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一个国家权利的象征，它反应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在一定历史时期，一个国家政治清明，军备充足，百姓安居乐业，其货币环境必然稳定，铸币必然精美，反之则币制混乱低劣。
三国鼎立，治国方略、经济实力各不相同，于是他们各自实行着不同的钱币制度，形成了十分复杂的钱币流通局面。曹魏地处北方，自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以来，社会经济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货币经济日益衰落。后来又在董卓所铸造的小钱的冲击之下，货币经济就彻底地崩溃了，基本上退回到了实物经济状态，公私都很少使用货币，多用稻谷、绢帛为交换的手段。
曹操一统北方之后，借鉴“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经验。首先采取一系列恢复经济、扩大生产的措施，比如组织军队屯田等，同时政府的田租赋税都改为征收实物，很大程度上抵制了劣质小钱的流通。到了建安十三年，曹操正式宣布废除董卓小钱、恢复汉朝五铢钱。但很快新问题又出现了，由于曹操只恢复了东汉五铢钱流通，并没有自己铸造钱币。而东汉五铢钱被董卓搜刮之后，市面上已经所剩无多，结果随着经济的恢复，反而造成了“钱贵物贱”的通货紧缩现象。
曹丕登基当皇帝后，认为铸钱会通货膨胀，不铸钱又会通货紧缩，干脆在黄初二年( 221年)下了一条命令，所有交易一律禁止用钱，退回到实物经济，老百姓买东西用粮食布帛当交易中介（“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实物商品当货币虽然没有恶性通货膨胀，但也有弊端，比如粮食难以搬运储存、布匹不能随意分割等等。
而位于西南的蜀汉以及江南的东吴，几乎没有受到黄巾起义以及董卓之乱的影响，社会经济没有遭到严重破坏，货币经济还都在正常运行。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大军兵临成都城下，刘璋立刻组织抵御。此时成都城内尚有精兵三万，粮食足够支持一年，更重要的是官吏、百姓都支持抵抗（“十九年，进围成都，数十日，城中有精兵三万人，谷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战。”见《后汉书·卷七十五·列传第六十五》所以刘备强攻数十日后毫无所获，不由得焦躁起来 。
面对着难以攻克的坚城，为了一振士气，刘备便跟将士们约定：“如果能攻克成都，那么府库中的财富你们都可以占为己有，我不会加以干涉。”在金钱的鼓舞下，将士们士气大涨，攻城的表现比之前更为勇猛。
这时的刘璋虽然还有实力跟刘备相抗衡，但是大势已去，再考虑到两军连年交战、百姓涂炭，愧疚之心油然而生，思索良久后决定献城投降，以免百姓遭殃。开城投降的那一刻，城中的官吏百姓无不痛哭流涕（“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载，无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战三载，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后汉书）。
之后将士们满载而归，但刘备却傻了眼，因为他很快便发现：部队的后续军饷维持不上了。刘备心急如焚，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左将军西曹掾刘巴见此，便跟刘备说这事好办：铸直百之钱，以一枚当百枚五铢。刘备接受了刘巴的建议，“以数月之间，府库充实”。见《三国志·卷三十九·蜀书九》注引《零陵先贤传》。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直百五铢，钱面文字对读，直径26-28毫米，重8-9.5克，穿上下“直百”隶书，穿左右“五铢”篆书，在一枚钱上出现两种书体的，当以此为先。钱文笔划略显肥润，面背均置内外郭，一改汉五铢面无内郭之风。而“直百”钱文隶书，字体与直百五铢的“直百”雷同，穿口右边为“直”，左边为“百”，直径大者16-19毫米，重1-1.5克，小者直径不到12毫米，重不足0.5克。“直百”钱远比“直百五铢”径小、体轻，从钱币流通中会出现不断减重的现象判断，“直百”钱很可能是“直百五铢”减重后的产物，历史学界和钱币学界一致认为应该“直百五铢”出现在前，“直百”钱出现在后。
