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名字对我国广大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她的名字伴随着她的作品传遍了世界各地。她一生共创作了八十多部长篇小说，一百多个短篇，十七部剧作。
　　她的作品被译成一百零三种文字。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九六一年的报告，阿加莎·克里斯蒂是当时世界上作品最畅销的作家。她的著作在一百零二个国家出售。据有人在一九七六年她去世后不久统计，她的作品在世界上销售达四亿册。美国著名杂志《纽约人》指出，克里斯蒂的作品其销售量在书籍发行史上仅次于莎士比亚的作品和《圣经》。她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阳光下的罪恶》等优秀作品被改编成电影，译成多国语言，在世界各地广为上映，颇受欢迎。她的由小说改编的《捕鼠器》一剧连续上演多年，经久不衰。克里斯蒂这个名字，在英美等国连续数年被列为畅销书作者榜首。一九七一年，因她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英国女皇授予她大英帝国阿加莎夫人的称号。她的作品有不少被译介到我国，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和欢迎。
　　阿加莎·克里斯蒂生长在英国，曾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和美好的童年。她的父亲是一位开朗而随和的绅士。母亲聪敏、睿智，对于子女的教育具有独到的见解。当小阿加莎到了入学的年龄时，她没有把女儿送入学校，而是让她在家里接受早期的启蒙教育。
　　这个老实听话，能完全依靠童心中丰富的想象自娱的小姑娘，在母亲的鼓励下，像姐姐那样开始写作诗歌和短篇小说，排演一些短剧。她之所以最终走上了写作的道路，是与家庭的文学熏陶分不开的，而选择侦探小说的创作更离不开她姐姐的启迪。姐姐麦琪在克里斯蒂幼年时代就给她讲述了福尔摩斯侦探故事。她的母亲也经常给她朗读文学名著。家里丰富的藏书将她引人文学这座富丽迷人的宫殿，使她常常留连忘返。姐姐曾对小克里斯蒂抱怨说：侦探小说大多拙劣不堪，读了开头部分就能让人猜出故事的结尾、找出罪犯。这一抱怨竟被小克里斯蒂看作是一种挑战，深置于心底。她立志将来一定写出情节曲折，故事动人、扣人心弦的侦探故事。
　　自一八四一年爱伦·坡首创第一篇侦探小说《矛格街凶杀案》之后，经科林斯的《月亮宝石》到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直至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创作时期，西方传统的侦探小说的发展达到了鼎盛的“黄金时代”。
　　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章法一般比较严谨，擅长于用多层次叙述手法设置悬念，穿插故事，复杂多变，并以叙述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法分析犯罪心理，格调较高。施咸荣同志曾评价说：“克里斯蒂的作品有世界影响，也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除侦探小说之外，克里斯蒂还写了一些以爱情为题材的浪漫小说，署名为玛丽·韦斯特马考特。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一书动笔于一九五零年，直到十五年后，作家七十五岁时才完成。
　　在这部自传中，阿加莎·克里斯蒂以轻松、愉快和夹携幽默的笔触，生动而真实地描述了自己的一生。尽管书中回避了作者生活中的某个较重要的片断——如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间的突然出走，“失踪”了十天，但总的来说，此书是克里斯蒂那快乐而又艰难的一生的真实写照。它不仅叙述了作者本人的丰富经历，而且还透过一个普通人的双眼向我们展示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这动荡不安的大半个世纪的历史侧面。克里斯蒂云游四方，这不仅丰富了她个人的阅历，也充实了她的创作素材，使她的作品的故事背景不局限于一时一地，多发生在旅途中。在她的自传中，克里斯蒂生动的描绘出世界各地的异域风光和民俗人情。书中有她生活中经历的坎坷，也有她从事创作的甘苦，更有她为自己的理想而追求中的磨难。内容丰富，叙述生动，读起来兴味盎然。
　　为了使我国广大读者更进一步地了解作家克里斯蒂本人，满足那些喜爱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读者们的好奇心，给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们提供更多更详实的材料，我们翻译了这部自传。如果它能使广大读者有所获益，我们将感到由衷地高兴和慰藉。
　　由于此书写作旷日持久，加之篇幅较长，许多地方难免流于细碎繁琐。译者本着紧扣作家一生阅历及其创作生涯的主线的原则，对书中我们认为重复冗赘或无关紧要之处，做了必要的删节。
　　译者限于水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乞望读者不吝指教。

　　我对哥哥和姐姐的记忆不深，大概是因为他们都住校。
　　哥哥就读于哈罗公学。姐姐在布赖顿的劳伦斯女校，这所学校后来更名为罗蒂思女校。人们都说母亲喜欢别出新裁，竟然把女儿送人了寄宿学校。父亲宽宏大量，认可了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母亲乐于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那些新的尝试大多是宗教方面的，她总是朝三暮四。她擅长祷告和默祷，可是她的满腔热血和虔诚之心很难找到一种合适的祈祷方式。而父亲却一直信守一种信仰。
　　我出生以前，母亲的信仰曾几次改弦易辙。她刚进罗马东正教没几天，就改人惟一神教派（哥哥正是因此未曾受到过洗礼）。后来又改奉佛教。她激情满怀地加入了波斯教，没多久就又皈依了英国国教。
　　父亲虔诚地信奉东正教，每天晚上都作祷告，礼拜天去教堂。他对自己的信仰忠心不贰，但母亲信奉别的教派，他也并不介意。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他是一个随和的人。
　　母亲皈依了英国国教，他感到欣慰，这样我降生的时候就可以在教区的教堂里受洗礼了。我随祖母的名叫玛丽，随母亲的名叫克拉丽莎。阿加莎这个名字是在去教堂受洗礼的路上，母亲的一位朋友起的，她说这名字好听。
　　我的宗教观念主要是承袭姆妈的，信奉基督教。她不去教堂，而是自己在家读《圣经》。我认为守安息日头等重要，忙于尘世间琐事是对上帝的最大不敬。我确信自己是得到“拯救”的信徒，对此感到沾沾自喜。我拒绝礼拜天做游戏、唱歌、弹钢琴，并为父亲的行为提心吊胆，他礼拜天下午竟兴致勃勃地打板球，还取笑牧师，有一次还取笑主教。
　　母亲曾一度热衷于对儿女们的教育，可是后来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孩子不满八岁不许读书，理由是，“这是为了保护孩子的眼睛和脑子。”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她希望的那样。每当别人给我读了一个我喜爱的故事后，我就要过那本书研究起来，开始还不懂书中内容，但渐渐地就弄懂了。每当跟姆妈外出时，我总是缠着她问商店上方或招贴板上写的是什么字。结果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读一本名叫《爱情的天使》的书。接着我又给姆妈高声朗读这本书。
　　“太太，”姆妈第二天歉疚地告诉母亲，“恐怕阿加莎已学会阅读了。”
　　母亲异常痛苦，但这已是既成事实。还不到五岁，书就向我展示了故事的世界。从那以后，每逢圣诞节和生日，我要的礼物就是书。
