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过。是的，先生。”
　　“你从研究中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在这张彩色照片上有证据表明存在两个脚印。从证据来看，这是一只鞋跟很高的鞋，鞋跟上有一片用4枚鞋钉固定的金属鞋掌。
　　“随后的鉴定使我相信鞋掌上有数字‘33’的字样。这些冲压在鞋掌上的数字已经部分磨损，但在我手持的这张照片上，还是可以辨认出数字‘33’的细微痕迹。现场还有另一个穿着一只大得多的鞋的男子的脚印，这个脚印是在踩出前一个脚印很长时间之后才印在前者之上的，而且几乎将前者完全磨灭。”
　　“你能判断出是在多长时间之后吗？”
　　“我想大约是两三个小时之后。”
　　“根据这件穿着物品，也就是你在被告公寓内发现的这只鞋，这只被列为证据第31号的鞋，你能不能判断，是你手持的鞋踩出了你作证在那个大鞋印下面发现的血鞋印？”
　　“如果本庭认为合适，”梅森说，“我反对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它要求证人以侵犯陪审团职权的方式形成结论。如果真有鞋印的话，应由陪审团判断是否是这只鞋踩出的鞋印，证人不得为纯粹凭空想象之事作证。证人可就他发现的情况作证，可就与专家证据的合法范围有关的事宜发表意见，但是他不能侵犯陪审团的职权。”
　　德克法官说：“请让我看看那张照片和那只鞋。”
　　法官审视了一会儿照片和鞋，然后说：“反对有效。陪审团能够并且将要做出他们自己的结论，证人只能就形成结论的事实作证。”
　　控方勉强接受裁定。“如果本庭认为合适，”汉米尔顿·伯格边说边慢慢站起来，皱着眉头满脸不高兴，“我要指出这名证人是合格的专家。”
　　“他可以就细节问题发表意见，”德克裁定，“他可以阐明本案的各个因素，但是在有关这双鞋是否留下了证人声称可以从照片上辨认出来的鞋印时，本庭认为如果允许证人做出回答，将侵犯陪审团的职权。本庭要指出，虽然证人声称可以从这张照片上辨认出两个鞋印，但辨方可就这一点提出辩驳。”
　　汉米尔顿慢慢地坐下。
　　亨德雷继续询问证人：“你作证说第二个鞋印，就是那个男鞋留下的鞋印，那个印在第一个鞋印上面的鞋印，是大约两小时后留下的吗？”
　　“我得说大约两三个小时或者可能是4小时之后。”
　　“你是如何判断的？”
　　“血液离开身体后会发生一些变化，在3分钟之内开始凝结。在已经凝结或凝固后，如果受到压力或搅动，血液又会恢复液态。在本案中，我的意见是穿着男鞋的人在血液凝结后踩了上去，因此留下的痕迹具有某些明显特征，这些特征表明了血液的状态，这种状态在我看来显示其间有一个大约两三小时的间隙。”
　　“你检查过一只可能留下照片所示鞋印的男鞋吗？”
　　“我检查过。”
　　“你把那只鞋带来了吗？”
　　“带来了。”
　　“你可以出示一下吗？”
　　证人从包里翻出了一只鞋。
　　“这只鞋有特别之处吗？”
　　“有。”
　　“怎么特别？”
　　“这只鞋的橡胶鞋跟较新，可以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很小的瑕疵，而从照片上可以看到鞋印在同一部位也有同样的瑕疵。”
　　“你检查过这只鞋有无血迹吗？”
　　“检查过。是的，先生。”
　　“你在上面发现了血迹吗？”
　　“是的，先生。我所做的化学检测表明确有血迹。”

　　“这只鞋退色是化学检测造成的吗？”
　　“是的。”
　　“你是在什么地方找到这只鞋的？”
　　“从一个衣箱里找到的，那是老霍默·加文的衣箱。”
　　亨德雷说：“为识别起见，我们希望将这只鞋标作证物第33号。那么，克林顿先生，你在卡塞尔曼的公寓里搜寻过隐约指纹吗？”
　　“是的。”
　　“你发现了什么？”
　　“有人精心擦拭过所有门上的球形把手，所以只有一个门把手上留下了隐约指纹。”
　　“哪个门把手？”
　　“后门。那是一个左手拇指指纹，显示出来的隐约指纹纹路上没有任何其它痕迹。”