刘备铸造直百五铢钱不久，曹丕于黄初二年（221）三月，亦下令“复五铢钱”。实际上曹魏这次仅仅是恢复用钱，而非铸造新钱，估计所用的就是曹操当年存入府库中的钱。这次用钱的目的是筹措伐吴的军需，本来就没有另铸新钱的打算。因此，当物资筹集到手之后，就于十月“以谷贵罢五铢钱”，继续“以谷帛为市”。等到魏明帝曹叡当家后，以谷帛为交换手段的弊端后来逐渐暴露出来。《晋书·食货志》记载，百姓为了贪图小利，往粮食里面掺水掺沙子、布匹织得又稀又薄，跟渔网差不多，政府“虽处严刑而不能禁”。
曹叡看着太不象话，于是召集满朝文武开会讨论，最终大臣司马芝提出：发行货币不光是财政问题，也有利于减少犯罪，方便市场，利国利民。于是魏国在太和元年( 227年)再次发行新五铢钱，这次是另外铸造了一种新钱，称“曹魏五铢”。此后，北方直至西晋再没有铸新钱。
总体上，北方的魏国政府的收入靠谷帛，官兵的俸饷以及社会上百工的给付，也都使用实物来支付，乡村里更是以物易物，货币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因此，实物经济仿佛一道防火墙一样，阻断了蜀国和吴国竞相推行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冲击，保持了经济的逐渐恢复以及社会的相对稳定，这些都为西晋最后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刘备的直百五铢虽然对以实物经济为主的曹魏影响有限，但是对东吴的货币经济却造成了重要影响，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东吴地区原来流通使用的两汉遗留下来的五铢钱，在刘备直百五铢的冲击之下，一百枚仅值直百五铢一枚，这就带动东吴的货币出现通货紧缩现象。
因为，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当有两种实际价值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的情况下，实际价值高的货币即“良币”必然要被迫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即“劣币”反而会充斥市场。这就是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在这一货币流通规律的作用下，东吴地区原来流通的汉代五铢钱这一足值的货币即“良币”就会被迫退出流通，从而被大量地走私到蜀国销毁改铸成直百五铢钱，然后再用来套购东吴的战略物资以及民生必需品，这样东吴的经济将会受到沉重的打击。
面对蜀国发动的这场货币战争，连年战争消耗使府库日渐空虚，如嘉禾三年爆发的合肥之战，赤乌三年的北伐战争，物资匮乏的孙权听从谢宏的建议“广铸大钱，云以广货”，其实就是利用发行虚值大钱增加财政收入，解决军费等问题。
东吴铸钱较晚，在魏蜀之后，流通时间短，但是面值是三国之中最大的。 孙权首先于嘉禾五年（236）铸造了“大泉五百”，两年后的赤乌元年（238）又铸造了大泉当千。他竟然一出手就造出了面值当五百，当千的大钱，来应对刘备的直百五铢，这既反映出了孙权的决断与气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形势的紧迫与严峻。《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云：“中（嘉禾）五年（236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又云：“赤乌元年（238年）春，铸当千大钱。
另外还有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大小轻重分别与初铸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差不多，但是面值却已经膨胀了几倍。大泉二千、大泉五千虽然文献中没有见到记载，但是偶尔有实物出土。特别是1975年在江苏省句容县葛村发现一处孙吴铸钱遗址，出土了一批被铸废的大泉五百、大泉五千以及泥质范母一批。由此可以证明大泉二千、大泉五千也都是东吴铸造的钱币。
面对东吴的强力反击，蜀汉被迫采用通货膨胀战术的第二种方法，即减少重量。于是直百五铢的面值虽然没有再增加，但是重量已从初铸时的重约7克，急剧减重为1克，甚至最轻时仅有0.5克。蜀汉的这一回击手段也非常阴险，看似没有改变货币的面值，实际在重量上已经贬值了许多。迫使东吴不得不将两种通货膨胀手段结合起来使用，即一方面将货币的面值从当五百提高到当千，甚至当二千，乃至最后高达当五千，另一方面则将重约20克的大泉当千，减重至12克，最轻的甚至不及4克，有的甚至还没有五铢钱重。改铸大泉二千的时候，面值虽然增加了一倍，但是重量已经仅有12克，后来又减重为10克，再减为8克，甚至有的轻至不到6克。因此，在这一轮货币战争中，孙吴货币减重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并不亚于蜀汉，只是时间较短而已。但是，东吴在应对蜀汉货币战争的反制措施中，因为交替使用了提高面值和减少重量这两种通货膨胀的方法，因此导致各种大钱轻重错落、作价颠倒，根本无法流通，引起民众的激烈反对，纷纷罢市，社会经济遭受重创。
