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Rebecca，你与难民和移民工作多年，是著名的人权活动家。在2015年难民潮之前，你就因主张德国应该无上限地接收这些人员而闻名。是什么影响了你的观点的改变？
RS：我从来没有支持无上限地接收移民，因为一个国家无限接收难民完全是不可能的。我是人道主义者，是人权分子。最初一些年我以为，到我们这里来的人是真正逃难的人，他们会很高兴到了安全的地方，所以会有入乡随俗的意愿，融入这个社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噩梦般的清醒一步步到来。原因有太多方面，我没法再对事实视而不见。2015年科隆之夜自然是一个转折点，这对我们很多人都一样。最后我不得不承认，这种行为符合绝大多数与我有过关系的穆斯林。
德国科隆跨年性侵案震惊全球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对自己说：“Rebecca，你现在必须急刹车，仅仅因为你是女权主义者、作为女人负有集体责任，也必须如此。”此前，我一直试图说服自己，为他们反复出现的基于宗教，即伊斯兰，和文化的行为与思维模式及其世界观进行辩护，比如，说他们是新来的，以此说服自己。我曾经认为，这些中世纪式的观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改变，相信我们自由平等的欧洲价值观，天真地以为每个人都会为这样的价值观欢欣鼓舞并加以接受。
但是，面对我在义务工作中经历的不断重复的经历，我必须承认，只要是涉及穆斯林难民就会注意到，他们是伴随着另外的价值观成长起来的，他们从小就被洗脑，被灌输伊斯兰教，总是高高在上地用傲慢俯视我们非信徒。我称之为“头中的头巾”。另外，他们到了这里，许多人落入原教旨主义伊玛目亦即（从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地进口的）政治伊斯兰的圈套，其原教旨主义得到加强，被禁止与我们非信徒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混杂、禁止接受我们的世界观和科学。德国官方对此已经失去了控制。
一个让我清醒的例子，发生于2016年。我照顾一组叙利亚难民很长时间，他们也成了我的朋友。我陪伴他们走难民审理程序，帮助他们在政府机关办各种手续，给他们找房子、家具、电脑、自行车、衣服，帮助他们找培训企业、语言班、找工作、申请助学金，为各种个案花费了无数的个人时间。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我发现他们在对我玩儿塔基亚。他们欺骗了我，而我失望了。不过，事先就有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警告过我，让我注意穆斯林的这种塔基亚策略。给我提出这种警告的人不仅仅是逃离战争，而且也是不得不逃离穆斯林，但是我当时不想听他们的警告。
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这些我帮忙解决了所有问题、和我一起吃喝玩乐、既不祷告也不去清真寺也不过斋月、对原教旨穆斯林出口不逊的人，这些人坐在我的花园里，背后说我是一个“愚蠢的德国biaoz”。这不仅让我很伤心，毕竟我是他们的救星、朋友、姐妹和母亲，真的对他们充满了信任；而且也成了我恢复理智的有一个触发点，毕竟他们也被看作成功融入、看作西方人与阿拉伯穆斯林之间形成友谊的活生生的范例，也代表了希望。我对他们只有帮助、保护、支持，只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张开了双臂欢迎他们到德国来 —— 言行上的侮辱，这就是我为此得到的回报。

