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儒学的回归？

第一，孔子重视教育，但他却不提倡他的弟子们专攻计谋，如玩弄技巧、巧言令色，抑或吹毛求疵来攻击别人以显示自己的高明。
相反，他强调的是全面教育，注重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的全面培养。他教人隐忍，告诫人们要学会包容，不可过多显山露水，要是用现代的语言表达，这就叫作人文教育。在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中，就列举了所有君子追求的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同样的观念在由孔子的弟子们整理的《论语》中以不同方式多次提及。孔子毕生都在追求仁义孝道。不同于亚伯拉罕意识形态，有关“人性本恶”的说法，孔子相信人性本善，只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才一步步走向堕落，所以教育的真谛就在于净化被腐蚀的人性，使其重归本性，而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协助祛除社会环境中的不良因素。
尽管“仁”的思想内涵丰富，而孔子也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在英文翻译中，它被定义为“善心”，也就是人的本性在被腐蚀前最纯真的特征。如果“仁”被视为立国之本，成为政府行事的原则，那么其结果将是“仁政”。
根据以上对人性的假定推测，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应该清除社会中那些腐败堕落的思想的影响，因此政府就担当着教育民众不可或缺的角色；人们在有益教化的社会中发展而非在孤立的环境中实现内心的满足，因此强调“人是社会中的人”的观念、而不是像西方强调个体“救赎”。除非整个社会环境被净化（通过教育和政府培养），不然个体很难被教化。如果用宗教的语言表达，就是个人的救赎离不开集体的救赎。因此，中国人视集体福利高于个人利益的观念就是来源于这一逻辑，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在密歇根大学汉学教授孟旦早期的论著中，他提到“人是社会中人”的观念建立在人性平等的基础上（这与一般西方人对儒家思想的印象恰恰相反），其结果是通过适当的教育（借用经济学的术语，称为“社会附加值”）帮助个体发挥潜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从此最终确立起社会的规范。从儒家的观点看，精英不应仅考虑提升自己的价值，更应该将实现集体的利益视为自身的主要目标。个人禀赋和成就各异，最终形成由“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组成的不同的社会集团。

第二，孔子的集大成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自古至今的兼容并蓄，就如孔子汲各家学说之长与自己的思想结合，形成了儒家思想的主体一样，同样也反映了一个兼容并蓄而集大成的特性，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本性。

第三，孔子影响了科举制度的建立。科举制度取代了之前贵族治国的传统，采用任人唯贤的标准选拔官员。这些出身士大夫的贤能之人，是自汉朝开始逐渐实现实际管理国家的行政主体。孔子的仁政思想及其对官员提出的要无私奉献社会的要求，使得传统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专制和残暴。

此外，孔子重视御史大夫进谏的作用，它能有效抑制君主的过度集权。这样的观念也鼓励除了谏官以外的官员要注意提醒君王在社会中出现的不满。尽管谏官在每个朝代中的作用不同，但是有意思的是，每当谏官或是其他官员有意劝诫君王时，他们总是引用儒家思想作为是非对错的标准或是自身观点的佐证。

第四，也许孔子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他对政府角色的定义，在他看来，政府的职能在于推行仁义，实行善治。具体来说，政府需要在开化民智和清除社会不良风气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承担保护并滋养民众的责任。
简而言之，儒家思想的经久不衰以及一直以来中国人对孔子的尊崇，很大程度上当归功于孔子对于知识和智慧的重视。相较而言，墨子同样推崇智者和贤人，但是他的思想在其死后并没有广为流传。在当代中国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看来，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千古流传，全在于其“理想与现实并具，实际却又不浅薄的特征”。
回顾历史，尤其是1995年后，儒家思想开始复兴，笔者不禁要问，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促成了儒学的源远流长。事实上，这一因素就是儒家思想秉承了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精神的核心——兼容并蓄，即集百家之所长而不是墨守成规地局限于自身的正统理论中。
摘自：《大国复兴 》

不需要，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