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传统第三:抢劫走私两头忙
当然,哪怕国军再看不起大头兵,让八十多万人练辟谷修仙那非闹成兵变不可。在补给区不能完全满足部队粮食需求之时,国军就放手让各单位自行采购,名为“现地采办”。现地采办依旧不足的,还可以进行“征发”。区别就是,一个名义上给钱,一个名义上连给钱都不需要。
要说让一群几乎没有纪律管制,没有政治管理教育,地方政府无权管辖,还因为各种贪污腐败,导致口粮和军饷都发不到位的饥肠辘辘的大兵们,在手里有枪的情况下好声好气地去跟商家们讨价还价,然后非常友好地完成平等交易,这估计不会有人信。
于是“采办”和“征发”很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持续性抢劫。在辽沈战役之前,国军打算就地强征50万斤军粮,结果只征来20万斤。剩余的部分后勤单位一筹莫展。为了这点粮食,在沈阳外围还发生了国军内讧,以“抢小麦之战”之名见诸史册。
1948年8月,辽沈开战前一个月,国军东北“剿总”开了个会。卫立煌把军长以上都喊来研究怎么“强购”粮食,可惜反应平平。卫立煌连让各位军头提成20%的说法都提出来了,问题是这地方各位都蹲了两年半了,该抢的都抢完了,沈阳附近实在是没的可抢了。
于是,“抢购”的黑手,直接伸向了国民政府粮食部。粮食部在锦州存有10万袋面粉,本来打算救济沈阳附近灾民,结果被一纸白条,直接拿走当了军粮——饿肚子之下众生平等,管你是不是同僚,管你的粮食干什么用。
不止是粮食,国军的征发过程是遇见什么要什么,最后搞得当时的国防部不得不发电报申斥:“据报,近查各部队构筑工事,每多任意拆毁民房,而且强向民间征发材料,人民怨声载道。除分本部陆海空联勤总司令部暨各行辕,各绥靖公署,台湾警备司令部持电查照,希即严饬所属,不得任意拆毁民房,强征材料为要。”
然而这种电报在国军体系里跟废纸就没什么区别。抗战只有一场长沙大火,而解放战争国军每次守城拆房子都能拆出来一场缩水版的长沙大火。解放天津之时,六十二军一个加强团在宜兴埠据点以扫除射界为名,纵火烧村,致使7800多户3.8万多人无家可归。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既没被惩罚,也没做赔偿,最后还是东野的大炮,替天津群众讨回了公道。
在小兵眼里,抢来的粮食物资,无非也就是吃喝,在有路子的军官眼里,这可就是不菲的财富了。空军弟兄能勾结奸商拿陆军的口粮投机倒把,海军能没事把剿总管理的油料倒腾出来玩玩,近水楼台的陆军弟兄们自然也不落后。
在廖耀湘偷袭彰武成功,获得东北野战军百万斤大米之后,一场狂欢就此开始。新1军和新6军带头用汽车抢运粮食回沈阳,和早就串通好的黑市奸商共同发财。身为五大主力,此时也是“发财为先,剿匪为后”了,更何况“因粮于敌”乃孙子兵法教诲,借敌军的粮发自己的财,乃兵法正道也。
整个廖兵团像是老鼠进了米仓一样足吃足喝。这全赖有一个擅长做生意的领导。廖耀湘在抗战的时候就曾借助美国盟友的飞机,派参谋搞夹带炒黄金差价,下属们能不学得快吗。
在走私这种活动中,谁先抢占货物出手的先机,谁才能赚到最大的便宜。从国军的经验来看,不管是抗战劫收拆了工厂卖机器,还是彰武城下倒腾粮食,汽车都是很重要的。正如土匪窝点里面最重要的不是打打杀杀的炮头,而是主持销赃的先生。国军的作战部队也得先巴结好了运输部队,才能赚大钱。
更何况,搞运输的这帮人比只能明抢的这些位做生意都早,思路也灵活:汽车部队利用运输工具走私黄金和毒品,故意将好的汽车报称报废藏起来干私活;人力运输队伍盗窃公物以次充好;火车运输部门夹带商品贪污货物虚报损耗……一个个玩的比作战单位溜多了。
然而,国军各部队沉迷走私,拿自己宝贵的运输工具跑私货的时候,似乎忘了他们作为打仗的真正该拿汽车过来干啥。原本各个汽车团因为维护太差就有三分之一汽车不能开动,沉迷走私又加剧了汽车损失。
汽车问题更影响到弹药问题。国军联勤总部都纳闷:明明后勤仓库囤积了数以亿计的弹药和物资,运输部门也不是做不到将弹药及时送达,偏偏战斗部队的军师长们怎么就不喜欢带足够弹药出门呢。他们的卡车,牲口,代畜输卒不用来拉弹药,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本来张灵甫随队弹药不足,在孟良崮完蛋已经是足够严重的警示了,可就是偏偏挡不住同僚前仆后继地作死。
都1948年了,整编第三师,第40师这些部队,还是把弹药放在各个兵站,死活不往前带。有些部队干脆对前送弹药不予接受,干脆不管,导致弹药运送途中无部队掩护,损失巨大。
管理弹药的各个支部和兵站也非常嗨皮的就把弹药当成了自己的私货,直接转卖给其他地方部队了。
在宝贵的赚外快的机会下,命都可以不要,弹药算什么。
在廖兵团沉迷发财的过程中,东野以超出预计的速度攻克锦州,这时候转头扑上来,已经一切都来不及了。弹药和汽油都因为忙活走私扔在了沈阳城,廖兵团一触即溃。光廖兵团自己送回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