现在，我的文件夹里已经有了我经手的案例的档案，我跟踪观察曾经照管或一直还在照管的一些难民的变化过程，也有我们工作小组其他义务工作人员经手的一些案例，只是这些观察更仔细，更有批判性。可惜的是，许多热情的志愿者也因为类似的经历放弃了活动，而新来的义务人员经常和我自己当初一样幼稚。不过，与媒体宣称相反，自愿者根本就没有原来那么多；而和我一样已经长时间作志愿者的人，现在已经体制化，通过这种工作挣钱，他们不会向别人诉说失望，因为这不符合自己的利益。
OS：结果是什么呢？
RS：许多人到现在仍然没有工作，仍然几乎不会德语。他们留在自己的圈子里，几乎没有甚或完全没有德国朋友；另外一些成了犯罪分子，或者日益极端化。或者我们后来发现他们原来是Al-Nusra（努斯拉阵线，叙利亚恐怖组织）或IS的战士，而且至今仍然仰慕这些组织。虽然有很多例外，有了工作，也说德语，但是大多数人依然有“头中的头巾”，持有认为穆斯林高人一等的那种傲慢和对我们非信徒的那种不可言状的高傲。
现在我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为这些穆斯林国家来的沉溺于父权的人们干义务工作。我现在已经认清他们的性格。已经接手的个案我当然会继续管，但是，接手新的个案时，我必须确认对方真的是难民，真有理由到我们这个法律规定男女平等、能吃猪肉、甚至可以一起裸体坐在沙滩上的世俗国家。这种自由是高贵的，也很脆弱。可以设想一下：有大量脑子里戴着头巾的人突然来到这里，仅仅他们的数量就可以改变这里的一切！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看到。现在我已经变得很谨慎，变得极其多疑。他们大可以到一个穆斯林国家去寻求庇护或工作和美好生活，而不是试图把仇视女性的、中世纪的价值观强加给我们，从长远上看给我们带来伤害。
所以，我现在首先是帮助不得不逃离穆斯林国家的妇女和宗教上的少数派：政治难民，记者、脱离信仰而受到迫害的穆斯林，尤其是帮助女性。现在有些女性凭借在德国享有的经济保障，要和自己的丈夫分手。她们本来就是被强迫结婚的，不得不和自己内心恨着的男人共同生活，并且必须笑着伺候他们。穆斯林婚姻中，存在很多心理暴力和强奸。女人不具有作为人的价值，是泄欲对象而不是伴侣，是能劳动的牲口，是生育机器。这就是女人作为好的穆斯林女人的任务。大多数穆斯林对自己的女人毫无尊重，如同对我们不尊重一样。当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夫妻都是如此，我也认识很可爱的夫妇，但大多数都是如此。许多有德国护照的穆斯林也是如此。指导他们这么做的，就是伊斯兰。所以，我现在要提出警告。我有足够的所见、所闻，有足够的经历，手头有掌握的事实。

OS：你提到了塔基亚这个词。你是怎么理解这个概念的？是怎么接触到这个概念的？
RS：多数欧洲人不知道塔基亚这个词。如果有人提醒注意这种宗教上合法的欺骗行为，即使是与我们称为难民的移民来自同一个文化圈，马上就会被扣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塔基亚的意思就是欺骗。这一原则允许穆斯林为保护伊斯兰和穆斯林对我们非穆斯林进行极端欺骗。与非穆斯林打交道时，穆斯林在一定的情况下允许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欺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塔基亚。所谓一定的情况，典型的就是有助于伊斯兰教的利益，也可以是有利于属于乌玛的穆斯林个人的利益，比如通过谎言获得非信徒的信任，由此给非信徒造成软弱和容易受伤之处，最后战胜他们。这样，背信弃义就成了注定之事。
穆斯林可以欺骗非信徒，只要能从欺诈行为中为自己和乌玛谋取好处，就不是道德上的卑鄙，他不必为此感到羞耻。为了从非信徒身上榨取到好处，他可以向你示好、示爱，只要不是出自内心就行。塔基亚解除了穆斯林对非穆斯林的责任—— 我对和穆斯林男人建立关系的女性提出警示！但是，我也尤其要向与穆斯林团体缔结协约的政治家提出警告，因为，任何誓言、即使是因安拉之名发的誓言，都因塔基亚而一钱不值，毕竟安拉已经规定信徒们不守对非信徒发的誓言，而且唯一的前提就是：撒谎欺骗者必须内心坚信古兰经和安拉。塔基亚甚至允许穆斯林假装非穆斯林，只要能赢得对方的信任，不论对方是个人还是国家，就可以做任何事、说任何话。我们可以设想，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宗教意识形态！