　　“你知道公寓房门上出现的是谁的指纹吗？”
　　“是的，先生。”
　　“是谁的？”
　　“是霍默·加文先生的指纹。”
　　“请你询问。”亨德雷扭头对佩里·梅森说。
　　梅森问道：“你怎么知道房间里的指纹都被擦掉了？”
　　“因为通常每个房间都会留有指纹。有些指纹模糊不清，有的却可以提取辨别，但是如果发现彻底没有指纹，那就表明有人已经擦掉了所有指纹，特别是门把手这些东西上面的指纹。”
　　“那么指纹是什么时候被擦掉的呢？”
　　“我也说不出是什么时候被擦掉的。”
　　“你在后门把手上发现了一个指纹吗？”
　　“是的，先生，左手拇指指纹。”
　　“你能加以分辨吗？”
　　“我能。是的，先生。那是霍默·加文的左手拇指指纹。”
　　“老加文还是小加文？”
　　“老加文。”
　　“指纹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我无法回答。”
　　“是在谋杀发生之前留下的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是在门把手上的指纹都被擦掉后留下的，因为所有门把手上只有这一个指纹，我知道物品上的指纹肯定是在加文先生在房间里时被擦掉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没有其它任何指纹。如果他是在门把手被擦拭后进入房间，他会在进入房间时推过的后门把手上留下指纹。但是现场却只有一个完整的指纹，这个指纹是拇指按压门把手时留下的，所以我知道所有物品是他在房间里时被擦拭干净的。”

　　“这个指纹是在后门把手上吗？”
　　“是的，在后门把手上。”
　　“会不会是有人先在房间内擦掉所有指纹，然后加文先生来到公寓的后门前，发现公寓房门虚掩，决定关上房门，随后伸手进去时拇指接触了门把手呢？”
　　“不，先生。这个指纹是小心地留在门把手上的。它的位置不在平常关门时握持的位置。”
　　梅森说：“有人也许已经反转了把手，没有这样的可能吗？”
　　“你这些什么意思？”
　　“球形把手是安装在一个方形转轴上，用一枚定位螺钉固定的。你在门里边发现的把手有可能事前是在门外，没有这种可能吗？”
　　“有这种可能，是的。”证人不情愿地承认道。
　　“那么加文先生的指纹可能是留在门外的把手上，后来可能有人戴着手套把门外的把手换到了门里边吧？”
　　“嗯，当然可能，如果你想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凭空想象的话，那当然是可能的。”
　　“我就问到这里。”梅森说。
　　“既然如此，如果法官阁下认为合适，”汉米尔顿说，“我想传唤敌意证人霍默·加文出庭作证。”
　　“我想，”德克法官说，“你是希望被允许作诱导询问，因为你要求传唤敌意证人。但是，我认为传唤证人出庭进行讯问更好些。如果辩方以问题带有诱导性提出反对，本庭将随时就反对意见做出裁定。”
　　“好的，阁下。加文先生，请上前来。”
　　加文走上前来，在证人席上宣誓就座。
　　“我请你注意这只鞋，为了识别起见，刚才它被标作证物第33号。我请你回答这是否是你的鞋。”
　　“那是我的鞋。”
　　“你在今年10月7日夜间穿着这只鞋吗？”
　　“是的。”
　　“在克里斯汀大道第948号安布罗斯公寓楼乔治·卡塞尔曼的公寓内，你有没有故意去踩一滩血迹，然后把脚踏到你在公寓内发现的凸现在凝结的血迹上的一个脚印上？”
　　“我反对他提出这样一个不合适、不相干、不重要的问题。”梅森说道。
　　“反对无效。”
　　证人说：“我拒绝回答。”
　　“为什么？”
　　“因为回答可能形成自我指证。”
　　“阁下，我请求将为了识别而标作证物第33号的鞋列入证据。”
　　德克法官迟疑了一下，然后说：“这里好像没有反对意见，我下令许可。”
　　“你在10月7日夜间进入了克里斯汀第948号安布罗斯公寓楼第211室吗？”
　　“是的。”
　　“什么时候？”
　　“大约夜里11点或者11点30分。”
