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兴起于中国从【封建】到【帝制】的大变革时代，对这场变革人们的态度不同，有的人深恶痛绝，有的人很高兴。前者的代表是儒家，后者的代表是法家。儒家在这场变革中，决心捍卫【周制】，抵制【秦制】。他们用【封建】制抵制【帝制】、用【贵族制】抵制【官僚制】、用【王道】抵制【霸道】、用【君臣的逻辑】抵制【行政化的逻辑】。但最终的结果，【秦制】战胜了【周制】，儒家彻底失败。虽然儒家还是生存下来了，但却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诸多原则。

上古三朝封建制能让人感受到【温情脉脉的面纱】，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忆。虽然封建制的确有一种道德美感，体现了一种伦理精神。但封建制并不是宪政、自由。
有人曾说：中国人相信人性可以改造，所以相信伦理，西方人不相信，所以就鼓吹和迷信【制度】。
然而，在伦理可以起作用的范围内，西方人同样相信伦理，而不相信制度。如果共同体小到一定的程度，那么伦理就可以起非常大的作用。就是西方人，也没人主张在家庭内部搞【民主选举】，也没有人要对父亲家长实行三权分立。

如果共同体小到了一个熟人社会，小到了一个亲人社会，亲情本身就起了制约作用。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封建制度有两个根本的制约因素。
一：首先信息对称。人们祖祖辈辈都在一起，非常稳定的依附关系，自然就建立起信任，不会【人一走，茶就凉】。
二：重复博弈。没有人希望搞一个敌人在身边，或者做一锤子买卖。这是一种天然的权责对应，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父亲天然对子女负有责任，子女就因此承认他的父权。很大程度上，熟人社会中领主与他的附庸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平等的】，【也不是自由的】。

有人把封建说成自由，就相当于说农奴制是自由的，这有很大的问题。农奴制本质上就是封主和封臣之间的关系。中世纪封建制中，每一等级都可理解为恶封主和封臣的关系。诸侯是天子的农奴，卿大夫又是诸侯的农奴，士又是卿大夫的农奴。实际上，这种关系是一种保护和服从关系。上位者保护下位者，下位者服从上位者。
秦制取代周朝封建制，建立了强权统治，人们不难体会到原来关系的【温情脉脉】。
秦制的苛刻，在雍正的一个小故事中有所体现。有人上表拍雍正皇帝的马屁，表示皇恩浩荡，即使粉身碎骨不能报万一。雍正皇帝写了一句批语：【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直白一点，就是说：你当狗就行了，我对你好也罢，坏也罢，这不是你要考虑的，你就是狗。
显然，这种严苛的关系在贵族制时代是不存在的。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时代，亲人关系、熟人关系都不会是这个样子。

儒家为了捍卫周制，建构了一套小共同体本位的伦理和政治概念。如何理解这个政治概念？这里需要建立一种方法论原则：要理解一个东西，不要看它主张什么，而是要看它反对什么。
孟子批判杨墨【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反映出的就是小共同体本位的特征。是否愿意【拔一毛利天下】不是善恶的判断，不存在该不该【拔一毛利天下】的问题。问题是，这【一毛】谁有权利拔？
按杨子的说法，我的【一毛】只有我才有权利。这是个人本位的。
按墨子的说法，你的【一毛】要符合天下的利益，有利于天下，就该拔。
孟子则说，我的【一毛】既不是属于天下的，也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父母的。赵岐解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不敢毁伤。
这里的【不敢毁伤】，不是我不应该毁伤，而是我没有这个权力。
这强调了一种家庭观念，表明儒家的小共同体概念，既高于个人，也高于天下。此即【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按照这种观点，为了孝道，可以不去服从国家，我就是要做孝子，就是不为国家打仗。【大义灭亲】的宏大叙事在儒家看来都是鬼话。儒家就是要【亲亲】高于【尊尊】。后来法家对儒家攻击，也主要集中在这一点。
论语-子路 篇
原文：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今译：
叶公对孔子说：他们那里作为一个正直的人，父亲偷羊，他会出来做证告发。
孔子说：我们的正直的人与他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体现其中。
法家主张告亲，主张六亲不认，主张大义灭亲。儒家主张隐亲，亲亲相互，温情脉脉。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价值选择。这便是儒家建立的一套【小共同体本位的伦理和政治概念】。