据史书记载，面对社会上普遍的不满情绪，孙权就将铸造大钱的责任诿过于谢宏，说当初是谢宏提议他铸造大钱的，“云以广货，故听之”。现在他知道老百姓认为使用大钱很不方便，因此决定停止铸造大钱，明令官府再不许投放大钱，民间有大钱的，都交官府收兑，不要使老百姓有损失。孙权在这里只说铸大钱的事，而不言减重的事，虽然暴露了统治者虚伪的一面，但是，当识时务的孙权发现这种贬值货币的政策破坏国内民众的生活，于己不利的时候，就果断地于赤乌九年（246）停铸大钱并将已经发行的大钱回收，仿效魏国恢复使用实物货币，希望通过这种办法减少蜀汉通货膨胀政策的冲击。
从总体上看，在三国的货币战争当中，蜀、吴两国滥发货币，虽然增加了财政收入，但是最终导致了经济衰退和人民的不满。而曹魏虽然在制定货币政策上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倒退，但是总的来说，政策出发点不是剥夺老百姓，特别是曹魏后期恢复了五铢钱的使用，在争取民心，维持经济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为以后魏（晋）兼并蜀、吴两国打下了经济基础。可以说：三国争雄，表面上是拼军事拼谋略，而本质上是拼经济，拼民心。
三国鼎立，治国方略、经济实力各不相同，于是他们各自实行着不同的钱币制度，形成了十分复杂的钱币流通局面。曹魏地处北方，自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以来，社会经济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货币经济日益衰落。后来又在董卓所铸造的小钱的冲击之下，货币经济就彻底地崩溃了，基本上退回到了实物经济状态，公私都很少使用货币，多用稻谷、绢帛为交换的手段。
曹操一统北方之后，借鉴“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经验。首先采取一系列恢复经济、扩大生产的措施，比如组织军队屯田等，同时政府的田租赋税都改为征收实物，很大程度上抵制了劣质小钱的流通。到了建安十三年，曹操正式宣布废除董卓小钱、恢复汉朝五铢钱。但很快新问题又出现了，由于曹操只恢复了东汉五铢钱流通，并没有自己铸造钱币。而东汉五铢钱被董卓搜刮之后，市面上已经所剩无多，结果随着经济的恢复，反而造成了“钱贵物贱”的通货紧缩现象。
曹丕登基当皇帝后，认为铸钱会通货膨胀，不铸钱又会通货紧缩，干脆在黄初二年( 221年)下了一条命令，所有交易一律禁止用钱，退回到实物经济，老百姓买东西用粮食布帛当交易中介（“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实物商品当货币虽然没有恶性通货膨胀，但也有弊端，比如粮食难以搬运储存、布匹不能随意分割等等。
而位于西南的蜀汉以及江南的东吴，几乎没有受到黄巾起义以及董卓之乱的影响，社会经济没有遭到严重破坏，货币经济还都在正常运行。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大军兵临成都城下，刘璋立刻组织抵御。此时成都城内尚有精兵三万，粮食足够支持一年，更重要的是官吏、百姓都支持抵抗（“十九年，进围成都，数十日，城中有精兵三万人，谷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战。”见《后汉书·卷七十五·列传第六十五》所以刘备强攻数十日后毫无所获，不由得焦躁起来 。
面对着难以攻克的坚城，为了一振士气，刘备便跟将士们约定：“如果能攻克成都，那么府库中的财富你们都可以占为己有，我不会加以干涉。”在金钱的鼓舞下，将士们士气大涨，攻城的表现比之前更为勇猛。
这时的刘璋虽然还有实力跟刘备相抗衡，但是大势已去，再考虑到两军连年交战、百姓涂炭，愧疚之心油然而生，思索良久后决定献城投降，以免百姓遭殃。开城投降的那一刻，城中的官吏百姓无不痛哭流涕（“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载，无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战三载，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后汉书）。