我想，塔基亚来自什叶派，但是逊尼派也用这一原则，尽管他们极力否认。这一原则甚至允许他们吃哈拉姆食品、假装无神论者。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在穆斯林国家，对非穆斯林撒谎并不是卑鄙无耻的事。容易轻信的德国志愿者遇到的是一个他们完全不了解的文化。尤其是在帮助难民的工作中，经过一段时间你才能注意到，许多难民通过欺骗操控你，以求尽可能多地得到你热情的帮助，同时首先向你隐瞒他们事实上是多么原教旨主义、是多么拒绝我们的价值观和社会。
类似的故事：他们跟你讲自己上大学学了医学、法学或者信息技术，父母去世了，未成年的弟弟在土耳其的路边挨饿，他们请求你帮助他们把快饿死的小弟弟们接来；或者跟你讲他们全家都在战争中死亡；或者一个自称世俗化的、具有现代思维的温和派穆斯林丈夫要求你帮忙把他深爱的妻子（当然和我们一样生活自由）和孩子接来。然后，他们的叔叔、伯伯、婶婶、姑姑和父母就突然全部出现在德国，一个死光了的家庭突然有15口人，分住在三套住房；弟弟突然来了，父母根本没死，而是安全地生活在土耳其；他自己和声称的完全相反，并非无助，而是叙利亚的一个Al-Nusra斗士，大哥也完全不是什么温和穆斯林。
或者你发现，他们的毕业证书是买的；或者，当事人的家庭虽然穷，但是生活在叙利亚的一个安全地区，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才来到德国。或者你帮一个家庭团聚了，自称温和的丈夫突然问你，能不能帮忙把另外一个老婆和其他的孩子也接来；或者号称深爱而生活现代的妻子蒙头盖面地来到德国，讲述自己多么不幸，因为丈夫是一个极其虔诚的穆斯林并且打老婆。从这些实例中我学习到，穆斯林利用他人的天真、利用他们眼中的弱者，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需要谴责的糟糕事。

尽管伊斯兰教本身就带来足够的冲突可能，但问题不“仅仅”是伊斯兰。新到来的移民往往是年轻人，他们是在很古旧的、守旧部落意识浓厚的社会结构中完成社会化过程，其中一些东西，比如血亲复仇和荣誉谋杀，还占据统治地位。他们本来就出身于亲近暴力的文化，弱肉强食是法则，使用暴力是显示男人气与强势的正面行为，（对国家、其他人、尤其是对女性）妥协退让则意味着软弱，而软弱是可以被利用的。他们原来的国家充满持续许多个世纪的族群冲突（逊尼派-什叶派、穆斯林-基督徒、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非洲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等等），到德国之后，他们又把这些冲突搬进了难民营和公众空间。不过，伊斯兰神学还是成为他们联接在一起的纽带，最后他们还是兄弟，共同的对手是我们。这就是事实。然而，负责相关事务的政治家、左派、绿党、那些喊叫Nobodyis illegal的人，要么对此无知，要么对此不予重视。这两者同样不可思议。

事实是，在伊斯兰主导的这些文化中，强者为上，如果你衷心对他们施以援手，就不符合他们的世界观。在他们眼里，你就是愚蠢，是弱者。他们就是这么看我们的：认为我们是傻瓜，我们的社会是懦夫的社会。多数欧洲人都不能理解这一点，因为这样的行为不符合我们的文化赖以为基础的、经过改革、开明的基督教-人道主义价值观体系。我当然也认识很多例外的个人，但是例外就是对常规的证实。我认为，与穆斯林打交道时以开放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个人、支持具体的个人，这样很好，也很重要。我也继续这样做，也有穆斯林朋友。但是，如果发现有矛盾的地方，不是说的话还是行为，那我就提醒要警惕、小心，就是因为塔基亚。

OS：你在难民营工作过。你注意到了什么呢？
