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期说
主张《泰山梁甫行》创作于曹植生活前期的学者主要有韩兆琦、张亚新、徐公持等。以下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
韩兆琦认为该诗“大约是曹植早年的作品”。韩兆琦在《汉魏南北朝诗选注》中说曹植的《泰山梁甫行》：“作品反映了汉末以来军阀混战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痛苦，反映了边海农村的残破荒凉景象，表现了诗人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这大约是曹植早年的作品。”[2]158韩先生对作品内容的概括与实际不符，对作品创作时代的论断也缺乏根据。
张亚新认为作品创作于为临淄侯的前期。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评曹植的《泰山梁甫行》说：“写得萧瑟，岂徙封临淄时作耶？”[3]170张亚新顺着这个思路做了进一步的探索，他说：“从内容看，《泰山梁甫行》描写齐东滨海地方人民的贫困生活细致逼真，历历如画。‘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这样的诗句，如果作者不曾亲到海边目睹，是不可能写出来的。而要去海边，作者必须具有相应的便利条件。”他分析说，曹植的封地，如平原、安乡、鄄城、雍丘、浚仪、东阿、陈，“离齐东滨海地区都较远”，于是他得出结论说：“唯临淄故城在今山东旧临淄县北，离莱州湾很近，曹植要到海边巡猎、视察十分方便。因此，《泰山梁甫行》应是他为临淄侯时的作品，陈祚明指出这点是很有道理的。”
下文他又进一步分析认为，曹植建安十九年徙封临淄侯，到黄初二年贬爵安乡侯，为临淄侯凡十年。前期长达九年，后期只有一年，后期的这一年，受到曹丕的打击迫害，行为受到限制，亲出巡游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作品应创作于为临淄侯的前期。[4]
张亚新的论证有两个不足，第一，曹植建安十九年徙封临淄侯，建安二十五年改封鄄城侯，他就国时所上的《鄄城上九尾狐表》可证，因此曹植为临淄侯首尾只有七年，而不是十年。第二，曹植一生共有八个封号：平原侯、临淄侯、鄄城侯(王)、安乡侯、雍丘王、浚仪王、东阿王、陈王，但他实际居住过的只有三个地方：鄄城、雍丘、东阿。他在改封东阿王时写的《迁都赋序》中明确说“号则六易，居实三迁”，故曹植建安时期虽曾为临淄侯，但并未就国，因此，他也不可能在临淄创作《泰山梁甫行》。
徐公持先生认为作品创作于建安十二年。徐先生的论证紧扣诗中的“边海”二字，针对朱乾认为曹植《泰山梁甫行》“殆作于封东阿、鄄城之日”[3]198的观点，徐先生说：“按东阿、鄄城，在曹植后期的全部五处封地中，虽说地理位置最东，它们都属兖州，在今山东省境，其余三地位置则稍西———雍丘、浚仪也属兖州，陈属豫州，均在今河南省境，然而，东阿、鄄城距海仍有近千里之遥，这一距离在古代不能算很短，不得便以‘边海’相称。即使从大范围来说，古来也只以青、徐为‘海滨’之地，无以兖、豫与海相属者。以故后期之作说实难通。”他从索解曹植作品中“边海”一词入手，认为：
“边海”二字在曹植笔下，实不容作别解，此诗为曹植亲至海边时所作无疑。其次就要找出曹植亲临海边的时间。按曹植后期常在封地，如前所述，其地去海甚远；若再考虑到当时曹植并无行动自由，有监国使者严厉督责，就更不能设想他可以出千里而远适海隅。因此，在曹丕受禅后的曹植全部后期生活内(共十二年)，他是没有作这首诗的可能性的，这种可能性只可到他的前期生活中去找。
于是徐先生在曹植生活前期寻找到达“边海”的时间和场合，他根据曹植在《求自试表》中“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行军用兵之势”的话，认为曹操转战中国北方二十余年，其他时候都在内地，只有建安十二年征讨辽东乌桓三郡，途经今河北东部地区，到达渤海之滨。所以曹植跟随父亲曹操“东临沧海”也只能是这一次。而从《求自试表》的语气来看，他指的也正是这一次。这次回师途中，曹操创作了《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曹植文中的“东临沧海”，正是曹操诗句“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缩写，“所以曹植的这次海滨之行是可以肯定下来的”。曹植的生活前期经历比较简单，基本只在邺城生活，“如此说来，《泰山梁甫行》竟是北征三郡乌桓时作的了”。
徐先生又考查了诗歌的内容，认为曹植的描写“颇切于当时当地的情况”，即“当时冀东滨海地区”的气候情况及“边海”之民的生活贫困状况。而且所写内容也可以与曹操的作品参互为证，于是徐先生得出结论说：“总之，《泰山梁甫行》作于建安十二年，是曹植有年可考的最早的作品，诗人时年十六岁”[5]147-160。
徐先生是魏晋文学研究卓有成就的专家，所以他的这个观点有较大的影响，但他对问题的论证仍有许多疑点。
第一，历史上曹植每次从父出征的场合，即使正史不记载，也有其他线索可寻，而这次所谓曹植从征三郡乌桓，却没有记载或任何其他可靠的线索。这次北征三郡乌桓，与此前此后历次征讨都不同，这次是征讨塞外的游牧部落，路途十分艰险，《魏志·武帝纪》：“夏五月，至无终。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畴请为向导，公从之。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虏乃知之。尚、熙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将数万骑逆军。八月，登白狼山，卒与虏遇，众甚盛。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6]29在这样的情景下，精明谨慎的曹操是否带儿子从征是很值得怀疑的。
第二，曹植在《求自试表》中说自己“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意在说明自己曾跟随父亲曹操到过许多地方，所说这些地方，很难一一坐实。若像赵幼文先生《曹植集校注》所附年表，建安十二年，据“北出玄塞”即认为曹植从征乌桓；建安十三年，据“南极赤岸”即断定曹植从征刘表、孙权，这恐怕未必。曹植一生最崇仰自己的父亲，其作品中的语句与曹操作品中的词句相重者甚多，因此，二者语句的类似不足为据。至于说诗歌内容“颇切于当时当地的情况”，如果将二者仔细寻绎、对照，可以发现它实在谈不上切合。《魏志·武帝纪》载：“(建安十二年)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裴注引《曹瞒传》曰：“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下文又载：“十一月至易水，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卢、上郡乌丸行单于那楼将其名王来贺。”[6]29-30也就是说，曹操率军经过今河北东部的时候，适当严冬，北方寒冷，又是海边，此时此地的自然景象和百姓的生活状况肯定不会像诗中所描写的那样。
第三，从思想内容、艺术手法和情感格调来看，作品都不像出自一个16岁少年之手。《泰山梁甫行》立意甚高，表现手法纯熟，特别是概括力很强，感情沉郁悲慨，一个16岁少年恐怕很难达到这种境界。曹植“少而好赋”，种种迹象表明，曹植的诗歌创作是在建安十三年王粲来到邺下，他在王粲的影响和指导下才很快走向成熟的。因此，16岁的曹植不太可能创作出如此思想深刻、情感沉郁、艺术高超的作品。这也是大多数学者认定《泰山梁甫行》为曹植后期作品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