　　“当时你是否用布或其它东西从公寓内一些物品上故意擦掉了指纹？”
　　“我拒绝回答，因为这会形成自我指证。”
　　汉米尔顿注意到陪审员们都全神贯注，他知道证人的回答会在他们心理上产生与肯定回答同样的效果，脸上露出了微笑。
　　“10月7日，你是否交给或借给本案被告一样武器，并且告诉她你希望她用这件武器自卫？”
　　“是的。”

　　“那件武器就是我现在递给你的这支枪，这支被标作人民证物第30号的左轮手枪吗？”
　　加文察看了手枪：“我想那就是。是的。”
　　“我请你详细讲述自己10月7日夜间的活动情况。”
　　“我从拉斯维加斯回来，去了办公室，那儿有淋浴间、衣橱和衣服。我冲了个澡，换了衣服。”
　　“后来你干了些什么？”
　　梅森说：“现在，如果本庭认为合适，我要提出反对，因为除了证人已经作证的两个问题，询问证人的活动情况是不合适、不相干、不重要的。也就是说，证人在11点左右的某一时刻进入过卡塞尔曼的公寓，他把标为证物第30号的手枪借给了被告。除此之外，询问证人从事的其它活动都是不合适、不相干、不重要的。”
　　“那些活动也许是密切相关的。”汉米尔顿说。
　　“那么你得表明你的询问目的能说明那些活动是密切相关的。”
　　德克法官皱紧眉头。“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他说，“本庭认为控方试图用这名证人证实的问题十分明显，考虑到证人的证言，时间因素并不太离题。”
　　“但是，如果本庭认为合适，”梅森说道，“很有可能证人所做的事与本案涉及的事项不相干。”
　　“本庭将裁定反对有效，”德克法官说，“虽然对这个问题的争执明显势均力敌。显然，证人心中已经明确决定在什么地方行使宪法赋予的不自我指证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这种形势，我认为本庭应缩小核实范围，特别是考虑到，这名证人的证言正被用于形成对被告不利的证据。很有可能他所从事的某些活动不能被认为与被告有关，除非他们有共同目的或行动，而这些共同目的或行动是双方赞同的约定或图谋的一部分。”
　　“那好，”汉米尔顿·伯格说，“我们将请别的证人证明这些活动。”
　　汉米尔顿·伯格与亨德雷低声商量了一会儿之后说：“你是从哪儿得到这支已被接受为证据并标作证物第30号的手枪的？”
　　“我拥有的投资产业中过去有一家运动商品店。当我是业主时，我从存货中取出了3支枪。”
　　“你是怎么处理这些枪的？”
　　“我自己留了两支，给我儿子一支。”
　　“那你是怎么处理你那两支枪的？”
　　“我通常随身带一支，在办公室放一支备用。我不在办公室时，我把那支枪锁在保险柜里。”
　　“让我们这样说吧，”汉米尔顿·伯格说。“我们把你给儿子的枪叫作‘小枪’，你放在保险柜里的叫‘保险柜枪’，你带在皮套里的叫‘皮套枪’。现在我把问题限定在一些特定的活动上。当你把皮套枪给了被告后，你回到办公室，打开保险柜，把保险柜枪放进了你的腋下枪套里，是这样的吗？”
　　“有反对意见吗？”德克法官问道。
　　“对这个问题没有反对意见。”梅森说。
　　“嗯，”德克法官说，“我看——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允许回答。”
　　“你那样做了吗？”汉米尔顿·伯格又问。
　　“是的，先生。我那样做了。”
　　“就在那天晚上？”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
　　“大约……我看大约是10点55分。”
　　“之后你回到了被告的公寓吧？”
　　“是的，先生。”
　　“那么，当你回到被告的公寓后，你是不是再次有机会看见那支现在被标作证物第30号的枪？”
　　“是的，先生。”
　　“在什么地方？”
　　“在被告床上的枕头下面。”
　　“当时你检查过那只枪吗？”
　　“是的，先生。”

　　“你把枪拿在手里了吗？”
　　“是的，先生。”