　　父亲认为，既然我能认字了，就最好开始学写字。这倒是件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抽屉里笔划歪歪斜斜的破练习本多了起来。初学识字时，我只注意整个词而没注意到单个的字母，区别B和R成了一大困难，于是又练习写了不少B和R。
　　后来，父亲又说我最好也开始学点算术。就这样，每天早饭后我伏在餐室的窗台上作算术题。比起那些难以驾驭的字母来，数字要有趣得多。
　　父亲对我的进步颇感振奋和自豪。我升了一级，可以做一本已经发黄的《习题集》了。我非常喜欢这本小集子，它趣味无穷，很有吸引力。我喜好算术，母亲似乎感到意外，正像她自己也承认的那样，她讨厌数学，家里的来往账目使她束手无策，一概由父亲包揽。
　　生活中另一件令我激动不已的事是，一次我收到了一份礼物——一只金丝雀。它叫戈尔迪，后来变得非常温顺，在幼儿室里蹦来蹦去。它有时站在姆妈的帽子上，只要我一招呼，它马上就飞过来，落在我的指头上。它不仅是伴我嘻戏的小鸟，还是又一段神奇故事的开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有两个：迪基（小鸟）和迪基女士（我自己）。她们骑着战马遍游了全国（实际上是我们的庭院），历尽千险，数次从强盗的手下死里逃生。
　　3
　　在我早年生活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人是姆妈。幼儿室是只属于我们俩人的天地。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房间里的壁纸——紫红色的蝴蝶花爬满了四壁，构成一幅环状的彩图。我常常晚上躺在床上，仰望着墙壁的上方。它在壁炉的火光和桌上那盏暗淡的油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动人。的确，我一生都偏爱紫红色。

　　姆妈坐在桌子旁做着针线活。在我的床铺四周围着一道屏风。别人以为我已经人睡，其实我常常醒着，观赏着一朵朵蝴蝶花，猜想着它们是怎样交织在一起的，继续构思着基顿家的历险故事。
　　家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我们的厨子简。她像一位高高在上的女皇一样统辖着厨房。她从十九岁起就跟随着母亲，当时还是一位窈窕的姑娘，她由厨房里的打杂升为厨子，一直跟了我们四十年。当她离开我们家的时候，体重至少也有二百一十磅了。
　　厨房里总有好吃的。丰盛的早餐过后，十一点左右又有可可，一盘刚烤制的酥皮点心和小甜面包，或者是热乎乎的果酱糕饼。我们吃过后，佣人们用午餐。按照家规，钟敲三点以前，厨房是不许旁人进去的。母亲教导我，佣人进午餐的时候不能随便闯进厨房。“那是她们的休息时间，不要打扰她们。”
　　对我来说，家中的佣人比起母亲的友人和远方的亲戚来，要可亲近得多。只要我一闭上双眼，脑海中就浮现出简的形象。在我们家的厨房里，她简直是个来回移动的庞然大物：宽厚的胸脯，肥大的臀部，腰问紧束着一根浆过的束带。
　　肥胖的形体似乎并未给她招致烦恼，双脚，双膝和脚踝也从未感到过不适，纵使患了高血压病，她也未必察觉得到。在我的记忆中，她从未闹过玻我不知道姆妈刚来我家时有多大年纪，也不明白母亲为何选中这样一位老妪。母亲总是说：“自从姆妈到这儿来后，我就再也没有为你操过心，因为你有位能人照料。”姆妈不知照看过多少孩子——我是最后一个。
　　五岁生日的那天，我收到一份礼物——一只小狗。这真使我喜出望外，兴奋得手舞足蹈。我简直不敢相信，高兴得连句话也说不出来。当读到字条上人们惯说的那句话“收到此物必会惊呆”的时候，我想我当时真的惊呆了。我兴奋得连句谢谢都不会说了，几乎都没顾上看一眼那只漂亮的小狗，就躲开了。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也常常这样做。不知道人为什么这么迟钝。记得当时我一下子钻进了卫生间。这是一个让人反省的好地方，谁也不会跟着你进去。当时，卫生间干净、舒适，几乎可以住人。我放下了沉重的红木坐架，坐在上面，失神地注视着挂在墙上的托基地图，让自己恢复一下理智。
　　“我有一只狗———只狗了——它是我自己的狗——我自己的——一只约克夏狗——我的狗——归我所有！”
　　此时，那只才四个月的约克夏小狗郁郁不乐地溜达着，来到院子里，投靠了我们家的园丁，一位叫戴维的脾气粗****。小狗曾经由某个做临时工的园林工人喂养，一见到插在土里的铁锨，就以为那或许是它的落脚之地。它坐在院里的小道上，神情专注地观看园丁挖土。
　　我及时地找到了它，跟它交上了朋友。起初双方都有些腼腆，只是试着相互靠近，可是不到一星期，就难舍难分了。
　　它的大号是父亲给取的，叫乔治·华盛顿；小名托尼是我起的。对孩子来说，托尼是只极好的小狗——它温顺，充满了柔情，能勾起我许多遐想。姆妈也减去了一些折磨。那一堆缎带和装饰品不再被我强加在她的身上，而是赠给了托尼。
　　它对这些东西是来者不拒，表示赞赏，偶尔还咬上几片，送给它穿的那双拖鞋。我还特许它进入我编造的故事中。托尼以勋爵的身份加入了迪基（也就是那只叫戈尔迪的金丝雀）和迪基女士（也就是我）的行列。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哥哥留给我的印象要比姐姐深。姐姐待我极好，而哥哥却很高傲，他管我叫“小鸡儿”。尽管如此，只要一有可能，我还是跟他套近乎。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养过一窝白鼠。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威斯克先生和太太”以及它们全家。姆妈不同意我接近那些小动物。说它们身上有怪味。它们散发的气味的确难闻。
　　哥哥对我来说是那么富有吸引力，我简直离不开他。他当时正处于傲睨小妹妹的年龄，觉得我特别讨厌。有时他发了点善心，允许我走进他的”车间”，那里有一台车床。他让我抱起许多小木块和工具递到他手里。可是过不了多久，这只“小瘦鸡”就被赶了出来。
　　4
　　我第一次受惊吓是在不到五岁的时候。春日里，姆妈带我去采报春花。我们越过铁路来到存放船具的大院，从篱笆上摘取报春花，那上面长满了这种花朵。
　　我们从一扇敞开的院门走进去，继续采撷，篮子渐渐满了起来。突然一个粗暴的声音冲着我们吼道：“喂，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啦？”
　　那大汉看上去像个巨人，气势汹汹地满脸涨得通红。

　　每逢星期天，外祖母就到伊林来吃午饭，常常是带着两位舅舅一块来。这是最快乐的一天。鲍爱莫外祖母是我母亲的生身之母，她通常在十一点钟到达。她比姨婆还要矮一些，由于身材矮小，一路走来难免有点气喘吁吁。从伦敦到这里，一路上要倒几次火车和汽车。她到达后的一件事就是脱掉脚上那双长筒靴子。她的女佣海丽特通常跟着她一块来，跪在她面前帮她把靴子脱掉，换上一双松软的羊绒拖鞋。外祖母深深地叹一口气，坐到餐桌旁的靠背椅上。于是，姐妹俩就开始了周日上午的例行“公事”，谈起一长串纷乱复杂的账目。外祖母在维多利亚大街上的军人商场为姨婆置买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对这姐妹俩来说，军人商场就是她们心目中的宇宙中心。俩人饶有兴致地研究着一串串数字，一条条账目，一张张表格，讨论着所购买的物品的质量。军人商场实行定期付款制，零碎的小账和维修费用都当面了结。姨婆每次多付给外婆一些钱，作为辛苦的酬谢，姐妹俩关系很亲热，但相互间也小有妒忌。时而拌嘴，一有机会就互相抬杠、逗趣。外祖母自认为曾是她们家长得最漂亮的姑娘，姨婆总是不服气。
　　波丽虽然身材矮小，但年仅十六岁时就被布莱克警卫团的一位上尉爱上了。家里认为她还很年轻，不到结婚的年龄，可上尉却说他所在的团就要移防国外，要在那儿驻扎很长一段时间，希望俩人能马上完婚。这样，波丽十六岁就结婚了。小两口是完美的一对。波丽年轻妩媚，丈夫是团队里公认的美男子。
　　波丽很快有了五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夭折了。她二十六岁开始守寡。姨婆结婚很晚，曾与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发生过恋情，可惜两人都很穷，无法完婚。后来，他找了一个有钱的遗孀，她也嫁给了已有一个孩子的美国富翁。波丽丈夫生前团队里的几位军官曾向她求爱，想要以她为妻，都被她婉言拒绝了。她不愿让别的男人来代替丈夫的位置，申言死后要葬在他的墓旁。
