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黄帝四经》关于“道生法”实际包括三个环节，即由道之自然法则，生出民众自定的形名与分理。统治者通过审察并因循民众之形名，推究其分理，建立官方的刑名与分理的系统，这系统便是“法”。统治者“以法断之”，“以法为符”，使“物自为正”，“事自定也”。这一“道生法”的学说体系，在黄老之学当中应处于中心地位。《史记》述及“黄老之术”，或称为“刑名”，或说为“清静无为”，所指均为此种“道生法”的体系。

世传《庄子》各本，都分内篇、外篇和杂篇三部分。学界一直公认这种内外杂的划分带有根本性，可视为全书体例，充作研究《庄子》的出发点。传统的说法是，内篇在先，外杂篇在后，研究《庄子》必须以内七篇为主；少数学者则敏锐地指出，外杂篇是更为可靠的，内篇则是庄子后学的作品。《史记·庄子传》云：‘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今《胠箧》在外篇，《渔父》、《盗跖》、《庚桑楚》在杂篇，而太史公皆以为庄子所自作。然则史公所见之本，必无内外杂篇之别可知也。

汉末儒家根据古书各篇与官方经学的关系来区分内外，若是“皆合六经之义”，便在内篇；若是“不合经术”，“毁诋孔子”，便在外篇。用这标准来衡量《庄子》内外杂篇的思想内容，竟是惊人地吻合。大家都知道，《庄子》内篇思想温和，在注家的巧妙的解释下，与儒家思想是可以贯通的。《庄子》外杂篇思想激烈，与儒家思想难以相容。由于这个缘故，中古的注释者往往要宣称解《庄》以内篇为主，极力提升内篇的价值，贬低外杂篇。当儒生校订《庄子》时，他一定会注意到大部分篇章“毁诋孔子”，“不合经术”，只有七篇可与经术相调和，因而定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七篇为内。

内篇中的《逍遥游》之名很像是原名《逍遥》，而《世说新语·文学篇》正好提到：“《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可见《逍遥游》的“游”字的确是后加的。《齐物论》也很像是原名《齐物》，而《经典释文》正好引崔譔说：“《齐物》七章，此连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可见《齐物论》的“论”字也是后加的。《大宗师》的得名，与篇中许由“吾师乎！吾师乎”一席议论有明显的关联，郭象解题云：“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富，其所宗而师者无心也。”显示出《大宗师》原名《宗师》，“大”字是后加的。《人间世》的“世”字显得多余，《淮南子》有《人间》篇，加上高诱训注才可名为《人间训》，则《人间世》篇的原名应当是《人间》篇。不但内七篇的三字标题是补字而成，杂篇的三字标题也可能是如此，如《庚桑楚》篇名，在高山寺本写为“庄子杂篇庚桑第廿三”。今本题下《释文》说：“本或作《庚桑楚》。”可见通行本原来的篇名也是《庚桑》，“楚”字是后加的。由此推断，内篇《德充符》的原名应当是《德充》，《应帝王》的原名应当是《帝王》。今列内七篇的原名如下：
《逍遥篇》 《齐物篇》 《养生篇》 《人间篇》 《德充篇》 《宗师篇》 《帝王篇》

《庄子·外篇·在宥》讲治理天下的关键就在于“无撄人心”，即不要扰乱人心。当初黄帝用仁义扰乱人心，此后每况愈下，贤者隐居于山林，君主忧惧于庙堂。当今之世，刑狱连绵，死人遍地，儒家和墨家居然还在枷锁之间鼓吹自己的学说，实在太无耻了。我怎么知道圣智不是镣铐的楔木，仁义不是枷锁的孔枘呢？我怎么知道曾参、史鱼这样的贤人不是夏桀、盗跖这样的大盗的先导呢？所以说“绝圣弃智而天下大治”。老庄的内在逻辑：绝圣弃智是正确的，而一旦标榜圣智，其后果一定就是庄子不喜欢的。——历史上当真上演过这种场面，汉元帝以四科取士，四科依次是质朴、敦厚、逊让、有行。王夫之认为，这是孱弱的君主和奸佞的臣子鉴于先前一些名臣的骨鲠难制，而以柔惰来消磨天下人的气节。自此之后，刚正之士没有了，江山社稷拱手让人，却还自诩敦厚朴让的多福。汉宣帝说过：“乱我国家者，必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也。”这话应验了。