RS：许多不同地方、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的人，尤其是穆斯林男人，在难民营聚集， 其中也有遭受穆斯林压迫、迫害、强奸、酷刑折磨、整村被烧光的人。纷争冲突的缘由很多，但最常见的是穆斯林压迫或者至少是鄙视非穆斯林。难民营中穆斯林占多数，他们许多人好像相信自己是某种“超人”，而所有不信伊斯兰教的人都低他们一等。这种冲突在狭小的空间内更加激化。比如，有穆斯林不允许非信徒和他们共用厨房或卫生间的情况，非信徒直接被傲慢、甚至粗暴地赶走。但是相反的情况也有，比如不同语言和宗教群的女性通过厨房变成朋友，甚至约好一起做饭，免得单独和男人们共处公共厨房。经常有穆斯林男人骚扰女性，也骚扰单身到来的穆斯林女性。在有些案例中，有土耳其、阿拉伯甚或吉普赛移民背景的保安也参与其中。在这种案例中也是穆斯林敌视其他人，不论是来自哪个国家的。我自己经历过一个案例，一个来自厄立特里亚的女难民受到穆斯林保安的性骚扰，我们不得不报警，但是没有结果。

OS：你讲到志愿者受骚扰，但是媒体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报道。这是为什么？
RS：女性志愿者受骚扰的情况反复发生，但是我们都没有报过案，因为我们都不想被看成难民的敌人、不想在难民营造成麻烦。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在我身上起过作用的机制也开始起作用，就是不断的开脱：他是新来的，不了解我们的文化。这种托词没有与伊斯兰教教育出来的男性面对非信徒和女性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感联系起来。这种优越感在面对欧洲“**”时尤其突出，因为他们脑子里正是装着这种东西来到欧洲的。我的团队中，尤其是给难民上德语课、每星期都要和难民接触多次的志愿者，反复受到骚扰。
一个例子：一个志愿者给一个叙利亚人上了三个月的德语课，每星期两次，每次一个半小时。她坚信，一切进展非常好，想继续很平常地表现出人性。当她被邀请去吃饭时，她以为，他只是想对她付出的义务帮助表达谢意；而他想的却是，这个**要性交。这位女性根本就想不到，这个文化圈的许多男人只是把她这样女性看作不信教、不道德、永远供男人支配的性发泄对象，尤其是难民开始的时候表现得很和善、懂礼貌、有教养，也就是采用了前面说的塔基亚，她就更想不到了。然后发生的事情就成了很不愉快的“惊喜”：她要离开的时候，这个一直友好、客气的难民突然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进卫生间。他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走：这个**为什么会一个人来到他的房间？

第2部分
OS：你怎么描述移民对女性的态度呢？
RS：如果问穆斯林难民怎么看基本人权，比如个人自由、自主、男女平等，那么，我周围大约75%的穆斯林都会说，他们不同意这些东西。所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和年轻妇女充满信任地和他们建立关系，我就感到非常不安。她们不了解对方的文化，根本不知道难民们私下里怎么说她们。她们不知道，他们中许多人其实在故乡已经有女人，会在家庭团聚时到这里来和丈夫团聚；或者已经有家庭安排和表妹订婚，只等着表妹来德国就结婚。另外一个真相是，大多数穆斯林难民开始的时候不会显示自己的信仰，或者表面上背叛信仰：他们吃德国饭，也喝酒，充分利用和德国女性的关系带来的各种便利和享乐。
这些女性以为，他们的伴侣是例外，周围流传的各种故事都不符合真相。这些人中即使有观点温和、融入社会并与德国或其他女性结婚的，我也怀疑，他们的不宽容到了自己的女儿身上也就要体现出来了。
说到底，几乎每个穆斯林新移民都想要一个服从于自己的穆斯林女人，当然最好是戴头巾的，不穿短衣服，服侍男人，生孩子，从来不拒绝丈夫，没有男性朋友，听从丈夫的命令，没有丈夫的许可不出家门，一切听从丈夫。这种婚姻不需要爱。爱只属于母亲和家庭，女人只是一个有特定任务的物件。