　　姐妹俩了结了上周的账目，明确了下一周的采购任务后，舅舅们就该到了。欧内斯特舅舅在英国国民军中任职，哈里舅舅是军人商场的管事。大舅弗雷德在驻防印度的一个团里服役。桌子摆好后，大家就开始用午餐。
　　丰盛的午餐后，全家人除我之外，都要去小睡片刻。我躺在扶手摇椅里悠闲自得地摇晃着。午睡醒来，大家开始玩“考校长”的游戏。哈里舅舅和欧内斯特舅舅都是能说会道的“校长”。大家坐成一排，荣任“校长”的人手里拿一卷报纸在前面来回踏步，装腔作势地大声提问：“针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亨利八世的第三个夫人是谁？”“威廉·鲁弗斯是怎么死的？”“麦黑病是怎么回事？”谁要能回答上来，就可以升为“校长”，原来的校长自动让贤。如今人们都喜欢的广播电台组织的知识测验节目大概就是由这种游戏演变而来的。
　　游戏结束后，两位舅舅先走一步。外祖母留下来喝过下午茶才离去。
　　姨婆善于交际，社交活动颇为频繁，家里常常挤满了退役的海陆军将军和校官，他们到伊林来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再说这地方离伦敦也近，挺方便。
　　在训导社交知识方面，姆妈也算是内行。
　　“吃晚饭的速度要再快一些。假如你长大了。去公爵家赴宴，席前会站着一位精干的管家和几个仆人。只要时间一到，不管你吃完没有，他都会把你的盘子撤走。”姆妈常把贵族们的铁事挂在嘴边，这方面的教诲引起了我的奢望，幻想将来有一天会成为阿加莎公爵夫人。这成了我一生最美好的愿望。
　　可是姆妈的社会知识无情地告诉我：
　　“你永远也当不上公爵夫人。”她说。
　　“是真的吗？”我感到诧异。
　　“是真的。”姆妈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的人，“要想当公爵夫人，必须生来就是公爵、伯爵的女儿。只有嫁给了公爵，才算得上公爵夫人，而那又不过是借了丈夫头衔的光，不是你想当就当得上的。”
　　这即是我与命运的第一次遭际。世间许多事情是不可得的。在童年时代就意识到这一点是必要的，对自己有益无害。许多事情可望不可及——自然卷曲的秀发，乌黑的双眸，甚至于公爵夫人的尊称，那是不以人的意志而存在的。
　　我在身世方面的势利之心，总的来说要大于其他方面。
　　我把身世看得重于财富和才智。
　　小的时候，我有一种自卑感，甘于自己的现状，意识到家底不很殷实等不利条件。这就像是分到手的一手牌，无法挑剔，只能筹划好，尽最大的努力一张张打出去。我敢肯定，我并不怎么嫉妒和痛恨那些比我更富有、更聪颖的孩子。看到某个小朋友手里拿着昂贵有趣的玩具，我不企望，也不闹着要买。

　　此刻默默地注视着她的神态，别有一番乐趣。
　　只有当看到所熟悉的人滑稽可笑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他们的可爱之处。这似乎不可思议。人们可以对某人的仪表堂堂或妩媚秀丽推祟备至，但一个小小的滑稽举动就会使他（她）现出本来面目。
　　在人的记忆中有各种各样的轶事，形形色色的情景，零零碎碎的片断，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它们当中哪些是值得记住的？记忆又是怎样筛选的呢？是什么促使我们记住了这样一些事情？这仿佛像一个人走向一个装满了零零碎碎旧物的大箱子，将手伸进去，边捡边说：“我想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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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玩耍的日子
　　1
　　只有回首往事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童心中的世界是多么的奇妙。他们观察事物的角度完全不同于成人，世间的一切都不成比例。
　　儿童对他们身边发生的一切都有独到的见解，对人对物都有相当强烈的鉴别力，他们只是不去探究事情发生的原委和发展过程。
　　大概就在我五岁那年，父亲开始为经济问题而烦恼。祖父去世时，家里曾有四位财产经纪人。后来，一位因年事已高退出了商业活动，另一位不久就进了疯人院，其余两位与父亲年龄相仿，但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在这种情况下，儿子理应继承父业。也许是由于父亲缺乏经营能力，或者早已安排了接替人，具体原因我不大清楚，家业仍由他人代理。
　　我只知道后来他的经纪人中有一位因理财不当而自杀了。
　　总之，家境每况愈下。父亲把在纽约的一切事务都委托给他的律师们和在纽约的商人们受理。——切都随他们，自己从不过问。这些人既是祖父的旧交，也是父亲的高朋。有人曾劝说父亲卖掉美国西部的一些地产，理由是那些土地在所有权上有争议。后来，经过调查事情并非如此，可惜这些地产已被以低得可怜的价格出售掉了。类似的事情大概出过好几起。
　　父亲感到惆怅和沮丧，但自己又不会经商，对此只是束手无策。他曾写信给亲爱的某某菜和尊敬的某某某，可是这些人回信中要么安抚他一番，要么就埋怨市场萧条，货币贬值等等。曾有一时，一位年老的姑婆将一批财产遗赠给父亲，家里的经济为此宽裕了一两年，可是在此期间，我们的固定收人却迟迟没有寄来。
　　就在这时，父亲的体质日趋下降，心脏病几度复发——在当时凡是与心脏病有关的疾病都笼统地称为心脏玻经济上的积忧损害了他的健康。暂时可行的解决办法只有节省开销。在当时，最明智的办法是旅居国外一段时间。这倒不是为了逃避税收———那时候的所得税比现在要少得多，大概是每英镑只纳一先令的税——而是因为在国外生活花稍要小些。具体办法是，将房子连同佣人—块以高价出租，全家人去法国南部，住进费用低廉的旅店。
　　移居国外是我六岁那年的事。
　　阿什菲尔德正式出租了，租给了肯付高价的美国人。一家人打点行装做着临行前的准备。打算去的地方是法国南部的帕安。我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内心激动不已。母亲告诉我说，全家人要搬到有大山的地方。我问了一连串有关山的问题，充满了稚气的好奇：大山很高吗？有没有圣·玛丽教堂的尖顶高？那座教堂的尖顶是我所看到过的最高的地方。
　　大山居然会比它高出好多好多，有几百、几千英尺。我牵着托尼来到院子里，嘴里嚼着从厨子简那儿讨来的一大块干面包片，开始尽力想象大山的雄姿。我抬起头来，仰望着苍天。大山也许就是这样吧———很高很高，高得直上云霄，那气派惊心动魄。
　　母亲喜欢大山，她对我们说，她对海没有什么感情。我深信，大山将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事物之一。
　　在当时，出国旅行的手续与现在大不一样，非常简便。
　　那时候不使用护照，也不必填写什么表，买了车票，订好了卧铺，就算办罢了一切。但收拾行李却不那么简单。家里其他人的行李有多少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光母亲一人的东西就一大堆。
　　启程之前要做的事情很多。一部分准备供新房客租用的普通瓷器被取了出来，摆在架子上，壁炉上，以及餐桌和写字台上。租房子的人不愿意对家中摆设的珍贵瓷器负任何责任，留下的东西都及时锁好了，旅行的箱子也都装满捆好。一家人正式动身前往法国。
　　在出国旅途中我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福克斯通登上轮船横波英吉利海峡。母亲和麦琪当时都心慌胆怯。她们都有晕船症，所以一上船就躲进供妇女用的客舱，紧闭双眼平躺着，期望安安稳稳地渡过这段水域，顺利抵达法国。尽管我曾在哥哥的小艇上吃过苦头．但却坚信自己不会晕船。

　　父亲也在为我鼓气，我跟他一起呆在甲板上。轮船平稳地渡过海峡，可我却自以为是我用自己的顽强战胜了海浪。船到了布洛涅，我欣喜地听到父亲宣布：“阿加莎能够适应海上航行。”就在我们登上法国口岸的瞬间，我忽然意识到这儿使用的是另一种语言。穿过栅栏时，有人用我完全听不懂的话冲着我喊起来。我没有搭理他，不屑一顾地走过栅栏。
　　“您的票，小姐。喂，那位小姐，请出示您的船票！”幸亏父亲及时赶上来，让他查看了我们的船票。