　　“当时你有没有注意到枪交给被告后已被使用过？”
　　“反对，这个问题具有诱导性，而且不合适、不相干、不重要。”梅森说。
　　“反对无效。”
　　“再次反对，因为这要求证人做出结论。”
　　“鉴于这个理由，”德克法官裁定，“我想或许应对控方作铺垫的目的做进一步检查。”
　　“我这样问这个问题，”汉米尔顿说，“你在被告公寓内第二次看到枪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迹象促使你对枪的旋转弹膛进行仔细察看？”
　　证人犹豫地把双腿交叉了起来。
　　“你宣了誓，”汉米尔顿·伯格对他怒吼道，“这个问题里没有任何足以构成证据造成你自我指控的因素。我在问你，是否出于某种原因检查过武器？”
　　“是的，先生。我检查过。”
　　“你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旋转弹膛内有一枚空弹壳。”
　　“你在当晚早些时候把枪交给被告时，枪是处于什么状态？”
　　证人迟疑了，过了一会儿他说：“上满了子弹。”
　　“你自己确实清楚吗？”
　　“是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就在去拉斯维加斯前，我重新给枪上了新子弹。我有理由相信自己那天晚些时候会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你之所以后来晚上去乔治·卡塞尔曼的公寓，是因为你有理由相信被告可能已经用你给她的武器杀死了乔治·卡塞尔曼，是这样的吗？”
　　“反对，如果本庭认为合适，”梅森说，“因为这个问题不合适、不相干、不重要。我认为问这个问题是控方具有侵害性的行为不端。被告不应受这名证人心里可能有的任何推理或任何想法或任何猜测或任何其它东西的影响。”
　　“反对有效，”德克法官裁定。“控方当然应当明白，这名证人内心的想法应影响被告。现在整个事态正以一种极其不同寻常的方式发展。本庭认识到本案不是针对这名证人，而是对这名被告，她有罪或无罪只能凭相关证据认定。本庭要求陪审员完全不要考虑地区检察官所提的这个问题，也不要考虑你们由这个问题所推得的结论。”
　　“我就问到这里。”汉米尔顿·伯格边说边得意地笑了。
　　“等等，”梅森说。“我还要作询问。为什么你要把地区检察官称作的皮套枪，也就是第30号证物交给被告？”
　　“因为，”霍默·加文说，“她曾一度与我儿子小霍默·加文订婚，我那时还盼着她会成为这个家里的儿媳，后来当婚约被解除后，我突然意识到——我意识到我爱上了她。”
　　斯蒂芬妮·福克纳坐在梅森身后的被告席上，她突然取出一块手绢捂住眼睛抽泣起来。
　　“那么，”梅森说，“我还要向你提一个问题。在今年10月7日晚上之前，你有没有了解到情况，使人相信乔治·卡塞尔曼就是杀害被告的父亲格林·福克纳的人？”
　　这句话令陪审员们极度震惊。
　　“阁下，阁下！”汉米尔顿·伯格大喊大叫地挥舞着手臂站起身来。“这个问题完全不合适，问这个问题是辩护律师袒护被告的不端行为。这不是恰当的询问，这不是本案的一部分，这纯粹与本案无关。控方不会受证人可能的想法的影响。”

　　“反对有效。”德克法官说。
　　梅森面带微笑。“那么，10月7日晚上你有没有把你认为乔治·卡塞尔曼杀死她父亲的情况通报给被告？”
　　“同样提出反对。”汉米尔顿·伯格大叫起来。
　　“维持裁定。”德克法官说。
　　“等一会儿，”梅森说，“控方曾要求了解证人把枪交给被告时的谈话的部分内容。我现在问证人在把枪交给被告时是不是讲过大意如此的话。换句话说，控方既然要求了解部分谈话内容，我就有权了解全部内容。”
　　“证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德克法官说道，“但是要明白，谈话内容仅限于接受直接询问作证时所涉及的谈话的范围。”
　　“是的，先生，”加文回答道，“我告诉她我认为卡塞尔曼杀了她父亲，我担心卡塞尔曼还会杀了她。我认为她身陷险境，我给她这个武器自卫。我让她任何时候都要随身带枪，我想我可以控告卡塞尔曼，使当局因谋杀罪而逮捕起诉卡塞尔曼。”
