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矛盾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4]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5]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声色犬马，权欲熏心，过着荒**烂的生活[6]。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7]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问题
从五胡乱华开始，河北、中原有大量胡人。至隋唐时期，河北仍然是汉人、契丹人、奚人、突厥人等多民族杂居,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叫做“河北胡化”。[8]
在史书中被称为安禄山、史思明“腹心”、“宾佐”和“心手”的最核心人物有高邈、何千年、许叔冀、吉温、张万顷、孙孝哲、曹将军、徐归道、独孤问俗、张休、张通晤等11人，只有孙孝哲和曹将军是少数民族。安禄山、史思明在叛乱过程中和称帝时所重用的主要是汉人。《旧唐书·安禄山传》载：“十一月，反于范阳……以高尚、严庄为谋主，孙孝哲、高邈、何千年为腹心。”而高尚、严庄“专居（安禄山）左右以画筹”。（注：《安禄山事迹》卷中。）在这五个关键人物中，只有孙孝哲是少数民族。安禄山称帝时，大燕政权的左相达奚珣、右相张通儒、中书侍郎高尚、御史大夫严庄，前者为鲜卑人，后三人均为汉人。乾元二年(759)四月，史思明称帝时的宰相周挚也是汉人。除了上述几个核心或关键人物外，在安史政权中担任过重要角色的一些人物几乎全是汉人。如安史政权的宰相陈希烈、平冽、张垍，尚书敬荣，中书令王伷和张均，全是汉人。[9]
在安史乱军中领兵打仗的将领主要有崔乾佑、蔡希德、尹子奇、牛廷玠、徐璜玉、安守忠、安俊雄、李秦授、李归仁、毕思琛、周万顷、安晓、李钦溱、李立节、李庭伟、张孝忠、王武俊、申子贡、荣先钦、阿史那承庆、范秀严、阿史那从礼。这些将领中只有张孝忠（奚）、王武俊（契丹）、阿史那承庆（突厥）和阿史那从礼（突厥）是少数民族。其他如安守忠、安俊雄、安晓疑为安禄山的同一种族人。安史乱军中领兵打仗的将领多数还是汉人。[9]
至德二载(757)一月，史思明从博陵，蔡希德从太行，高秀岩从大同，牛廷玠从范阳，共率兵10万人围攻太原，这四路将领中只有史思明为胡人；在乾元年(758)十月安庆绪分三军营救卫州时，崔乾佑领上军，田承嗣领下军，安庆绪亲领中军，只有安庆绪为胡人；上元元年(760)，史思明准备实施全面进攻计划时，“遣其将田承嗣将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将兵三千人徇陈，许敬江将二千人徇兖、郓，薛鄂将五千人徇曹州”。（注：《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这四路将领全是汉人。[9]
安禄山起兵后，令贾循留守范阳，吕知诲守平卢，高秀岩守大同，以后每攻占一地，大都派汉族将领镇守该地。如令安忠志（奚）领精兵驻扎土门，张献诚（张守珪之子）守博陵，李钦凑守井陉口，李庭望守陈留，武令珣守荥阳，张万顷为河南尹，崔乾佑守陕郡，张通儒之弟张通晤负责睢阳，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崔光远为京兆尹（有的记载为田乾真为京兆尹），安守忠镇关中，牛廷玠屯安阳，安太清守怀州，周挚、许叔冀屯福昌，史朝义守冀州，令狐璋戍滑州。这些为安、史镇守要地的官员中，除了安忠志和安禄山、史思明之子是胡人外，其余大都是汉人。[9]
安禄山手下有数千将领，《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记载，安禄山在天宝十三年曾一次上奏将其属下2500人任命为将领，原因是这些人讨伐奚、契丹、九姓、同罗等少数民族，这些人功劳很多，因此这2500人很可能大多是汉人。[10][11]这2500将领，没有证据说其中是胡人多。至于安禄山手下数千将领，也没有证据说是胡人多。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只是让副将何千年入奏请以蕃将32人代汉将，只是换了安禄山手下数千将领的32人，对安禄山手下将领的胡汉比例几乎没有影响。
内部矛盾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