　　第二桩令人难忘的经历是在列车上过夜。我和母亲睡在一个包厢里。我被安顿在上铺。母亲离不开新鲜空气，她受不了卧铺车厢里讨厌的蒸气暖气。整个晚上几乎每次醒来我都能看见她把头探出窗外，贪婪地呼吸着夜晚的新鲜空气。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达帕安。我被从火车的高阶梯上抱下来。旅店的汽车正等候在那里。一家人上了车，十八件行李也陆续到了。我们按计划赶到了旅店。旅店的外面有一个宽大的阳台，面朝着比利牛斯山脉。
　　“就在那儿：”父亲对我说，“看到了吗？那儿就是比利牛斯山脉，是座雪山。”
　　我极目远眺，映入眼帘的却仅仅是远处地平线上那一排状如牙齿的怪物，看上去似乎只高出地平线一两英寸。那些就是吗？那些就是大山？我心目中那座很高很高，高入云端，雄伟得难以言状，不可思议的大山脉哪里去了？我默然无语，有生以来头一次尝受了如此巨大的幻灭——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幻想破灭了。时至今日，我还能感受到当时那无尽的沮丧。
　　2
　　我们在帕安住了大约六个月。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生活。父亲、母亲和麦琪很快就卷入了社交活动的旋涡。父亲在那儿有几位美国旧友，在旅店里又结识不少新交。我们携带了许多朋友写的介绍信，把我们介绍给住在各个旅店和膳宿公寓里的人们。
　　母亲为我雇了一位保育员，每天白天照看我。她是位英国姑娘，只是生来一直住在帕安，她的法语说得跟英语一样流利，甚至比英语说得更好。母亲想让我跟她学习法语，但效果并不像她期望的那么理想。马卡姆小姐每日早晨来找我，带着我出去散步——这是姑娘们每天早晨照例要做的事。一路上，她指点着各种物体，一遍又一遍地说出它们的法语名称：“一只狗”，“一幢房子”，“一位警察”，“面包店”。
　　我心不在焉地重复着，不过当我提问的时候，我就只能用英语，而她也用英语回答。我当时厌恶白天，腻烦在马卡姆小姐的陪伴下无休止地漫步。她人很好，待我和蔼．责任心也很强，就是太刻板。
　　母亲不久就决定不再要我跟马卡姆小姐学法语了，而是由一位法国女人每天下午定时来给我上法语课。新教师叫莫豪拉特太太。她身材高大，体态丰腴，披着褐色的披肩。
　　莫豪拉特太太尤其喜欢故作多情。她的过分多情使我更感到怯生生的。我愈来愈感到难以向她作出同等的反应。
　　她那尖细的嗓音抱着令人肉麻的长腔：“噢，亲爱的宝贝！多乖呀，我的宝贝？噢小宝贝，让我们一起来读几课有趣的课文，你看好吗？”我有礼貌地冷冷地瞧着她。母亲在一旁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喃喃地应了句：“好的，谢谢您。”我当时的法语水平也就只能表达有限的一点意思。
　　法语课的气氛还算和睦。我一直很听话，但头脑显然很笨。母亲很希望看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对我学习的进展大为不满。
　　“她进步得太慢了，本来应该再快点，弗莱德，”她对父亲抱怨道。
　　父亲总是那么宽厚，回答说：“噢，她需要时间，克拉拉，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个女人才来了不到十天。”后来，母亲还是把这位家庭教师辞了。
　　自从马卡姆小姐和莫豪拉特太太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后，我开始感到莫大的欢愉。旅店里住着一位寡妇塞尔温太太和她的两位小女儿，多露西和玛丽。多露西比我大一岁、玛丽比我小一岁，没过多久我们就形影不离了。
　　我一人独处时。往往温顺听话，老实得很；可一跟别的小孩子凑到一块总免不了要搞些恶作剧。我们三个人尤其喜欢去找餐厅里招待们的麻烦。有一天晚上，我们把食品贮藏室里所有的盐袋和艳袋都调换了位置。还有一次，我们把桔子皮剪成小猪的形状，在就餐铃响之前摆在每个人的盘子上。
　　那些法国侍者是我所见到过的此类人中最和善的。尤其是那位负责服侍我们的维克多，他身材敦实，尖长的鼻子，在我的记忆中．他身上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怪味（我头一次知道了大蒜这东西）。不管我们怎么戏弄他，他都不怨恨，而且待我们格外殷勒。他常用胡罗卜给我们刻出活灵活现的小老鼠，我们之所以做了恶作剧又能逍遥法外，全仰仗这位忠厚的维克多，他从未向旅店总管和我们的父亲诉过苦。
　　跟从前的那些同伴相比，我对跟多露西和玛丽姐妹的友谊倍加珍视。也许到了那种年龄，搭伴玩耍要比一人独处更具有吸引力，也许是我们之间有更多的共同之处。我们合伙干了许多恶作剧，整个冬季都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当然了，我们也常常因为调皮捣蛋而受罚。

　　在此期间，母亲一直考虑着我的法语教育问题。她和姐姐当时正在城里一家裁缝店订做衣服。一天，母亲注意到店里的一位年轻的女工。她是一位负责试衣样的师傅的助手。
　　主要协助顾客穿试衣样。为师傅递别针。她的师傅是位性情暴烈的中年妇女。母亲发现那位年轻女工脾性温顺。颇有耐心，决定进一步考查她。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试衣样时，母亲一直留神观察她的言行。后来又拉住她聊了起来。她叫玛丽·塞耶，二十二岁，父亲是一个小咖啡店的老板。她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小妹妹．姐姐也在裁缝店工作。母亲漫不经心地问是否愿意跟她去英国。姑娘听了喜出望外，兴奋得有些语无伦次。
　　母亲约好时间拜访了塞耶太太，两人仔细地商量了这件事。直到这时，她才跟父亲谈起自己的打算。
　　“可是，克拉拉，”父亲反对道，“这位姑娘不是家庭教师，在这方面完全是外行。”
　　母亲却认为玛丽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人。“她不懂英文，一句话也不会说，阿加莎不得不跟她学说法语。这位姑娘温文尔雅，脾气也好，她们家的名声也不错。她愿意随我们去英国，她还能为我们做衣服和各种针线活。”
　　同以往一样，母亲的异想天开又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
　　时至今日，只要我一闭上双眼，玛丽那副可爱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红润的圆脸，扁塌的鼻子，乌黑的头发在头顶盘成一个发髻。后来她告诉我，第一天早上她提心吊胆地走进我的卧室，用头天晚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学会的两句英语跟我打招呼：“早上好，肖（小）姐！祝您身体健康！”遗憾的是，由于她的法语口音很重，我一个字也没听懂，只是疑虑地注视着她。整整一天，我们就好像两只不会说话的狗，只是相互介绍了一下自己。两人几乎都没怎么说话，惶惑不安地瞧着对方。
　　不到一个星期，我和玛丽就不知不觉地能够交谈了。我使用法语，东一个词，西一个词，凄起来竟然也能表达自己的思想了。到了第一个周末的时候，我们竞成了一对忠实可靠的朋友。跟玛丽一道外出散步是件乐事，跟她在一起干什么都有趣。这是令人愉快的良好开端。
　　初夏的帕安，天气渐渐炎热起来，我们离开那里到阿杰勒过了一周，又去卢尔德住了七天，尔后就在比利牛斯山脉中的高特里茨住了下来。这个地方非常令人满意，就在大山脚下。（我对大山的失望此时已烟消云散。）尽管高持里茨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对来说要好些，但却无法向远处眺望。每天早晨，我们都沿着通向矿泉的山间小道散步，站在泉旁一杯接一杯地喝那些讨厌的脏水。锻炼完身体后，再买上一条麦芽糖。母亲最喜欢茴香，我对它却很反感。不久，当我与玛丽外出散步时，我在旅馆旁的之字形小道上发现了一项十分有趣的运动。我从小松林里的土坡上坐滑梯似地滑下来。
　　玛丽不喜欢这种游戏，但却一直没能够管束住我。我把她当作伴友，从未产生过要屈从于她的威严的念头。
