它。比如第一场最开始跟电影其实并没有多大关系,从局部一点点地开始破坏,到变成现在的这个模样。这是我写剧本的习惯,因为没有受过正统剧本训练而产生的方法。
ELLEMEN:张大春是如何参与到剧本创作过程中去的?
毕赣:大春老师是剧本的文学顾问,我在台湾跟他聊过很多次,主要是电影结构方面。比如这部电影是分成两部分一半一半的结构,前面一半是记忆,后面一半是罂粟,就像保罗·策兰(Paul Celan)的诗一样。甚至在某一时刻,我都想将《罂粟与记忆》作为电影的片名,但又觉得有点过于笼统,并不算太适合。
ELLEMEN:我的理解是电影的前一半是关于时间,记忆与现实的交叉;后一半则是关于空间,这种感觉当然因为3D和长镜头而得到加强。
毕赣:我觉得后面这一部分就像当初我们聊过的那样,因为这是一部关于记忆的电影,前面一半如此处理以后,我希望后面的材质能够不一样。其实3D只是一种材质,它像是玻璃那样,改变的是对记忆的触感。3D其实是真的吗?每个看电影的人都知道它其实是假的,它只是把空间变得立体而已,而这种立体的感觉,我觉得和脑海中回忆某些场景的感觉是十分相似的,比2D的画面更接近于人脑海中的感知。它虚假,但与记忆相像。
ELLEMEN: “荡麦”从很早就开始出现在你的电影中,它是你创造出来的世界,荡麦,意味着什么?
毕赣:荡麦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然后慢慢地它变成了时间可以交织的地方,在这部电影中,它又变成了记忆的最深处,一个像梦一样的地方,但它又是真实发生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