新儒家学派鼓吹“复兴儒学可以救中国而化西洋”，客观上只能是开历史的倒车。《论语·先进》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这段话揭示了儒学始终为封建帝王和君权政体所必需的秘密。家长制的封建等级思想正是儒学的核心，中国文化中这种积淀数千年的封建陈腐观念自“五四”运动以来虽受到较大冲击，但至今还没来得及彻底清算。儒家文化是一切封建帝王观念的渊薮，封建特权观念又是所有官场腐败现象的总根源。因之，儒家的这种封建陈腐观念不肃清，必然将“家长制”、“一言堂”、“君临天下”、“权大于法”等旧传统遗存到社会生活中去。儒家政治传统无法解决选拔人才上的“任人唯亲”倾向，也摆脱不了政权交接中的“传宗接代”模式，很难从“人治”走向现代的“法治”社会。在内政上，政府官员按儒家的传统必然由社会公仆演变为“民之父母”，以“纳谏”和“为民作主”的心态统治人民，更不要说等而下之的“以权谋私”了。在外交上，则以“夷夏之分”、“接受朝贡”的心态看待邻国和小国，落后于时代潮流。儒家的这些陈腐社会观念和道家“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大邦以下小邦”的思想差别不可以道里计！就连新儒家标榜的那种与西方不同的“儒家式现代化”也缺乏科学根据，是一种纸上谈兵的浪漫社会理想。几千年来吃人的礼教给中国人戴上了无形的精神枷锁，不打烂它就没有全民族的精神解放，就无法以新的面貌斗志昂扬地面向新时代。

大凡一种学术被当权者定为统治思想而入于功名利禄之途，就会被人用作为升官发财而逢场作戏的假学术，宋明以来被社会民众鄙视的假道学即是如此。这不仅使人想起“文化革命”期间的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他们口马列而貌左派，宝书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不也曾逢场作戏红极一时吗？现今时代变了，讲孔孟之道的假道学再没有官做，也没有人再写新的《道学传》。虽然20世纪以来新儒学在海外又有复兴之势，但眼下也还只是一种学术流派，且早已不用“道学”的招牌，而自美其名曰“新儒家”。

墨家对“身、家、国、天下”四者关系的立足点和儒家不同，它是以“天下”为本位的学说。墨家讲忠孝，其忠是忠于民，故为民尽心竭力而不自恤其私；其孝是尊事社会上的三老，“以孝视天下”，故有“兼爱”之说。儒家之忠孝乃忠君孝亲，提倡“子为父隐”，故孟轲斥墨子“兼爱”为“无父”之论。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评墨家之学云：“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实际上，墨家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劳动阶级利益，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观点，为“万民之利”而奋争，他们反对儒家的“亲亲”政治，指斥靠血缘裙带关系“无故而富贵”的特权贵族，在今天对消除社会上的腐败之风仍有现实意义。

道家在“身、家、国、天下”四者关系的立足点，却是以“身”为本位的。老子云：“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十三章）“修之于身，其德乃真”。道的原则既可用于治身，也可用于治国，推而至于天下，故倡导天人同构，身国一理。道家之经书，大多可以作人体养生学和国家政治学的双重解释，这和道学一体两用的原则是分不开的。晋代道教学者葛洪早就摸透了这一规律，他说：“故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抱朴子内篇·地真》）被后世尊为药王的唐代高道孙思邈也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其实儒家“修、齐、治、平”之说，也是模仿道家而来。《老子》早有“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天下观天下”之说，这和以家为本位的儒家思想是不同的。《管子·牧民》篇揭示了以家为本位治国的思想是将为私为亲之心扩大到为公为国上去，“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只有道家公正无私之心“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才能“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道家之心，乃大慈之心，大善之心，大忍之心，大公之心；道家是真正强者的哲学，这不是一般学人所能理解的，故老子尝有“知我者稀”之叹。道家之学，既可知，又可行；既须学道，又须修道；既是政治哲学，又是生命哲学，要深刻理解道家，必须抓住它以身为本位，天人同构、身国一理的特点。