　　后来，我又有了两位可选择的朋友：一位是美国小姑娘，叫玛格丽特·普里斯丽，一位是英国小姑娘玛格丽特·荷姆。这时父母已与玛格丽特的父母交往甚密，自然希望我跟玛格丽特结伴玩耍。我像以往那样没有顺从父母的意愿，特别喜欢跟玛格丽特·普里斯丽在一块玩。她爱用一些我从未听过的稀奇古怪的语句和字眼。我们俩互相讲了许多故事。
　　玛格丽特和我曾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是小孩子怎么出世的。我认为小孩子是由天使抱来的，这是姆妈亲口对我说过的；玛格丽持却提出异议，认为小孩贮存在医生那儿，是医生用一个黑口袋背来的。正当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范妮巧妙地为我们打了圆场：“对呀，你们说得都对，亲爱的，”她说，“美国小娃娃是医生用黑口袋背来的；英国小娃娃是天使们送来的，这不是明摆着的嘛。”
　　两人心满意足地言归于好了。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姐姐对她周围的青年男子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尽管她没有花容玉貌，却也姿容秀美，引人瞩目。她承袭了父亲的机智，谈吐文雅有趣、而且颇具女性的吸引力。年轻的小伙子们仿佛像九柱戏的立柱．一齐拜倒在她的脚下。不久，我和玛丽曾背地里以竞选的方式给对她顶礼膜拜的人排名次，讨论着这些求爱者的运气。
　　“我认为帕默先生准行，你呢。玛丽？”“有可能，可他太年轻。”
　　我说他大概跟麦琪同龄，但是玛丽坚持说他太年轻了。
　　“依我看，”玛丽说，“安鲁斯勋爵倒是很有希望。”

　　我反对道：“他比姐姐要大好多岁呢，玛丽。”她说也许是这样，可是只有丈夫比妻子年龄大些。家庭的基础才建得牢固。她还说，安鲁斯勋爵一定会成为一位好丈夫．任何家庭都不会拒绝这样的男人跟自己的女儿结成伉俪。
　　“昨天，”我说，“麦琪把一拉小花插在伯纳德上衣的纽扣眼里。”
　　玛丽认为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她认为伯纳德是个轻浮的小伙子。
　　玛丽也跟母亲一样偶尔给我读读法语书。有一天，我拿起一本叫《一个蠢驴的回忆录》的书一页页地翻看，我忽然欣喜地发现我已经能顺利地读下来了。大家都向我表示祝贺，母亲却一句褒奖的话也没有说。经过艰苦的磨难，我终于学会了法语，可以阅读书籍了，尽管遇到较难的段落还需要有人给我讲解，但我毕竟自己能读了呀。
　　八月底，我们离开高特里茨去巴黎。高特里茨今我终生难忘，在那里我度过一生中几个最愉快的夏天中的一个。
　　3
　　我们从比利牛斯山脉来到巴黎，后来又去了迪纳尔。令人气恼的是在巴黎给人留下深刻印记的，只是我们下榻的旅店的卧室。卧室的墙壁漆成了深褐色，使人很难看见室内的蚊子。
　　旅店里蚊子成群，夜里嗡嗡叫个不停，叮咬着我们的脸和手臂。我们在巴黎住了一个星期，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耗费在对付蚊子上了。
　　我想家里人也一定带着我去游览了巴黎的名胜，可惜它们在我的记忆中没留下什么印象，只记得家里人特意带我参观了埃菲尔铁塔，就像我第一次看见大山那样，它也曾让我大失所望。这次巴黎之行给我留下的惟一纪念就是大概在那时，我得了一个新的绰号：“蚊子”。无疑我很讨人嫌。
　　不过，我并非一点收获也没有，就在抵达巴黎的第一天，我看见了工业革命的先驱者们。巴黎的街头到处都是被称作“汽车”的新式交通工具。它们在街上穿梭往来，喧嚣地飞驰而过。（按现代标准，这些汽车的速度自然很慢，但在当时来看，它们要比马车快多了。）驾车的人都戴着帽子和眼镜，以及其它一些东西，让人看上去眼花缭乱。父亲说这种玩艺不久就会遍及各地。我们都不相信。我漠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兴趣仍然停留在各式各样的火车上。
　　母亲慨叹道：”可惜蒙蒂不在这儿，他肯定会喜欢这些东西的。”
　　回想起这一段生活，我感到有些蹊跷，哥哥的形影仿佛消失了。虽然他在哈罗公学放假的时候也回到家里来，但却似乎不再是我心目中的重要人物了。也许是因为这一时期他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此时很为他担忧。他因为考试没有及格而退学。他大概先去了达特的造船厂，后来又北上到了林肯郡。他学业上的进展总使人失望。在每个家庭中，往往都要有一个使父母操心和担忧的孩子。在我们家中，哥哥蒙蒂就是这样的人。他这一辈子都让人感到头痛。
　　我们由巴黎到了布列塔尼的迪纳尔。
　　在我的记忆中，迪纳尔是我初学游泳的地方。当我发觉自己僻僻啪啪地向前划了几下水，居然没有下沉的时候，我得意极了，高兴得不敢相信没有别人托着我也能游了。
　　就在迪纳尔，我开始了戏剧实践。当时父母住着两人一间的大卧室，房间里有一个很大的向外凸出的窗户。实际上是个凹室，前面拉着闭合式窗帘，酷似一个戏台。我从前一年圣诞节上演的一幕童话剧得到启迪，硬拉着玛丽每天晚上配合我为家人演出各种神话故事。我选扮自己中意的角色，玛丽一人兼演故事中其余的几个角色。
　　回想起父母亲为我们热心捧场，我至今感铭斯切。不难想象，每天晚餐过后来到卧室坐上半个时辰，观看我和玛丽身穿自己凑合起来的戏装在那里手舞足蹈，是多么让人兴味索然。我们演出了《睡美人》、《水晶鞋与玫瑰花》、《美人与野兽》等剧目。我持别喜欢扮演剧中的男主角。我借来姐姐的长筒抹，当作紧身裤套在腿上，在“戏台”上振振有词地踱步。
　　起初，我们的戏剧表演也许极为滑稽有趣，至少是博得了父亲的欢心。但后来却越来越让人腻烦。双亲对我太仁慈了，不忍心坦率地告诉我每天晚上都来观看我们拙劣的表演实在是活受罪。他们偶尔也会以朋友正在用餐为借口留在楼下，但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很豁达。

　　我爽快地放弃了这本书，说实在的，我发现它很难懂。
　　我又兴致勃勃地埋头于《一位艺术家的回忆》、《无家可归》等那些不会惹事生非的法国儿童读物。
　　当时我大概也上某些课，但却没有请家庭教师，我继续跟着父亲学习算术，洋洋自得地由分数过渡到小数，后来终于升入更高水平，学习起“多少多少只奶牛吃掉了多少青草，几个水箱用了多少小时灌满了水”。我对这门课简直入了迷。
　　这时候姐姐开始正式进入社交界，接踵而至的是参加各种聚会，添置衣物，去伦敦游玩等等。母亲跟着她忙碌起来，无暇顾及我了。有时我变得有些嫉妒，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
　　在我周围的街坊邻里，碰巧没有一家有与我同龄的孩子。所以在我幼年时代，只好臆造一系列的亲朋好友。先是小狮狗、小松鼠和小树，后来是有名的基顿一家。此时，我又在想象中创办了一所小学校。这并不能表明我渴望进学校读书。这所“学校”仅供七位年龄不同，相貌各异的儿童学习之用。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学校没有校名，就叫学校。
　　首先人学的是埃塞尔·史密斯和安妮·格雷两位小姑橙。埃塞尔十一岁，安妮九岁。埃塞尔深色的皮肤，浓密的头发，聪颖、擅长做游戏，嗓音低，看上去有些男孩子的气质。她的密友安妮恰好与她相反。安妮浅黄色的头发，蓝蓝的眼睛，羞涩且多情善感，动不动就哭鼻子。她依附于埃塞尔，每次都是埃塞尔出面保护她。
　　继埃塞尔和安妮之后，我又收了两位学生。一位叫伊莎贝拉·莎利文。十一岁，金黄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是一位漂亮的官家干金。我不喜欢伊莎贝拉，可以说十分讨厌她。
　　她俗气，简直庸俗到了极点。她趾高气扬地焙耀自己的富贵，穿着打扮相当入时，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另一位叫埃尔西·格林，是伊莎贝拉的表妹。她有点像爱尔兰人，黑色的卷发，蓝色的眼睛，性情活泼，总是咯咯笑个不停。她与伊莎贝拉相处得很好，但时而也被她激怒。格林家境贫寒，穿着伊莎贝拉穿过的衣服。她有时也对此表示怨恨，但毕竟不大在乎这些，所以这种时候不多。
　　我跟这四位姑娘玩得很投机。那段时间里，她们乘“火车”沿“固布勒”铁路线旅行，骑马、修整庭院、打板球。我还举办了几次锦标赛和邀请赛。我最大的期望就是伊莎贝拉能败下阵来。除了作弊，我使尽了浑身的解数，不让她赢——我漫不经心地为她拿着球棍，不加瞄准地胡乱打。可是我越是对她漫不经心，她似乎就越幸运。她竞穿过了本来是不可能过去的铁圈。把球正好打过草坪，最后总是获胜夺奎。我恼火极了。