西方女性充其量只是安逸吊床和跳板，最后用完了之后还要踢掉。就因为她们是“**”，她们就不是合适的“材料”；说她们是“**”，是因为她们跟他们睡。如果西方女人要和他们分手，那么她就有可能被谋杀，如同发生在Kandel的案件一样；或者他会干一切毁坏她名声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也常说，例外是对常规的证实，这种例外我也知道，至少现在还是例外，还要看最后结果如何。

OS：新移民的性别比例和教育程度如何？我们听说，逃离战争的女人和年轻人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
RS：所谓的难民和移民绝大多数是男人，2015年以前的情况也是这样。不过，最近一些年有许多家庭团聚的案例，因此才有了游说集团编造的神话，说只有家庭、女人和孩子为逃离轰炸而逃到德国。在我直到2015年的工作中，我遇到的几乎全部是年轻男性。我帮了许多人，在少数案例中，我至今还在帮忙，帮助他们把亲属接到德国，而且也很清楚地知道，办理这些手续会花费大量时间。许多被接到德国的女人现在已经怀孕或者已经生了新的孩子。
自2012年到德国来的穆斯林难民，其主要部分是叙利亚人。至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我只能很遗憾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相应的受教育程度。我知道，开始的时候媒体声称，从叙利亚来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不同专业的专家。但是这是错误的。我也曾经散布这样的消息，因为我相信难民们跟我说的话。真相是，这样的信息被到处重复，但是只有少数记者真的见到了难民。另外的问题是，如果这些人真的受过什么大学教育、职业培训，那也经常是和我们的体系无法兼容的，他们必须从头开始。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还需要上学，需要接受职业培训，完成中等教育；少数人已经开始上大学。所有这一切需要花费数以亿计的资金。
在很多情况下，我认为多数叙利亚人都没有能力养家糊口，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要说受教育程度，索马里和尼日利亚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再有就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好斗，信仰上很原教旨主义。厄立特里亚：大多数都是平和的基督徒，但是也有穆斯林。但是从文化上看，厄立特里亚来的人与来自中东的人完全不同。据我所经历，他们往往受教育程度不够，学习德语极慢。我知道，有些人经过三年学习，依然不会说德语，尽管他们拿着我们大家的钱不断留级重复学习。阿富汗、巴基斯坦：情况一样。我现在还在照顾几个难民，他们必须从ABC学起，多数靠国家救济生活。如果看看这些人从2012年以来的发展，恐怕他们的情况不会有改变了。就算你是来自中东的牙医或者牙医助理，你在中东学到的东西也和我们这里的不一样，要想在这里当牙医，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

当然，正面的例外也是有的。一位叙利亚朋友做了职业培训，现在在退休保险机构工作；一个药剂师找到了工作，还有一个自己开了饭馆。一个厄立特里亚人在故国是建筑师，现在通过多重关系被一家建筑设计所雇用。也有许多难民没有集中精力进行职业培训和深造，而是完成规定的德语学习之后直接找工作，为了挣钱，到难民营当保安或者到廉价超市当帮手。还有的人考驾照当司机，而不是长时间接受职业教育或上大学。一位叙利亚女友是IT专家，很快就找到了工作，现在每个月挣3000欧元。但是这里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应该提一下：她是无神论者，与虔信的老乡们没有了关系。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作为一个有现代思维的妇女，在叙利亚受尽了伊斯兰枷锁的苦。按她的说法，“所有虔诚的穆斯林都一样”。

