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化交流的密集，比较文学变得越来越难以避免。某个国家或某种语言的一部文学作品或作品主题、关键词的意义越来越难以独立孤悬，越来越需要跟其他国家、其他语言的作品比较才能得到确立、得以丰厚。夏目漱石与钱锺书之文学观亦可作如是观。

一边读夏目漱石（1867 - 1916）的小说《我是猫》，一边不断想起钱锺书（1910 - 1998），惊觉两人的相似。

两人都有留学英国的背景，两人也富有英国式的幽默感。两人的文学观也高度相似、神似。两人都是把文学当作游戏。

夏目漱石得以一炮而红的小说《我是猫》就是语言游戏。夏目漱石把文学当游戏的态度跟钱钟书在其小说《围城》和散文集《写在人生的边上》中所展示的文学观貌似遥相呼应。

两位作家都是特立独行，顽强地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自主性，直到到其中的一位壮年早逝，直到另一位在郑权鼎革之后为了全躯保妻子不能再坚持。

在因战争而蔚为大观的民族主义潮流中，两位都不但拒绝顺应，拒绝跟随主旋律起舞，而且对自国和自国国民讽刺调侃。

夏目漱石登上文坛的时代正值20世纪初日本打败俄罗斯一跃而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列强；而钱钟书登上文坛的时代则正值20世纪中叶中国跟日本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

两位作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都拒绝跟随当时的主旋律起舞或歌唱，拒绝所谓的“文学报国”。

在1905年（即20世纪初日俄战争依然是社会上热议话题的时候）出版的小说《我是猫》中，夏目漱石展示了一个读书人在读母亲絮絮叨叨的来信时的微妙心理：

（展读母亲的来信，）我不由得想，要在母亲有生之年让天下人知道明治文坛上有一个迷亭先生。然后接着读。只见母亲写道，“你确实是个幸运的人。与俄罗斯的战争开始后，年轻人都在艰苦奋斗为国效力，你却在年末就像正月一样悠哉游哉地玩起来。”（我这可没有跟母亲想得那样是在玩呐）然后，她又列举我小学时代的朋友有谁谁战死，谁谁负伤。一一读着他们的名字，感觉这世道变得没劲了，做人也无聊。

《我是猫》的叙述者这一段话可以有多种解读。小说的叙述者的观点可能代表作者，也可能不代表作者。实际上，小说的叙述者所展示的价值判断可能有时候代表作者，有时候不代表，不一定。但《我是猫》的叙述者在这里的叙述明显展示了叙述者以及作者对那让众多的日本人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的战争的态度（不以为然）。

顺便说一句，很多中国人看到上面的那位母亲给读书人洋洋洒洒写信，可能会误以为那位母亲也是一个中国传统意义的读书人，受过相当的教育，因为在中国从古代直至今天可以如此写信必须是受过相当多的正规教育才行。但实际上写信自古以来对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不成问题。即使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也可以洋洋洒洒写信，甚至可以进行非常高端的文学创作，因为写手可以不用难学、难写、难读的汉字，只是用简单的日语拼音即日语假名就可以了。

在旧时的日本，女性通常得不到正规教育，但有文学才能的女性照样可以进行日本一流、世界一流的文学创作。所谓的假名文学、女流文学就是指这样的创作。间或也有男人伪装女人用假名即日语拼音字母进行文学创作。由此而来的本土文学是日本文学的瑰宝，在中国文学当中没有对应物。由此可知，繁难的汉字确实是不利于文化的普及和提升。

在这里还是要再顺便说一句，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到，很多日本人的人名不用汉字，直接用假名。这就让很多中国人感到困惑，感到难办，因为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日本人放着好好的汉字不用，不知道该怎么转写那些日本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