　　后来，我觉得再有两位年龄小的学生会更好些。这样，学校就又添了两个六岁的儿童，埃拉·怀特和苏·德·弗特。埃拉学习勤奋，一丝不苟，成绩优秀，板球打得也很不错，只是人很刻板．头发像毛刷似的。苏·德·弗特却平庸得出奇。不仅相貌平平——黄色的头发、浅蓝色的眼睛，而且缺乏个性。可我还是能够看见和感觉到苏的存在。她与埃拉是亲密的一对。我对埃拉像对自己的手掌那样熟悉，而对苏却把握不住。也许是因为苏就是我的化身，当我跟其他同学说话时，总是苏在代言，而不是阿加莎。苏和阿加莎融合一体构成了一个双重人物。苏往往是一位旁观者，很少是剧情中的人物。最后一位加入这个集体的是苏的同父异母姐姐弗拉·德·弗特。弗拉年龄最大，十三岁，当时长得不很漂亮，但不久就将出落成一位抚媚动人的大姑娘。她的出身也很神秘。我初步为她设想了各种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的未来。她长着淡黄色的长发、一双脉脉含情的蓝眼睛。
　　这些“女孩子”陪伴我许多年。随着我的日趋成熟，她们的性格也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变化。她们参加音乐会、表演歌剧、在话剧中扮演角色。即使在我成年之后，我还不时地与她们分享着我的思想，给她们分发我衣柜里的各种衣服。我在脑子里为她们设计了睡衣的款式。我至今记得埃塞尔穿上一侧肩上带有洁白百合花的深蓝色薄纱礼服显得更秀美一些。可怜的安妮却很少能有奸衣服穿。我对伊莎贝拉是公正的，尽管对她抱有成见，仍然让她穿最漂亮的礼服——往往是有刺绣的绫罗绸缎。即使在今天，当我把一件衣服放进衣柜时，有时也会喃喃自语：“这件埃尔西穿准好看，她穿绿色的最合适。埃拉要是穿上那件三色拼起的针织紧身运动衫一定很洒脱。”此时我自己也会觉得好笑，可是这些“姑娘”的的确确活在我的心里，只是不像我，她们没有变老。在我的想象中，她们中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三岁。

　　我心中依然清晰地记着这样一个场面。那是午后一时许了我站在楼梯顶端的走廊上，突然，父亲和母亲住的卧室门被推开，母亲双手捂着脸冲了出来。跑进隔壁房间呼的一声关上了门。医院的一位护士走出来对赶上楼来的姨婆说：“已经完了。”我明白了，父亲离开了人世。
　　葬礼是不带小孩子去的。我烦躁不安地在房子里徘徊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从来也没有想象过会有这样的事。房子里的窗帘都拉上了，点上了灯。姨婆坐在餐室里，用她那特有的文体写着长信。不时悲伤地招摇头。
　　是呵，我的父母真是一对恩爱夫妻。我在家中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封父亲去世前大约三四天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他多么想回到托基，回到她的身旁。在伦敦的事情丝毫没有令人满意的进展，但他感到一旦回到他最亲爱的克拉拉身旁，一切烦恼都会烟消云散。信中还说道，他想再次对她说她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尽管这样的话他从前说过无数次。“你在我的一生中具有极大的影响，是天下最好的妻子。光阴荏苒更加深了我对你的爱。我感激不尽你给我的柔情、钟爱和同情。愿上帝保佑你．我最亲爱的，我们不久就会团圆的。”
　　我是在一只绣花封面的笔记本里找到这封信的。它是母亲出嫁时亲手为父亲绣制的，寄给当时在美国的父亲。父亲一直珍藏着这个袖珍本，里面还保存着母亲写给他的两首诗，后来母亲又把这封信夹进本里。
　　为父亲服丧的日子里，伊灵有些糁人。房子里挤满了窃窃私语的亲友——外祖母、几位舅舅、舅母和一些长辈们，以及姨婆的上了年纪的老朋友——他们喃喃低语，叹息着，摇着头。每个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我也是重孝在身。我得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能给我带来慰藉的就只有这身孝服。
　　当我穿上这黑色的衣裤时，我感到自己的重要，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我不再是局外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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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成熟
　　1
　　父亲去世后，生活完全变了样。我走出了那个安宁的、无忧无虑的童年王国，跨入现实的世界。无庸置疑，男人能给家庭带来稳定。父亲——家庭生活的基石。父亲喜欢按时开饭，晚饭后不愿人打扰，乐于跟别人合作演奏。这些都是无形中被人自然接受了的。父亲是我们衣食的保障，他统管家务使之井然有序，父亲还为我上乐理课。
　　麦琪在父亲去世大约九个月后与詹姆斯·瓦茨结了婚。她不太情愿离开母亲。母亲急于了结这桩婚事，不愿意他们再拖下去了。我清清楚楚记得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母女俩人会愈加难舍难分。詹姆斯的父亲也急于让他早些完婚。詹姆斯很快要从牛津大学毕业，直接进入商业界。他渴望与麦琪结为伉俪，建立自己的小家庭。瓦茨先生计划在自己的地产上为儿子建一座房子，这对年轻夫妇可以住在那里，一切就这样安排妥当了。
　　父亲那位在美国的遗嘱执行人奥古斯特·蒙坦特先生从纽约来到我家，住了一个星期。他身材魁伟，待人和蔼，非常讨人喜欢。没人比他更能体谅母亲了。他坦率地告诉母亲，父亲的生意糟糕透了，那些律师们及假心假意为他好的人曾经给父亲出了许多馊主意。大量的钱财都耗费在补偿亏本的生意上，用于维修纽约的房产上，其实根本不解决实际问题。他建议放弃大部分的房产，以免去繁重的税款，能剩下的进款大概不多了。祖父曾经留下的大宗遗产已经化为乌有。祖父曾经是克菜弗林公司的合股人，公司愿意继续为合股人的遗媳提供红利，而且也定期为母亲提供一笔为数不多的抚恤金。根据祖父的遗嘱，我们三个孩子每年每人可以得到一百英镑的现钞。大宗的美金都投入了房产业，目前这些房产已日趋衰败，不是被遗忘无主，就是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了。
　　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母亲能否支付得起居住在阿什菲尔德的这笔费用。我觉得母亲的决断是实际的。她断定我们继续住在那里是不明智的。将来房子还需要维修。靠我们这点进账来维持现状尽管是可能的，但却非常艰难。最好是将现有的邱宅卖掉，在德文郡的某地，大概是在埃克塞持财近买下一幢小一些的房子。这样就会减少开支，而且买卖房子的差额也算是一笔收人。母亲虽未受过职业训练，不道得经商，但也不乏经商常识。
　　然而，她的主张却遇到了儿女们的反对。麦琪、哥哥和我一致强烈反对卖掉阿什菲尔德邸宅，恳求她保留这幢房子。蒙蒂特意从印度写信来。我们说阿什菲尔德是我们的家，卖掉它我们于心不忍。姐夫许诺他可以长期寄给母亲一小笔款子作为补贴。夏季他和麦琪到阿什菲尔德来祝也可以帮助支付一定的开销。母亲终于被我们对阿什菲尔德的眷恋之情所打动，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她表示不管怎样也要尽力保住这座邸宅。
　　就这样，阿什菲尔德依旧是我们的家，在我们心中始终是那么神圣。多少年来，阿什菲尔德对我来说一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一生的写照，是我的家，是我的归宿。

　　父亲是九月离开人世的。第二年七月，姐姐出嫁了。由于是在父亲居丧期间，所以婚礼很冷清，未举办盛大的结婚宴会。婚礼安排得很妥贴，结婚仪式在古老的托基教堂里举行。我有生以来头一次作了女傧相，感到莫大荣幸，所有的女傧相都身着白色衣裙，头戴雪白的花冠。婚礼定在上午十—时开始，在此前我们在阿什菲尔德邸宅举行了喜宴。新娘新郎高兴地收到了许多为他们祝贺的新婚礼品。