OS：听说，来自穆斯林国家的新移民对本地的自由派穆斯林构成了威胁，是这样吗？
RS：我们在德国有特别多的有阿拉伯、库尔德或土耳其移民背景的妇女。她们来自穆斯林家庭，在德国已经生活多年，在穆斯林家庭结构内争取到了自主的权利。我有些朋友和熟人逃脱了荣誉谋杀，用新的身份生活，至今还在逃避家族的追杀。你想，这种事情是发生在德国！这些女性受过高等教育，是医生、艺术家、老师、社会工作者、教授。她们不蒙头，与伴侣未婚同居，争取到了和这里的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自由。她们讲，在有许多穆斯林生活的人口密集地区，现在来了许多阿拉伯国家的难民，她们的自由又受到了限制。这种原教旨穆斯林一旦认出一个这样的女人来自自己的文化圈，就会不断与她搭话，批评她穿着太西化，对她进行漫骂甚至发出威胁。

OS：听Seyran Ates的柏林自由派清真寺介绍，包办婚姻在德国是一个大问题。
RS：我喜欢Seyran Ates，她真是一个很棒、很勇敢的女性。是的，来自土耳其、近东和巴尔干的移民使穆斯林社区急速壮大，包办婚姻因此越来越多，甚至儿童买卖也增加了。这样的案子我们也曾经报警，但是警察和官方机构对此很难处理，有时甚至会以“这属于他们的文化传统”为理由。这样，我们突然在一个国家内有了两套法律体系！有时候，这么一个姑娘不想离开自己的丈夫，因为，除了她成长起来的那种环境，她不认识其他的人及其文化，而机关有时候给出的评论是“他们那里就是这样”。这就是她们的经历。
然而事实是，有女童被买卖，被当作性nv和劳作奴隶，始终受到控制，被剥夺了自由，而这竟然是在德国！我知道的一个案例中，一个姑***了8000欧元；另一个案例中，一个姑娘被绑架，是一个来自波兰的罗姆女孩。我们的有些政界人士在我看来就是罪犯，他们主张维护这种未成年人的婚姻，说是废除这样的婚姻对已经被嫁出去的女性不好。这就是对穆斯林难民潮带了的越来越多的问题的答复：许多未成年人在故国就已经被强迫结婚，现在是作为夫妻来到德国。我要求分开这样的婚姻，女方应该先得到自由发展，先上学，年满18岁时再自己决定是否和他一起生活。
按照法律，没有人可以在德国强迫他们。有一个案例中，一个巴基斯坦人强奸一个六岁的小姑娘，基于他的“文化与宗教背景”，他只被判一个缓期的刑罚。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婚姻中的暴力。我常讲的的一个典型故事是：带着孩子老婆到德国来的新难民受到其他人的警告，不要当着德国人的面打孩子老婆，因为这在德国是法律禁止的。难道这是说，男人打孩子老婆在他们看来是正常的？一个阿富汗人被老婆控告，因为她被多次强奸，但是没有被判刑，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这是强奸”。伊斯兰教允许这么做，或者说规定女人必须跟他睡。除非是经期或者生病，她不许拒绝他。遇上女人不听话，丈夫什么时候可以打女人，经文中有说明。这就是法官轻判的理由。这就是说，甚至有法官采用双重标准，用这种错误的宽容掏空我们的法律体系。我们的法院可以说是偏左的，许多法官有支持移民的态度，这样，移民或有移民背景的德国人得到“文化和宗教优惠”的案例不断增加。发放这种优惠的也有女法官，我认为这特别糟糕：女人对着女人干！
有一个案例中，女法官竟然为一个土耳其强奸犯找开脱的理由。这个男人把一个女人的头夹到床架的格栅中，强奸了她数个小时。法医鉴定，女性明显被施加了极端的暴力，事后这女性有两个星期不能走路，浑身上下都是青斑。但是，法官对受害者作为证人提出的决定性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被告认为，您同意他这么做？”受害者回答法庭，有可能；她不能判断，他作为土耳其文化圈的人是否把她认为的强奸看成了“狂野性交”。然后，这个强奸犯就被无罪释放了。检察官承认，这个判决对受害者来说肯定是以一个“沉重打击”；另一方面，没有可能做出其他的判决，因为无法证明强奸的蓄谋。强奸通常不会被法庭判重刑，如果案犯是移民，那就更难了。所以，公众界早就已经说强奸和其他重罪有文化和宗教优惠。我们的法律逐渐不再起作用。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一夫多妻。我们知道有的政客已经呼吁允许重婚。

