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记者跟随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吉林省四平市,看望参加过“两弹结合”试验“阵地七勇士”之一的79岁老兵刘启泉。
听说基地来人了,刘启泉特别激动,不顾刚做完胆囊切除手术,特意下楼来迎。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这次试验的成功震惊了西方大国,国际舆论却开始嘲讽我国“有弹无枪”,甚至有人想当然地预言:5年内中国不会拥有运载核武器的工具。
然而,仅仅两年后,1966年10月27日,中国导弹核弹结合试验成功,震惊了全世界,但是那些参与试验的英雄的名字,一直由于“保密”的原因无法公开。直到40年后,世人才知道,在距离发射工位只有160米的地下控制室内,有7名官兵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指挥操作,如果试验出现问题,他们将牺牲在这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地下室内。
刘启泉就是当时的“阵地七勇士”之一。当年他刚从哈尔滨军工学院毕业,就作为加注技师参与了“两弹结合”试验,荣立二等功。
“没想到还能回基地,我以为这辈子这事就烂到肚子里了。”“两弹结合”试验解密后,刘启泉是最后“被找到”的人。
2006年秋,为庆祝“两弹结合”试验成功40周年,战友佟连捷、徐虹曾一起回到基地。也是在这一年,刘启泉的亲家在电视上看到“阵地七勇士”的报道,提到了刘启泉的名字,特意打电话来询问,被刘启泉以非常确定的口吻否决了,“叫刘启泉的多了,重名了呗。”
刘启泉的家人没有怀疑。他们不仅没听老人说过这段经历,更因为他们相信刘启泉的为人:这是个从不撒谎的老实人。
直到2007年,国防科工委工作人员找上门来。那天,刘启泉不在家,事后爱人高玲芝问他时,他还是不承认:“那不是我,真不是我。”刘启泉私下里想,没看见新闻说解密啊,肯定不能认。老伴无奈给了他佟连捷的电话。电话接通,刘启泉才知道,真的解密了。
这个不爱说话、从不撒谎的老实人,“骗”了身边所有人41年!
刘启泉年迈的老父亲其实也疑惑过,“两弹结合”试验后,家里收到过基地寄来的喜报,刘启泉说是因为自己工作成绩突出。老人一点没往别处想,家里人也没想到刘启泉能和“两弹一星”扯上关系。他们只知道刘启泉上的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但从不清楚他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只知道我是搞导弹的,但连哈军工到底有几个系、每个系搞啥的都不知道。”刘启泉说。他还记得,刚入学时学校领导就对他们进行了保密教育:“同学之间不能问,不能互相打听。”
很难确定是不是因为受到保密教育的影响,让刘启泉后来一直保持着寡言的性格。哪怕是他转业到四平联合化工厂成为一名工程师,依然保持着“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知道的不知道”的习惯。
“即使他当领导后参加厂里的一些会议,别人找他打听会议内容,他从来不说。”在高玲芝眼中,丈夫这点尤为与众不同:“别人都拿这个来联络感情,他从来不干。”
可这是一份只能默默藏在心底的荣誉。由于核试验“上不可告父母,下不能告妻儿”的保密要求,在试验后几十年时间里,刘启泉没有向外透露一个字。老伴高玲芝边拿出刘启泉的二等功证书边感慨地说:“没想到他一声不响地‘骗’了我这么多年。”
打开刘启泉泛黄的立功受奖证书,记者看到,两页的“主要事迹”栏内一片空白。
直到2007年,“解密”后的第二年,老战友才好不容易联系上刘启泉,告诉了他“解密”的消息。此后,已经退休的刘启泉有了新的爱好——通过博客记录自己在戈壁滩的军旅生涯,记录自己的光荣岁月。
当年的地下控制室入口(左上)和内部场景(左下);右图(左起)分别为刘启泉、佟连捷和徐虹。(解放军报)
随行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馆长侯冀主动提起,想收藏一些刘启泉从军的纪念品。经过一番翻箱倒柜,他找到了当时的军大衣和一副领章、一个针线包。
高玲芝说,刘启泉最近这些年听力一直不好,去年因为中耳炎在医院治疗,医生诊断是“陈旧性穿孔”,还问他以前受过什么伤。“我当时就逗他,是不是以前搞试验时伤的?他说‘别胡说,没有的事’。”
刘启泉参加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七十周年校庆