　　麦琪的离去可以说标志着我生活的第二阶段的开始。
　　我仍是个孩子，可是却已告别了童年的第一阶段。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悲伤绝望，时而又自高自大；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这些特征都是童年的标记。随着这些特征一起消失的还有安全感和对未来生活的无忧无虑。我们不再是米勒一家人了。如今只剩下母女二人相依为命：一个是中年妇女，一个是未曾涉世，天真烂漫的小姑娘。一切似乎还跟过去一样，但是家庭的气氛却截然不同了。
　　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的心脏病多次复发，发病很重，医生为她开的药也无济于事。我一生中头一次体味到为他人担忧的滋味，我那时毕竞还是个孩子，自然会把事态想得更严重些。我常常深夜醒来，心里砰砰直跳，竟然确信母亲已经故去。十二三岁的孩子正是处于易于忧虑的年龄。我自知有些荒唐，但却不由自主地夸大了这些感觉。我翻身下床，蹑手蹑脚地穿过走廊，来到母亲的卧室外，跪在门前，将耳朵贴在门轴处，凝神倾听母亲卧室里是否有呼吸声。多数情况下，我很快就能得到安慰——热情的鼾声算是对我最好的报答。所有这无数次的忧虑，我从未告诉过母亲，我想她也不可能料到。此外，当她出门上街的时候，我还感到一阵阵恐惧，害伯她被车子撞倒。现在想起来实在有些荒唐可笑，把人忧天。这些情感纠缠了我大概足有一两年，以后就渐渐消逝了。后来我搬进了父亲的起居室，就在母亲卧室的隔壁，房门开着一条缝隙。这样，一旦母亲夜里犯病，我就可以直接进去，把母亲的头垫高一些，给她递送白兰地和碳酸氨。
　　当我感到自己就守候在她身旁时，我不再受到令人痛苦不堪的忧虑的折磨——被夸大了的恐惧减小了。我发觉自己一生都背负着想象的重负。它虽然对我大有稗益——想象的确是小说家们必备的特殊技艺，但在其他方面却也讨厌地纠缠着你。
　　父亲去世后，家里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交活动几乎完全终止，除了去访问几位旧友以外，母亲不再跟任何人来往。我们手头拮据，不得不处处节俭，为了保住阿什菲尔德，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些。家里不再举行午宴和晚宴。她身边的佣人由三个减至两个。
　　我们自己的饮食不再像从前那样，经常一顿三四道菜的家宴了。正餐取消了，母亲和我傍晚只吃干酪烤通心面条，或者米饭布丁之类的小吃。我想简对此一定大为伤心。
　　母亲还逐渐从简手里接过定购食品的工作。
　　2
　　大约是三月的某一天，母亲说麦琪快要生小宝宝了。
　　“麦琪要有一个小宝宝？”我惊讶得目瞪口呆了。不知道这为什么会出乎我的意料——此类事情在我的周围屡有发生。
　　我曾经接受了詹姆斯作我的姐夫这一事实，平日里亲热地称他吉米，很喜欢他。可这新的事实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很高兴有了外甥。后来，麦琪带他来阿什菲尔德住了一个月。他两个月时，在古老的托基教堂受洗礼。由于他的教母诺拉·海伊持不能赶来，委托我代表她抱着小外甥。我神情庄重地肃立于前排，姐姐提心吊胆地将双手悬在我的手臂下方，生伯我把孩子掉到地上。
　　他取名为詹姆斯·瓦茨，跟他的父亲和祖父同名。家里人叫他杰克。他当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所以我简直急不可待，期望他立刻长大，能跟我一块玩耍。
　　我非常高兴麦琪能够回到家里来长祝我缠着她给我讲故事。她能给我的生活平添许多乐趣。我头一次听到福尔摩斯的故事就是麦琪给我讲的，名字叫《蓝红宝石》。从那以后，我总是央求她再为我讲些故事。《蓝红宝石》、《红头联盟》、《五粒桔子籽》都是我最爱听的。我很喜欢听地讲故事，她讲起故事来给声绘色。
　　麦琪结婚前就写短篇小说。曾在文学杂志《名利撤上发表过许多篇。在当时，能在《名利撤杂志小说栏里发表作品的人都被公认为是有文学造诣的。父亲为有这样的女儿而感到莫大的骄傲。她写了一系列以体育运动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第六个额外的进球》、《绿茵场上的摩擦》、《凯蒂打板球》等等。二十多年以后，我重读这些小说，仍然认为写得十分精彩。她要是没有结婚的话，也许会继续写下去。

　　她从未认真考虑过要当一位作家，也许更希望成为一名画家。她属于那种只要想干什么就差不多能干出成绩的有才气的人。据我所知，她婚后就不再写小说了，但是十到十五年之后，开始从事戏剧创作。她写的《债权人》一剧，曾由巴兹尔·丁导演，利昂·夸特梅恩和费伊·康普顿主演，在皇家剧院上演。除此之外，还写了一两个剧本，但没有能在伦敦公演。她还是一位优秀的业余演员，参加过曼彻斯特业余剧团演出。麦琪是我们家里公认的才女。
　　我当时胸无大志，自知缺乏天赋。我曾喜欢打网球和板球，但一直打得不好。假如我说自己自幼渴望成为一名作家，并坚信将来总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夙愿，那会是很有趣的事情，可是说老实话，我的头脑中并末闪现过这样的奢念．我在十一岁那年却也发表了作品。事情是这样的。伊灵出现了有轨电车，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对伊灵来说是件可怕的事情。如此宁静的居民区，宽阔的街道，美丽的房屋如今却被这叮叮当当的电车所破坏。有人说这是进步，立刻遭到人们的起哄。电车并无先进之处，它噪音很大，危害市民的健康。城里当时已经设有从伊灵大街到舍佛德林和从汉威尔到艾克顿两条重要的公共汽车路线。那些车身漆有伊灵字样的朱红色公共汽车完全胜任客运工作，伊灵还有旧式的大西部铁路和地区铁路。
　　没有增设有轨电车的必要，可是它却出现了，无情地出现在伊灵城里，有人忧伤落泪，有人咬牙切齿。就在电车开始运行的第一天，我写的一首诗发表了，这首诗由四小节构成。姨婆恳请一位常去她家作客的老绅士去一趟报馆，向编辑推荐这首诗。当我从报纸上读到自己的那首诗时，感到欢欣鼓舞。但这并没有促使我考虑将来是否从事文学创作。
　　我考虑的事情仅有一桩一一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样对此深信不疑。我们意识到幸福即将来临，我们渴望爱情，希望得到关怀和照顾，希望受到尊重，切望我们所追求的能够如愿以偿，同时，又把丈夫的生活、事业及成功作为我们引以自豪的职责摆在生活的首位。我们不需要什么兴奋药或者镇静剂，生活赋予我们信仰和快乐。尽管我们也会偶感失望——一时的不幸———但纵观人生。趣味无穷。也许对如今的姑娘来说，生活中同样充满了乐趣，可她们似乎并不幸福。我忽然感到，她们大概能从忧郁中得到快慰，有些人就属于这种类型，她们好像更偏爱那些使她们永远屈服的情感危机。她们甚至喜欢焦虑，喜欢只有我们老一辈人才有的焦虑。当年我们这一代人常常会遇到家境衰落，连所期待的四分之一也难以得到满足。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能如此地热爱生活呢？难道是我们的心中就有一种如今已不再产生的生命活力吗？我们就如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花朵一一也常常像野草，尽管如此，我们却根深叶茂——奋力穿过铺路石和石板的缝隙，植根在不毛之地，立志要张开生命的风帆，享受生活的乐趣，在阳光下成长，直至有人走来，踩在我们身上。即使遭到暂时的摧残，我们也很快就会重新昂首挺胸。
　　真正令一位年轻的姑娘——未来的妻子跃跃欲试的，是那个酷似奇妙历险一样的生活。你无从预料将降临到你头上的是什么，这使女性们如此振奋。不必为未来而担忧——生物学自然会作出抉择。你在期盼着那个男人，一旦他出现在你的面前，就会彻底改变你的生活。在生活的叉路口上，你可以表露你的心迹，这是激动人心的。“我要嫁给一个外交家，我希望出国，到世界各地观光……”“我不想嫁给一个水手，不愿意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沿海地区。”或者“我要嫁结一位桥梁建筑师或探险家。”整个世界向你敞开着，但是并不能由你选择，只能听凭命运的决断。你也许会遇到各种人，也许他是个酒鬼，你的婚姻并不美满，但这更刺激了你的全部情感。你所嫁给的并不是某人的职业，而是有血有肉的人。用老一辈保姆、厨子和女佣的话说：“迟早有一天，‘有缘分的先生’就会闯入你的生活。”