　　梅森说：“谢谢。我就问到这里。”
　　“没有问题。”汉米尔顿·伯格恼怒地说。
　　“那么，如果本庭认为合适，”梅森说，“我提议删掉证人加文的全部证词。”
　　“理由何在？”德克法官问道。
　　“理由是没有证据表明，被告了解加文当时正在做的事或者对他想做的事略有所知。被告不应以任何方式受加文因错误地认为在帮助她而可能做的事的影响。”
　　“让我们假定，出于某种原因证人自己在心里认定是被告杀了乔治。卡塞尔曼。为了保护被告，他去了卡塞尔曼的公寓。他发现卡塞尔曼已经被谋杀，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是被告实施了谋杀行动。被告没有与他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联系，被告也没有让他做过任何事情。他力图保护被告，销毁了一些证据。被告当然不会因他销毁证据而受影响。”
　　汉米尔顿·伯格起身说，“等等，阁下，等等！我想大家听我说一句。卡塞尔曼的公寓内存在一些特殊情况。门把手上的指纹被擦掉了。现在还有证据表明，女鞋印上留下的脚印是被告的鞋留下的，被这位证人销毁了。我们有权指出公寓内的实际情况，以及这些情况是如何造成的。”
　　“你们有权指出实际情况。”德克法官说。“你们有权指出，有人将门把手上的隐性指纹擦掉了。但那不是说你们有权指出这是被告的朋友干的，除非你们能指出被告了解行动，并且默许或以某种方式暗示了行动。”
　　“正是如此，阁下。”梅森说完坐下。
　　德克法官眉头紧锁：“整个事态非同寻常，控告方式也是非同寻常，本庭不得不承认，老是出现以不适当、不相干、不重要为由对证词提出反对时，本庭不清楚辩护律师在想些什么。本庭认为辩护律师当时在这点上本应详尽阐述。”
　　“如果当时那样做了，”梅森说，“本庭也裁定反对有效，控方会取得一个显著成功，因为那个推测在陪审员们面前会十分清楚，他们会觉得证据正因一个技术原因而被隐瞒。”
　　“嗯，当然证人的部分证词是相干的。”德克法官说，“他给了被告手枪，他证实枪交给被告时上满了子弹，他还证实后来在当天夜里他第二次察看了手枪，手枪里有一枚空弹壳。”
　　“我们不把这个证据包括在删除的动议中，”梅森说，“有关鞋是被告的证据也不包括在内。但我们反对就证人进入乔治·卡塞尔曼的公寓而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提议将这部分证词删除。”
　　“本庭愿意在这一点上赞同你的意见，梅森先生。不过，现在快到晚间休庭时间。本庭会在明天早晨之前对事态做周密考虑。同时，本庭将休庭至明晨10时，在此期间陪审员不得对本案的是非曲直形成或发表任何意见，不得讨论证据，也不得允许任何他人在陪审员面前进行讨论。在本案案情完全提交法庭之前，陪审员应避免形成任何意见。本庭休庭至明早10时。”
　　17
　　汉米尔顿·伯格为上午准备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证人。
　　法庭刚一重新开庭，查明被告和陪审员确已到庭，他便要求：“传小霍默·加文。”
　　小加文走上前来，神情坚定地紧闭双唇。
　　他宣誓已毕，报上姓名、住址，表明自己是前一位证人霍默·加文的儿子。

　　“好的，”汉米尔顿在证人面前伸出一个手指说道，“我请你仔细听我的提问，你只要回答这些问题，不用主动提供别的情况。你的父亲购买了3支样式、口径和品牌相同的手枪，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为了论证时方便起见，我们已经将给你的那支称为‘小枪’，将今年10月7日傍晚放在他枪套里的那支称为‘皮套枪’，将他锁在保险柜里的那支称为‘保险柜枪’。你明白这些称呼吗？”
　　“是的，先生。”
