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部民法总典，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的决议，第一部民法典要到2020年才能出台，，，，
民法一词是个舶来品，源自罗马法，由日本人翻译再传入中国，中国古代民法并不发达，刑法的历史倒挺悠久，有的人把刑法当作民法，属于小小的法盲。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的发达与否与文明程度密切相关，民法有多重要？拿破仑说：“我真正的光荣不是打了40场胜仗，因为一次滑铁卢失败就把它全抹掉了，但有一样东西不会被人遗忘的，那就是我的民法典”。1804年出炉的《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确实无愧于这个说法，它树立了近代法治基本原则，影响了世界。

《法国民法典》基于个人主义思想和自由平等的观念，确立了所有权绝对化、契约自由以及过失责任等三大原则。
对东方国家民法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德国民法典》，比拿破仑法典几乎晚了一个世纪，1900年诞生的《德国民法典》，按照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的体例编成，它的体例结构安排，体现了所谓对人“从摇篮到墓地”的终极关怀，它对日本、中国台湾以及今天的中国有重要影响。

灋，是法字的古体，《说文解字》：“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
从《说文解字》可以看出，中国古人所理解的法就是刑，刑是什么？就是模子，一种行为规范，如果违犯了，就把你身体的一部分拿掉。

西方的法，是一种客观的规律性的东西。这种思想源自自然法和犹太人的神法，和中国先秦道家的黄老学派相似，黄老道的核心思想就是道生法，认为法律是天道法则在人间的反映，它具有神圣性和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中国古代主流观点都认为法律是君主意志的体现，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中国刑的历史很悠久，黄帝时代就有刑，皋陶据说就是黄帝的管刑法的官。《尚书·吕刑》记录了很多刑。
“法家”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汉代，而法家思想和人物在先秦占有重要地位，管仲被普遍认为是法家先驱，管仲治齐突破礼制，带有很强的法家色彩，使齐国成为春秋首霸，此处不展开讲，一笔带过。比孔子稍大一点的子产则是中国法制史上很重要的一位人物，他第一次把法律（当然是刑法）铸在鼎上向社会公布，历史上称为铸刑鼎，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从此中国从习惯法走向成文法，这是一个历史突破，尽管这个突破很有限，但也意义重大。从儒家孔子的极力反对也可看出意义有多么大以及法治之路多么艰难。

对比一下，以前536年郑国颁布成文法为标志，前2380年苏美尔已颁布了成文法，刻在泥板上的，比我们早了1800年。前1790年中东汉谟拉比法典，早1200多年。其中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骨还骨的名言。有282条条款，而且多数与商业，财产权，婚姻等民法有关。很显然他们的工商业远比我们发达。前1000年左右，出现了犹太人《摩西律法》，比中国早500年。它每条每款都记载在圣经里，它规定了公开审判制度，抗辩程序和所需证据，还规定了慈善事业。古罗马，前450年左右，出现十二铜表法，刑律丰富，民法部分的比例很高。罗马法影响至今，学法律的都还要学罗马法。

邓析，郑国人，比子产稍小，和孔子差不多是同时代，精通法律，以为人打官司为职业，他可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律师第一人，他因精通法律，善于挑法律漏洞，而不容于统治者，最后被杀害，邓析之死，是中国法治建设史上的一个重大挫折，暴露了民权的无力和王权的嚣张以及礼教的阴魂不散。

战国时代是成文法的时代，法家人物独领风骚，其中李悝《法经》是最具代表性的，但法经依然还是一部刑法，没有一丁点民法成分。
法家不是今天的法治，二者有巨大的区别，李悝强调“法”、申不害重视“术”、慎到专注“势”，韩非则是法家集大成者，把“法、术、势”融为一炉，还有商鞅这位著名的变法者，他们都是维护专制统治、维护君王利益的，和儒家一样，在他们眼里是几乎没有民权的。

从古到今，民事案件总是多于刑事案件，在现今，民事案件占到了全部案件的80%以上，甚至接近90%，而刑事案件所占比例极小。那古代没有民法如何处理民事纠纷呢？民间秩序一般依赖封建礼俗，民间纠纷一般由宗族来调解，这种模式即无确定的规范，又无通行的程序，是中国古代社会“重刑轻民”的一大特征。

如今，法治被写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思想也不断深入人心，民法典出台的那一天将是中国文明进步的一大历史突破。但由于历史的惯性，蠕毒两千年的浸淫，法治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民法当然是有的，比如古代的各种家规，只不过我们都比较民主，各家家规不一样，像楼主说的那种太ducai了，居然强迫所有人用一样的家规。。。

我们先有《民法通则》后有《民法总则》不能说没有《民法》。

我认为法律应该是国家利益的综合体现，民法应该细化到方方面面，密不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