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才性本恶，商鞅立木，信，为“信”的上下贯通，认善，只有儒家才有善恶两分的圈套。道法都是超越的。

战国时期，儒家、道家等等并没什么严格的定义和界限。比如荀子，你说他儒家也行，他整体上还继承了孔子学说。但他强调性恶说，这就是法家学说的基础。

所以，有人刻意把老子学说与孔孟之说剥离，实在没有必要，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明白了，人祸起于法家！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黄金时期，也是中国文化根基。文化繁荣得益于言论自由，只有言论自由才会有百家争鸣。

诸子百家，真正反对周朝政治制度的，只有法家。

在百家争鸣中法家取胜，法家取胜后就没有了百家争鸣。法家主张人性本恶，百家争鸣也是人性之一，所以百家争鸣也在法家制裁范围。不只是百家争鸣，等等的一切都属于人性，所以都在法家打击目标。

法治不是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是基于‘性恶’说的一种无奈的政治制度。

儒家问题主要是周礼，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人类社会普遍问题，周礼就是儒家的萧何

作为人把人定义为恶已经就是与人为敌了，与人为敌就是人的敌人，不必再争辩，没有争辩的必要

儒家思想有问题，儒家的问题属于细枝末节，而法家是根本性问题，法家主体思想根本就坏了

编剧不错，对于中国政治哲学史有一定的格局和宏观认识。
卫鞅主张“性恶论”，和孟轲声称的“性善论”，卫鞅年轻锐意，孟轲讷言持重，卫鞅服色显著，孟轲服色深暗，卫鞅驳斥儒礼却要行礼发言，孟轲儒家尊圣却恼怒失礼拍案，各种细节表现使两者形成了精彩纷呈的戏剧冲突，让这一幕戏变得好看。

除开戏剧制作。就两位先贤的论述，我个人认为孟子的辩驳是有些黯然苍白的。
多年身处儒家亚圣的主导地位，让孟子在辩论中显得持重而慎言（俗语叫“船大难调头”），继儒家大成于一身的孟子得益于声望显著，却也得受制于理论的宏观僵化，面对机敏年轻的卫鞅其辩驳显得苍白而空泛。
而孟母三迁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其中不难发现一条与孟子“性善论”相悖的逻辑主线，即承认了人性不良的一面，才会试图去改变环境影响。
事实上，我们当代人基本都明白一个道理，人性的起点不会是绝对的恶，也不会是绝对的善。没有人生来就是大贤大圣，或者生来就是大奸大恶。都是由于后天长期的善良积累，或者恶性循环造成的人生境遇。
水滴虽微，渐盈大器，小善不积，无以成圣。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小恶所积，足以灭身。
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胡萝卜加大棒的道理，利益用于引导良性的发展，而不良的状态得用大棒遏制。
比如一个写贴子用“谨以此帖献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这样美好愿景开头的作者。在得意忘形，失去制约的时候，就算一个于实际毫无贡献意义的网络贴吧置顶，也会让他显露出“就喜欢你们看不惯我却那我无可奈何的样子”这种小人得志的心态。
所以人性本来的面目不像戏剧冲突表演的那样，必然是恶，必然是善。道家的哲学观点：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天下难事必作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事物变化，人性善恶的发展总有一个过程,由易到难,由小到大。在心智还处在萌芽阶段的时候, 就要看到它的发展趋势, 并且采取相应措施, 因为这时候是最容易为环境所影响。如果错过了机会,心智发展了,变化了,原本朴素干净的内心也会变得虚伪污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