　　“现在似乎无人否认，10月7日晚上，你父亲将我们所称的‘皮套枪’交给了被告斯蒂芬妮·福克纳，后来又从保险柜中取出我们所称的保险柜枪放进枪套。看来这三支枪中的一支就是杀人凶器，这支枪已被标为证物第30号。你听明白了吗？”
　　“是的，先生。”
　　“那好，我想问你那支你父亲交给你的枪的情况，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小枪’的情况。我想问你是否于今年10月8日将那支枪交给了佩里·梅森先生？”
　　“我给了。”
　　“当时梅森先生是把枪拿在手里的吗？”
　　“他是拿在手里的。是的，先生。”
　　“梅森先生摆弄过那支枪吗？”
　　“是的。”
　　“怎么摆弄的？”
　　“反对，这个问题不合适、不相干、不重要。”梅森说。
　　“我建议把这联系起来。”汉米尔顿·伯格说。
　　“我想我们应该不仅按地区检察官的建议把这联系起来，”梅森说，“我还想询问证人一个只是和本案那个阶段有关的问题。”
　　“问吧。”德克法官说。
　　梅森问道：“我们所称的‘小枪’是不是现在我向你出示并已被列为证物第30号的手枪？”
　　证人看了看枪，说：“绝对不是。那支枪样式与这支枪一模一样，但不是这支枪。”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本庭认为合适，”梅森说，“证人可能如何处理别的枪支，当然与被告没有联系，完全与本案有关事项无关。”
　　“我认为这种意见正确，”德克法官说，“反对有效。”
　　汉米尔顿·伯格愤愤地说，“那么，我想换一种问话方式。你看到这支标为证物第30号的枪了吗？”
　　“是的，先生。”
　　“你从前见过那支枪吗？”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
　　“佩里·梅森把它交给我的时候。”
　　“什么时候？”
　　“今年10月8日。”
　　“你怎么处理那支枪的？”
　　“反对，这个提问不合适、不相干、不重要。”梅森说，“我不管做过什么都与被告没有关系。”
　　“本庭裁定反对无效，”德克法官说，“看来证人已经确有把握地辨认清楚了标为证物第30号的枪支。”
　　“你怎么处理那支枪的？”
　　“我把枪拿到了斯蒂芬妮·福克纳的公寓。”
　　“是本案被告吗？”
　　“是的，先生。”
　　“然后你怎么办？”
　　“我没做什么。我像木头似的一动不动地站着，梅森先生拉拉杂杂地说了一大堆话，大意是被告遇上了某种危险，我把枪带来是给她自卫的。”
　　“你是说梅森先生把这支枪交给了你？”汉米尔顿·伯格问道。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
　　“今年10月8日晚上。”
　　“在什么地方？”
　　“在我办公的地方。”

　　“是在你把一支枪交给梅森先生之前吗？”
　　“是的，先生。”
　　“那是什么枪？”
　　“就是我们所称的‘小枪’。那支枪与我现在手中拿的枪外观一模一样，我手中拿的枪是杀人凶器，已被标作证物第30号。”
　　“你把我们所称的‘小枪’交给了梅森先生吗？”
　　“是的，先生。”
　　“梅森先生是如何摆弄那支枪的？”
　　“他击发了一下。”
　　“你是说他开了一枪吗？”
　　“是的，先生。子弹擦着我的桌子飞过。”
　　“我向你出示这张照片，它表明在一张桌子上有一条长长的划痕，我问你是否知道这个画面说明了什么？”
　　“那就是我办公室的桌子现在大致的样子，那是在佩里·梅森开枪之后立即拍摄的桌子的照片。”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在枪击之后的混乱中。梅森先生换上了我手里这支标为证物第30号的枪，掉换了我交给他的我们所称的‘小枪’。他把杀人凶器递还给我，让我交给斯蒂芬妮·福克纳，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误以为那就是‘小枪’。”