　　到了十三四岁，我察觉出自己在生理上有了很大变化，经验和阅历也极大地丰富起来，感到自己己不再栖身在长辈的羽冀之下。我已经能够护卫自己了。我也开始努力了解自己——属于哪种类型的人，在哪些方面能有所造诣，哪些方面会一事无成，因此不能浪费自己的光阴。我自知反应不灵敏，遇事需要有充分的认真思考的时间，方能决定对策。
　　3
　　父亲去世后，母亲在麦琪的陪同下去了法国南部，我一人留在阿什菲尔德，由简照顾了三个星期。就在那时，我迷上了一项运动，结识了新的伙伴。
　　在码头上滑旱冰是当时时兴的消遣。码头的地面粗糙不平，使人频频摔倒，但也给人以无尽的乐趣。码头的尽头有一座类似音乐厅的大房子，冬天闲置，被用作室内旱冰场，人们自备旱冰鞋，花上两便土买一张门票，就可以进去滑了。我在旱冰场常遇到的是露茜姐妹。她们都已成年，待我很好，因为她们了解到我母亲遵从医嘱去国外疗养，就剩我一个人在家。
　　我生活中最愉快的时刻是麦琪回家小住的时候。她每年八月回来。简跟她一道来，住上几天就回去工作了。麦琪带着杰克在家里住到九月底。
　　杰克给我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他脸颊红润，金黄的头发，看上去很贪吃。我们有时称他是“奶油鸡蛋小面包”，他生性桀骜不驯，嘴总是闲不住，要想使他开口说话非常容易，但要想让他闭上嘴可就难了。他脾气暴烈，常常会像我们说的那样大发雷霆：开始是满脸涨红，继而变紫，憋足了气，直到实在憋不住了，爆发出一阵雷霆！

　　跟所有的孩子一样，杰克敬重我的母亲。他总是一大早就跑过去，钻进我母亲的被窝，隔着墙壁我也可以听到他们的谈话。有的时候他们谈论人生，有的时候母亲给他讲故事。
　　圣诞节期间，我们常去柴郡跟瓦茨一家一起过节。简每年这时候休假，他和麦琪要去圣茅利茨住三周。他滑冰滑得很好，这是他最理想的度假方式。母亲和我去旗多，与老瓦茨夫妇及他们的四个孩子，还有杰克一道欢度圣诞。对于孩于来说，在这座阳宅里过圣诞节是再好不过的了。它不仅仅是一座宽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具有哥特式风格，有许多房间，走廊、台阶、前后楼梯、阳台、壁完——孩子们喜欢的一切，而且还有三架型号不同的钢琴和一架风琴。
　　艾本尼是贪吃者的天堂。在中厅的一侧，有一间瓦茨太太的贮藏室。它与姨婆的贮藏室不同，没有像金库那样紧锁着，允许家人出入，各取所需。里面靠墙摆满了架子，上面存放了各种美味佳肴。有一面架子上放的全是各种巧克力，一盒一盒的，上面贴有各色商标。室内还有饼干、姜饼、各种水果罐头、果酱等等。
　　在其他时节，我和母亲也来艾本尼小祝这座邸宅让我留恋。在院子里的环形车路底下有一条地沟，我发觉那是我表演各种历史故事和戏剧的好地方。我常常大模大样地走着，口中念念有词，两手比比划划。我敢肯定园丁们准以为我精神失常了，这正是我进入角色的时候。我不曾想到要把历构思的东西写下来，对园丁们的品评议论也不屑一顾。即使在今天、我也时常一边散步，一边自言自语——试着把写作的某一章节理顺。
　　我的创造力还表现在绣制沙发坐垫上。当时坐垫很时兴，尤其是绣花坐垫始终受人欢迎。我在秋季热心搜集一大堆丝线，开始是买各式绣花图案，用熨斗印在一方方缎子上，再用丝线绣制。后来我对那些千篇一律的图案厌倦了、就自己动手将瓷器上的花样描下来。家里有一些柏林和德累斯顿产的大花瓷瓶，上面有精美的花卉图案。我把它们临摹下来，尽量复制它们的色彩。外祖母听说我在绣花，颇为高兴。她大半生都在刺绣，想到外孙女会继承自己的事业万分欣喜。然而我却没能达到她那样高超的技艺，没有像她那样能绣制山水风景和人物肖像。
　　在简的父亲瓦茨先生面前我总要感到难以名状的羞涩。他曾叫我“小梦想家”，使我窘迫不已。他时常问我：“又在幻想什么呀，我们的小梦想家？”我满面绯红。他还常要我为他弹奏或演唱充满感伤情调的歌曲。我识谱能力极强，他动不动就拉我到钢琴旁，给他演唱他心爱的歌曲。我不太喜欢这些歌曲。但唱歌总比跟他聊天要轻松一些。瓦茨先生是艺术家，擅长画沼泽和日落等风景画。他还是有名望的收藏家，专事古老的橡木家具的收藏。除此之外，他和他的朋友弗莱彻，莫斯还从事艺术摄影，出版了几部著名建筑的闷片集。我真希望自己当时在他面前不那么差答答的，在我那个年龄，正是自我意识最敏感的时期。
　　节礼日①那天，大人们带我们乘火车去曼彻斯特观看童话剧——它们都是一些优秀的剧目。在此之前，我也看过童话剧。我有生第一次观看童话剧是在德鲁利兰，由姨婆带着去的。看的是马瑟·古斯的《唐·莱思斯》。这部童话剧的剧情我至今记忆犹新。一连几个星期，我都梦见了唐·莱思斯。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滑稽的人物。就在观看演出的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两位小王子就坐在皇家包厢里看戏。那位人称爱迪的王子不慎将自己的节目单和观剧用的小望远镜碰落到包厢下方正厅前排我们座位的近旁。令人振奋的是，爱迪王子没有支使侍从，而是自己亲自走下包厢，拾起节日单和小望远镜，彬彬有礼地向我们道歉，说但愿这些东西没有碰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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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节礼日．英国法定的假日．是圣诞节的次日；按英国俗例，这天要向邮递员赠送’节礼“，故称“节礼日”。
　　————译注。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入非非，幻想着有一天，我会嫁给爱迪王子。也许，起初他落水遇难，被我救了上来，由此引出一段罗曼史……女皇殿下恩准了我们的婚事。或者，是另外一种偶然的机遇——王子流血过多，奄奄一息，我为他输了血。像托尔庇那样，我被封为女伯爵，高攀与王子结为伉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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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是我一生中的一大乐趣，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要不是关节炎缠身，下水和出水都感到困难，我对游泳的兴趣一定会经久不衰的。
　　在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记得从前的海滨浴场是男女严格分开的。海滨设有妇女专用浴唱—一个铺有石子的小海湾。海滩的坡度很大，有八辆更衣马车停候在那里，由一位脾气暴躁的老头儿照料。游泳者跨进漆成条格的更衣马车，关好两边的车门，开始更衣。更衣时还需格外当心，因为不一定什么时候，那位老头会突然决定该你下水了。这时，马车就会额颤巍巍地碾过松散的石子，颠簸得厉害，像如今的吉普车或者越野车穿过沙漠中乱石密布的地带一般。
　　穿戴停当，就打开朝水那面的车门。如果赶车的老头对你好的话，马车会停在海水正好接到最高一层阶梯上。你走下马车，下到恰好齐腰深的水中，开始游泳。在不太远处，有一只小筏子，可以游到那儿爬上去休息。落潮的时候，小筏子离得很近；涨潮时，就得游很长一段距离才能到达那里，这样，你就多少可以独自享用这只小筏子了。在水里你随便游多长时间都可以。我每次游的时间都大大超过了陪同我来的大人们所规定的钟点。他们远远地向我招手，示意我上岸。不过，我一旦登上小筏，他们就很难把我叫回去，我继续朝着相反的方向游去，总是能随心所欲地拖延时间。
　　当时还不时兴躺在海滩上进行日光裕出水后立刻钻进更衣马车，马车还是突然启动，将游泳者载上岸来。
　　男子海滨浴场位于海岸更远一些的地方。男人们只穿一条三角裤叉在水中尽情地畅游，远离女人们的视野。然酉，时代在发展，男女混合浴场逐渐遍布了英伦三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