即使现在已经解密,刘启泉也不承认,在戈壁滩的那几年给他带来了任何伤害。他记住的,是那里有最香甜的哈密瓜,最难忘的岁月。他的立功证书永远空白没有关系,那些最光荣的时刻已被他牢记在心底。
听说基地来人了,刘启泉特别激动,不顾刚做完胆囊切除手术,特意下楼来迎。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这次试验的成功震惊了西方大国,国际舆论却开始嘲讽我国“有弹无枪”,甚至有人想当然地预言:5年内中国不会拥有运载核武器的工具。
然而,仅仅两年后,1966年10月27日,中国导弹核弹结合试验成功,震惊了全世界,但是那些参与试验的英雄的名字,一直由于“保密”的原因无法公开。直到40年后,世人才知道,在距离发射工位只有160米的地下控制室内,有7名官兵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指挥操作,如果试验出现问题,他们将牺牲在这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地下室内。
刘启泉就是当时的“阵地七勇士”之一。当年他刚从哈尔滨军工学院毕业,就作为加注技师参与了“两弹结合”试验,荣立二等功。
“没想到还能回基地,我以为这辈子这事就烂到肚子里了。”“两弹结合”试验解密后,刘启泉是最后“被找到”的人。
2006年秋,为庆祝“两弹结合”试验成功40周年,战友佟连捷、徐虹曾一起回到基地。也是在这一年,刘启泉的亲家在电视上看到“阵地七勇士”的报道,提到了刘启泉的名字,特意打电话来询问,被刘启泉以非常确定的口吻否决了,“叫刘启泉的多了,重名了呗。”
刘启泉的家人没有怀疑。他们不仅没听老人说过这段经历,更因为他们相信刘启泉的为人:这是个从不撒谎的老实人。
直到2007年,国防科工委工作人员找上门来。那天,刘启泉不在家,事后爱人高玲芝问他时,他还是不承认:“那不是我,真不是我。”刘启泉私下里想,没看见新闻说解密啊,肯定不能认。老伴无奈给了他佟连捷的电话。电话接通,刘启泉才知道,真的解密了。
这个不爱说话、从不撒谎的老实人,“骗”了身边所有人41年!
刘启泉年迈的老父亲其实也疑惑过,“两弹结合”试验后,家里收到过基地寄来的喜报,刘启泉说是因为自己工作成绩突出。老人一点没往别处想,家里人也没想到刘启泉能和“两弹一星”扯上关系。他们只知道刘启泉上的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但从不清楚他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只知道我是搞导弹的,但连哈军工到底有几个系、每个系搞啥的都不知道。”刘启泉说。他还记得,刚入学时学校领导就对他们进行了保密教育:“同学之间不能问,不能互相打听。”
很难确定是不是因为受到保密教育的影响,让刘启泉后来一直保持着寡言的性格。哪怕是他转业到四平联合化工厂成为一名工程师,依然保持着“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知道的不知道”的习惯。
“即使他当领导后参加厂里的一些会议,别人找他打听会议内容,他从来不说。”在高玲芝眼中,丈夫这点尤为与众不同:“别人都拿这个来联络感情,他从来不干。”
可这是一份只能默默藏在心底的荣誉。由于核试验“上不可告父母,下不能告妻儿”的保密要求,在试验后几十年时间里,刘启泉没有向外透露一个字。老伴高玲芝边拿出刘启泉的二等功证书边感慨地说:“没想到他一声不响地‘骗’了我这么多年。”
打开刘启泉泛黄的立功受奖证书,记者看到,两页的“主要事迹”栏内一片空白。
直到2007年,“解密”后的第二年,老战友才好不容易联系上刘启泉,告诉了他“解密”的消息。此后,已经退休的刘启泉有了新的爱好——通过博客记录自己在戈壁滩的军旅生涯,记录自己的光荣岁月。
当年的地下控制室入口(左上)和内部场景(左下);右图(左起)分别为刘启泉、佟连捷和徐虹。(解放军报)
随行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馆长侯冀主动提起,想收藏一些刘启泉从军的纪念品。经过一番翻箱倒柜,他找到了当时的军大衣和一副领章、一个针线包。
高玲芝说,刘启泉最近这些年听力一直不好,去年因为中耳炎在医院治疗,医生诊断是“陈旧性穿孔”,还问他以前受过什么伤。“我当时就逗他,是不是以前搞试验时伤的?他说‘别胡说,没有的事’。”
刘启泉参加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七十周年校庆
即使现在已经解密,刘启泉也不承认,在戈壁滩的那几年给他带来了任何伤害。他记住的,是那里有最香甜的哈密瓜,最难忘的岁月。他的立功证书永远空白没有关系,那些最光荣的时刻已被他牢记在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