　　“这样做明显是为了解释那支枪的弹膛里为什么有一枚空弹壳，同进也为了造成证物第30号杀人凶器在谋杀发生时由你持有的假象，是这样的吗？”
　　“反对，这是一个暗示性问题。”梅森说，“我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行为不端。”
　　“接受反对，”德克法官说，“我提醒地区检察官避免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纯粹的暗示性问题，是在让证人对所发生事件做出一个结论。请陪审员忽视这个问题，不要由此推出任何结论。现在继续，地区检察官先生，请提出相关的恰当的问题。”
　　汉米尔顿·伯格因为法庭的指责而面红耳赤，他转身对佩里·梅森说：“进行询问吧。”
　　梅森说：“你已作证认定，我用你给我的‘小枪’替换了证物第30号杀人凶器吗？”
　　“是的，先生。”
　　“你确实看见我那样做了吗？”
　　“当然没有。你用小枪放了一枪，搞得大家心神不宁，然后做了手脚，当然不会有人看见。”
　　“如果你没有看见我做，你怎么会认定我做了？”
　　“这事就跟二加二一样简单。”
　　“也就是说，你心里已经形成一个推论，认定了发生过什么事吗？”
　　“是的，先生。”
　　“那么你并不是在就你所了解的事实作证，而只是就从某些事实中推出的结论作证吗？”
　　“是某些无可置疑的事实。”加文说。

　　“但是你有关掉换枪的证词是推论吧？”
　　“一个建立在无可置疑的事实基础上的推论。”
　　梅森对眉头紧皱的法官微笑着说：“阁下，我请求将证人有关换枪的说法从证词中删除，因为那是一个推论。”
　　“批准请求。”德克法官厉声说道：“事情非常明显，地区检察官对证人的证词相当熟悉，而且清楚证人的证词是建立在推论基础上的。”
　　“等等，如果本庭认为合适，”汉米尔顿·伯格说，“我认为本庭在这个问题上对控方过于苛刻。如果本庭允许，我想再次询问证人，确认证人所说的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些事实将引出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
　　“还是让陪审员做结论吧。”德克法官说。“不要让那些把自己的推论当做绝对事实的人作证。”汉米尔顿红着脸扭头对证人说：“你说过你曾经交给梅森先生一支枪吧？”
　　“是的，先生。”
　　“你说过那枪不是这支标作证物第30号的杀人凶器，而是我们所称的‘小枪’吧？”
　　“是的，先生。”
　　“你怎么知道你给他的是‘小枪’而不是杀人凶器证物第30号？”
　　“因为证据表明今年10月7日晚上我手里这支枪被用来杀死了乔治·卡塞尔曼，我交给梅森的‘小枪’是绝对不可能用来杀人的。”
　　“为什么不可能？”
　　“反对，”梅森说，“这是控方试图对自己的证人进行反询问。我请求删掉这段话，说什么他给我的枪不可能是杀人凶器，因为这是证人的推测，而不是对问题的回答。”
　　“批准请求。”德克法官厉声下令。
　　“但是阁下，”汉米尔顿·伯格抗议道：“我有权利指出……”
　　“你当然有权利指出事实，也只能指出事实。”
　　“好吧。”汉米尔顿·伯格说，“你给了梅森先生一支枪吗？”
　　“是的，先生。我给了他我们所称的‘小枪’。”
　　“你从什么地方拿来的枪？”
　　“从我桌子的一个抽屉里。”
　　“你在此之前是从哪里得到枪的？”
　　“从我父亲那里，是他给我的枪。”
　　“什么时候？”
　　“去年圣诞节前后，我想那是个圣诞礼物。”
　　“10月7日那支枪在什么地方？”
　　“在我手里。”
　　“10月7日那一整天都在吗？”
　　“是的，先生。”
　　“你是怎么处理那支枪的？”
　　“我把枪交给了佩里·梅森。”
　　“佩里·梅森是怎么处理枪的？”
　　“他放了一枪。”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他又递给我一支枪，建议我交给斯蒂芬妮·福克纳。”
　　“那支枪和你递给梅森先生的枪是同一支枪吗？”