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早就发现中国社会这种传统政治体制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封建制，他称之为“家长制的权力”。在这种政体中，“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旧中国是以儒家礼教为文化根基的家长制官僚政治。官僚政治下的各级官僚，并不代表社会成员中某一阶级的利益，而是形成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官僚阶级以和人民对立。他们是在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中逐步蜕变而来的既得利益集团，只层层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和思想统治来维持”。官吏的选拔、任免靠人治而不靠法治，上级对下级的要求主要是“忠”而不是“廉”，统治者所关心的首先是国家的稳定和权力的神化，人民的贫困愚昧和思想麻醉是他们实行压迫、剥削和维持既得利益的社会条件。”。在中国，和西方一样，家产官僚制是个稳定的核心，并以此为基础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国家。但是，官僚制运行的‘精神’，在中国与西方，是非常不一样的。其实，中国传统家长制官僚集权政治“运行的精神”就是儒家礼教，家产官僚制在中国的顽强生长是以儒家文化传统为根基的。儒学文化和西方文化相反，它的内圣外王之道以“人之初，性本善”为出发点，首先设定一个最高界限，即圣人的境界。圣人用以教化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称作“礼”，以“礼制”形成有上下差等的社会秩序，以维护父权家长制的宗法统治。

儒学文化的“内圣”根本无法萌生自由、民主思想，开不出现代社会的新“外王”，仅是靠树立圣人、贤人、君子、英雄、模范的“榜样”作为道德典型教化人民安守本分，只有“克己复礼”才能“天下归仁”，大家共同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力以追求尧舜圣人之治的理想。然而无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无限制的腐败，这是一条铁的政治定律，也是家长制官僚政治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的儒学政治多采用一元化的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式结构，这种结构缺乏合理的监督机制，积久则造成一人独裁人人为奴的局面。道家倡导阴阳互补，以自然立法形成相互制约、上下反馈的自调节的和谐机制，百姓逍遥于大自然中自由发展而感受不到政权的存在。道家才真正是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基础上相互协调而形成的自动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它仅受天之道和人之道即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规律的限制。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道家的自然之治更是否定人治并包容法治的优点且超越了西方法治社会。盖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鼓励人的贪欲，而社会犯罪皆由贪欲而生，故法律繁多而犯罪不止，司法系统遂成为庞大的社会谋生图利的行业。道家的价值观抑制人的贪欲，自然立法即是将人的行为规范到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上来。这样法律本身也是自然律，代天行罚至简至易无亲无疏。道家认为，凡尊道而贵德，符合发展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行为，都是善的、美的、真的，有人生价值的。反之，那些违道背德，违反发展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就是恶的、丑的、假的，应该被世人唾弃的。

儒家“羊的文明”造就的是君权专制的“臣民社会”，而不是母系氏族公社人类最初的“公民社会”。鲁迅先生有言：“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南腔北调集·谚语》）保护君主的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集团官僚政治的稳定历来是儒家“羊的文明”的重中之重，儒学及农、医、天、算等科学的发展皆是为了君权统治的大农业国的稳定，就连国人引以为自豪的陶瓷、雕塑、茶、酒、丝织、绘画等也大多是供帝王和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家长制官僚政治体制最高统治者的眼光永远是向内的，政权稳定压倒一切，只要外来的狼文明不威胁他们的政权，羊文明就绝无向海外扩张殖民地和掠夺资源的侵略意识。中国版图的扩大皆是野蛮民族的狼文明不断被同化的结果，在封建王朝强盛时期的君主甚至把没受羊文明教化的边远地区和海岛视为“化外”主动放弃主权，连郑和七下西洋也不是为寻找殖民地而是短时期向外宣扬皇威，闭关锁国是羊文明自我保护的一贯政治理念。

中国的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不同，虽然它也是激烈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文化，但它决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一种以弱胜强消弭战祸的世界主义文化。老子是孔子心目中的“龙”，道家文化，正是“龙的文化”。中国先民在母系氏族公社期间创造出龙的图腾，是中华民族原始宗教智慧的结晶。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这充分反映了道家文化的特征。龙文化能偕时变化，包容异方，且能集中东西文化的优点于一身，体现了人类各民族的最高智慧。老子是中国的哲学之父，也是世界的哲学之父；老子是轴心时代中国的自由神，也是轴心时代世界的自由神；他的“安、平、太”的社会理想实际上是原初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