秦制战胜周制，说透了，也是这么回事。儒家当然对此耿耿于怀。他们后来【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也有人说：董仲舒把秦制给驯服了，但事实上是：秦制把儒家给驯服了。
尽管董仲舒总是力图保留自己的一点东西，就是企图用一种神秘主义的谶纬之学吓唬皇上，保留一个所谓的【天命】。这个【天命】，君主是不懂的，只有【我】才懂。只有我才有对【天命】的解释权。
可是，这管什么用呢？搞思想史的人提出过一种说法，叫做【历史上的第二次‘焚书坑儒】，指的就是从南北朝到隋唐这段时间内，【谶纬之学】的禁绝。讲得极端一点，正如王安石所讲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谁能制约得了君主啊？天明不在乎，天命由我说了算，讲什么谶纬之学，我就把它查封了。谁讲谶纬，我就杀了谁。历史上很多人都是这样被杀的。
我们的皇上就是不理这一套的。你想制约他，就是不行的。所以后世的儒家一直有很深的这样的情结，包括后来宋明理学中的程朱和陆王两大派。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是想维持儒家的【天命】解释权。比如说朱熹痛骂叔孙通，本质上就是在骂秦制对儒家的扭曲。
人们通常认为，宋明理学中，朱熹比较强调约束，陆王比较强调放纵的。但朱熹讲的约束，主要是讲约束皇帝，心学讲的放纵，主要是讲放纵老百姓。但是，老实说，后来儒家的发展，讲约束就是讲约束老百姓，讲放纵就是放纵皇上。
阳明心学中，讲放纵最多的是李贽。他的下场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讲约束皇上，讲得最极端的就是海瑞，他的下场是什么，大家也知道。李贽和海瑞好像还都是回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背景。最后仍然是，讲约束就是约束老百姓，讲放纵就是放纵皇上。

只要制度不变，这种情况就变不了。这种情况真正发生变化，就是始自西学传入中国。西学传入中国，能够在中国人心中产生那么大的波澜，就是源于反法之儒。这些人正是【周秦之变】之后，对秦制非常不满，想复兴周制的这帮人。他们认为，中国从秦汉以后就不行了。那个时候的人，从来没有讲【商鞅变法】有多伟大。最早对西学有好感的人都是骂商鞅的，都是骂秦汉的，也都认为三代很伟大。老实说，我认为这就是普世价值。
最近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老用自由、民主这些词，然后以此和西方争论：你的那个民主是假的，我这个民主才是真的。用他们的话语肯定是争论不过他们的。所以笔者就主张，我们干脆就不用这套话语。我们就讲仁义道德，不讲自由民主。你讲自由民主我就不跟你谈，只谈仁义道德。戊戌前后这些人，都是谈仁义道德，没有谈自由民主的。
郭嵩焘、马建中、王韬、薛福这些人都是在讲：人家是仁义道德，我们自己就是不仁不义。就是当时的极端保守派也持类似观点。比如，参了郭嵩焘一本的刘锡鸿、把留美幼童搞黄了的陈兰斌等，他们私下都讲人家是仁义。刘锡鸿甚至还说：【英国人上下同心，以礼自处，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老实说，对英国的这种评价，我们的自由主义者都没有说过。他们还说过什么，英国是【仁爱兼治，圜海归心】。当然，他们说的是英国自己，没有说英国对我们是这样的。只是说，英国对他们国内是这样样子，反侵略他们自己并不含糊，他们也不是卖国贼。
但是很明显，人家在国内就是做得比我们做得仁义。因此，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普世价值。讲仁义道德，****仁义道德；讲自由民主，人家也比你自由民主。就是这么简单，你讲到天上，也不能把恶的讲成善的。这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道德的力量。

老实说，那个时期就是一个抵制秦制的时期，只是后来发生了宏大的变化。这期间，日本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本近代化是走出周制，并不是走出秦制。日本的明治维新，很多中国人介绍日本的时候，感想都是周秦之制，包括日本的废藩置县、独尊天皇，甚至包括日本人讲的自由。福泽谕吉讲的自由，就是讲从封建领土那里【自由】出来，然后去效忠天皇。受日本的影响，后来学习西方的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从【引西救儒】来走出秦制，相反地变成【引西排儒】来追求秦制。

帮顶。。。贴吧没落啦

原来如此！

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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