　　“不是。”

　　“现在停一下。”德克法官说，“你已经推出结论，认为那不是同一支枪，是吗？”
　　“是的，先生。”
　　“你的回答将被删除。控方应善意地避免引导证人将观点或推论作为证据，现在只许陈述事实。”
　　“好的，我持有这支枪，我把它交给了梅森先生，梅森先生用它放了一枪，然后把一支枪递还给我，让我把那枪给斯蒂芬妮·福克纳送去，我那样做了。”
　　“她是如何处理那支枪的？”
　　“她把枪放在了公寓起居室的桌上。”
　　“然后你干了什么？”
　　“然后梅森先生和我离开了公寓。”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从门厅经过时，看见两位警官走进了公寓楼。”
　　“你认识那些警官吗？”
　　“我现在认识，当时不认识。”
　　“他们叫什么？”
　　“赫洛克姆警官和特拉格探长。”
　　“你说你交给梅森先生的枪今年10月7日一整天都在你手里吗？”
　　“是的，先生。”
　　“请你询问。”汉米尔顿·伯格得意洋洋地对佩里·梅森说。
　　梅森站起来面对证人：“你说你给我的枪10月7日一整天都在你手里吗？”
　　“是的，先生。”
　　“你出去吃过午饭吗？”
　　“是的，先生。”
　　“那你带着枪吗？”
　　“没有，先生。”
　　“枪在哪里？”
　　“在我桌子抽屉里。”
　　“桌子上锁了吗？”
　　“没有，先生。”
　　“你还认为枪在你手里吗？”
　　“是的，先生。”
　　“10月7日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我去见一个顾客谈一笔汽车生意。”
　　“你带着枪吗？”
　　“枪在我抽屉里。”

　　“你是什么时候把枪从桌子里取出来的？”
　　“是在会谈结束后。我回到办公室，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些现金，把枪塞进了口袋。”
　　“然后带回了家吗？”
　　“是的。”
　　“是什么时候带回家的？”
　　“我想大约是9点30分或者10点。”
　　“你刚结婚吗？”
　　“是的。”
　　“回家后你还把枪放在口袋里吗？”
　　“没有，先生。我把枪拿上楼，放进了梳妆台。”
　　“当晚你是什么时候上床的？”
　　“大约是在回家半小时后。”
　　“你是怎么处理枪的？”
　　“我把它放在了梳妆台里。”
　　“10月7日晚上你的办公室上锁了吗？”
　　“是的。”
　　“谁有办公室钥匙？”
　　“我有一把钥匙，我父亲有一把，我秘书有一把，看门人也有一把。”
　　“你妻子有钥匙吗？”
　　证人略一迟疑，随即用肯定的声音说：“是的，我妻子有钥匙。”
　　“第二天早晨你起床后干了什么？”
　　“我穿上衣服，吃早饭，刮脸刷牙。”证人差一点气得大叫起来。
　　“然后又干了什么？”
　　“然后去了办公室。”
　　“你带了枪吗？”
　　证人欲言又止，想了一会儿说：“我——事实上，我没带。”
　　“那你是怎么处理我们所称的‘小枪’的？”
　　“我把它放在了家里的梳妆台里。”
　　“然后呢？”梅森又问。
　　“然后我妻子打来电话，我让她把枪给我送去。”
　　“那么，”梅森说，“你假定你把10月7日夜里带回家的那支枪交给了我，是吗？”
　　“反正只有一支枪，是我妻子从梳妆台里取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她是从梳妆台里取出来的？”
　　“嗯，为什么……当然，我不在那里。”
　　“确实，”梅森说。“所以根据你所了解的情况，你可能把杀人凶器交给了我，而它是你妻子交给你的。”证人在证人席上惊愕得跳了起来。
　　“你胡说！我讨厌你胡说八道！”
　　“坐下。”德克法官说，“证人坐下，保持秩序。”
　　汉米尔顿·伯格说：“如果本庭认为合适，最后这个问题属于暗示性问题，这不是恰当的询问，它包藏着卑怯的暗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