OS：犯罪情况呢？
RS：问题确实很严重。我只能讲我所在地区的情况和从媒体得到的信息。在汉堡和施荷州，一个阿拉伯家族造成地区恐慌；在柏林，按专家的说法，一个阿拉伯家族在20年内扩展到了1000多人，主要从事毒品生意。一个平行司法体系形成，我们的法律体系已经不起作用。法官、律师、警察好像都怕他们。官方部门已经失去对他们的控制。
我觉得，女法官KirstinHeisig就是被谋杀的，因为她曾经想进行清扫。眼下，柏林的那个大家族已经进入第三代，对柏林人而言极度危险。他们形成了一种仇恨和蔑视的文化。据知情人透露，他们作案时非常冷血，完全没有情感波动。他们毫无顾忌，手段残酷，同样受到穆斯林宗教意识形态的支持。另一方面，必须公正地说，许多温和的穆斯林也拒绝这种方式。
这些家族在难民中招收成员。2012年的时候，人们就在难民营前看到豪车，不明白是什么难民的亲戚接走个别的难民或与他们搭话。很快，我们的志愿人员和难民营社工就发现，这些人不是难民的亲戚，而是来找难民干脏活的黎巴嫩人。他们到处有洗钱的店铺，难民在他们的面包店、披萨店、理发店、街头小店、赌场、水烟馆打黑工，在毒品生意中送货。有一个电视节目曾经对此进行报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领取国家救济，耍我们的制度，而我们呢，我们就让他们耍！我的说法是：穆斯林世界笑话死我们了！如果考虑到这一切……我们也真是傻到家了。
我们这里还有巴尔干家族组织。许多人反复到来避难，领取国家救济，许多人直接留在这里。他们的生意包括伪造护照、贩卖性n，就是强迫、组织卖y。被买卖的新娘中有12岁的少女。不少这样的家族也采用强奸的手段，然后进行绑架讹诈，制作儿童色情视频。我负责照料的人中就有一个14岁的，来自塞尔维亚，多次被成年人轮奸并被摄影，拍出来的视频在互联网流传。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才10岁。她的遭遇对我是一次可怕的打击。我知道还有更多这样的性虐待案例。我给媒体寄了许多信，没有结果。警察很为难。我从中学习到，没有外人帮忙，没有家庭的支持和帮助，姑娘们几乎没有任何希望脱离这种苦难。
另外，移民在犯法人员中占极大的比例。我个人认为索马里难民特别危险，就因为其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文化决定的对妇女的歧视。
OS：听说德国学校的情况现在相当糟糕。你怎么看呢？
RS：对城市小学四年级学生的最新调查表明，50%的孩子有移民背景，教育水平急剧下降，按研究人员的说法已经降到新兴国家的水平。问题最多的是穆斯林家庭的学童，而这些孩子正是有移民背景的学生的最大群体。我已经说过，这是一种弱肉强食的文化，其好斗攻击性也是一个问题。与德国家庭不同，穆斯林家庭用体罚教育孩子，如同我耳闻目睹，父亲和哥哥的殴打司空见惯。这样做的结果是，孩子很好斗，遇到问题很快就动用暴力，而且采用典型的群狼战术。其他文化圈教育出来的孩子更习惯于讨论、说理，从小就被教育言论自由和宽容，面对穆斯林家庭的孩子，他们一开始就处于失败的地位。讲理、讨论，这在穆斯林孩子的眼中是懦夫软蛋的表现。这就让其他的孩子们成为潜在的受害者。
另外，这些孩子们行动的时候总是成群出现。你要是和一个孩子有冲突，那么你面对的就是一群人，是几十个孩子，因为这些孩子们的世界观也是“穆斯林针对所有其他人”。我见到的罗姆人孩子也是这样。这样的冲突已经并继续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而老师们束手无策，因为法律给他们的强力反应的手段极少。给难以管教的孩子开设的特殊学校已经人满为患，学校总体上缺乏在穆斯林文化传统方面受过培训的教师，也缺乏对这种情况作出相应反应所需要的资金和手段。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难民教师培训项目，在我看来是一个额外的问题：在故国曾经当过老师的难民经过快速培训成为老师。我认为这里有不少问题。首先，许多女性戴头巾，这违反中立原则，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负面榜样。其次，一年半到两年后，他们还不能掌握足够的德语，带来的危险是孩子们也说错误百出的德语。第三，这种新培训出来的老师并没有受过和德国老师一样的专业教育。第四点是我最担心的：有些这样的老师是虔诚的教徒，不相信进化论或科学，而是只相信古兰经规定的东西。有些女老师甚至不和男性握手。我不想把我们的未来交给这样的人，也不想看到戴头巾的老师成为学生的榜样。头巾所意味着的性别隔离是应该的，这就是头巾所传达的无言而意味深长的信息：我臣服于男人。头巾就是信仰的宣示，象征着把世界分为哈喇和哈拉姆两部分的宗教意识形态。这种信息把女人的头发变成阴茂。我们为什么让这种东西进入我们的学校呢？

第3部分
OS：你认为移民政策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RS：首先，政府把每一个难民都当成移民，就是说，不是当成在这里短暂寻求保护、最后还要返回故乡的人。这样，政界就应该诚实，把这些人称为移民，就和波兰的做法一样。这就要求设立相应的法律，使寻求庇护的人不必再撒谎；制订移民法，只允许我们需要的人员入境，他们也就可以工作，不用依赖国家救济。
再有就是难民审理程序存在漏洞。我们的法律规定，每个人都有权受到庇护，直到避难申请经过审核得到批准或被拒绝。不过，这样的审核经常时间非常长，许多人开始的时候仅仅得到一个容忍性居留。按德国居留法的定义，这种居留意味着对必须离境的外国人“暂缓遣返”，并非正式的居留许可，从而不是合法滞留的依据，被容忍滞留的人仍然有离境义务。难民的避难申请被拒绝后，寻求避难的人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诉，法院随后的审理非常官僚主义，可以持续多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就可以在德国生活多年，多数人在几年后获得正式的居留许可。
避难申请被拒绝的人自愿出境后，3个月后可以拿着同样的证件用同样的名字回到德国，重新申请避难，这样侵占真正需要保护的人的资源。这种自愿离开德国的人，有权在3个月后重回德国。另外，任何人只要觉得自己受到了迫害，比如因为自己属于为性取向的少数团体，都可以在德国申请避难，即使他来自一个被认为是安全的国家。从这些国家来了大量的人，以各种稀奇古怪的原因申请避难，比如，“我的邻居生气，因为我弄坏了他的汽车但没法赔偿损失”。审理机关为了这样的理由启动审理程序，程序可以持续数月甚至数年。最常见的结果是，当事人被要求离开德国——这时候往往会有一个家庭成员生病，常见病是心理疾苦，比如精神崩溃，这时候全家人就可以暂免遣返了。
和官方机构玩的这种游戏可以持续多年——这种人有一天离开德国，可是3个月限期一过，他们就又来了。据我所知，许多人在故乡有自己的房子，根本没有理由离开自己的国家。从人性上讲，贫穷和经济困难自然是移民的好理由，但不是国际难民公约意义上的理由。他们在程序审理期间靠国家救济生活，但一部分人同时也打黑工。如果遣返不可避免，他们自愿回国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大货车载着货物运往他们的故国，然后在那里卖掉。随后，许多家庭又来到德国重新申请避难，用的是原先的护照、原先的理由和原先的名字。我觉得，最晚在第二次提出避难申请时，这样的人就不应该再允许入境，不能再让他们靠着国家的资金一次又一次地打避难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