之后将士们满载而归，但刘备却傻了眼，因为他很快便发现：部队的后续军饷维持不上了。刘备心急如焚，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左将军西曹掾刘巴见此，便跟刘备说这事好办：铸直百之钱，以一枚当百枚五铢。刘备接受了刘巴的建议，“以数月之间，府库充实”。见《三国志·卷三十九·蜀书九》注引《零陵先贤传》。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直百五铢，钱面文字对读，直径26-28毫米，重8-9.5克，穿上下“直百”隶书，穿左右“五铢”篆书，在一枚钱上出现两种书体的，当以此为先。钱文笔划略显肥润，面背均置内外郭，一改汉五铢面无内郭之风。而“直百”钱文隶书，字体与直百五铢的“直百”雷同，穿口右边为“直”，左边为“百”，直径大者16-19毫米，重1-1.5克，小者直径不到12毫米，重不足0.5克。“直百”钱远比“直百五铢”径小、体轻，从钱币流通中会出现不断减重的现象判断，“直百”钱很可能是“直百五铢”减重后的产物，历史学界和钱币学界一致认为应该“直百五铢”出现在前，“直百”钱出现在后。
刘备铸造直百五铢钱不久，曹丕于黄初二年（221）三月，亦下令“复五铢钱”。实际上曹魏这次仅仅是恢复用钱，而非铸造新钱，估计所用的就是曹操当年存入府库中的钱。这次用钱的目的是筹措伐吴的军需，本来就没有另铸新钱的打算。因此，当物资筹集到手之后，就于十月“以谷贵罢五铢钱”，继续“以谷帛为市”。等到魏明帝曹叡当家后，以谷帛为交换手段的弊端后来逐渐暴露出来。《晋书·食货志》记载，百姓为了贪图小利，往粮食里面掺水掺沙子、布匹织得又稀又薄，跟渔网差不多，政府“虽处严刑而不能禁”。
曹叡看着太不象话，于是召集满朝文武开会讨论，最终大臣司马芝提出：发行货币不光是财政问题，也有利于减少犯罪，方便市场，利国利民。于是魏国在太和元年( 227年)再次发行新五铢钱，这次是另外铸造了一种新钱，称“曹魏五铢”。此后，北方直至西晋再没有铸新钱。
总体上，北方的魏国政府的收入靠谷帛，官兵的俸饷以及社会上百工的给付，也都使用实物来支付，乡村里更是以物易物，货币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因此，实物经济仿佛一道防火墙一样，阻断了蜀国和吴国竞相推行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冲击，保持了经济的逐渐恢复以及社会的相对稳定，这些都为西晋最后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刘备的直百五铢虽然对以实物经济为主的曹魏影响有限，但是对东吴的货币经济却造成了重要影响，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东吴地区原来流通使用的两汉遗留下来的五铢钱，在刘备直百五铢的冲击之下，一百枚仅值直百五铢一枚，这就带动东吴的货币出现通货紧缩现象。
因为，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当有两种实际价值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的情况下，实际价值高的货币即“良币”必然要被迫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即“劣币”反而会充斥市场。这就是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在这一货币流通规律的作用下，东吴地区原来流通的汉代五铢钱这一足值的货币即“良币”就会被迫退出流通，从而被大量地走私到蜀国销毁改铸成直百五铢钱，然后再用来套购东吴的战略物资以及民生必需品，这样东吴的经济将会受到沉重的打击。
面对蜀国发动的这场货币战争，连年战争消耗使府库日渐空虚，如嘉禾三年爆发的合肥之战，赤乌三年的北伐战争，物资匮乏的孙权听从谢宏的建议“广铸大钱，云以广货”，其实就是利用发行虚值大钱增加财政收入，解决军费等问题。
东吴铸钱较晚，在魏蜀之后，流通时间短，但是面值是三国之中最大的。 孙权首先于嘉禾五年（236）铸造了“大泉五百”，两年后的赤乌元年（238）又铸造了大泉当千。他竟然一出手就造出了面值当五百，当千的大钱，来应对刘备的直百五铢，这既反映出了孙权的决断与气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形势的紧迫与严峻。《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云：“中（嘉禾）五年（236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又云：“赤乌元年（238年）春，铸当千大钱。
另外还有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大小轻重分别与初铸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差不多，但是面值却已经膨胀了几倍。大泉二千、大泉五千虽然文献中没有见到记载，但是偶尔有实物出土。特别是1975年在江苏省句容县葛村发现一处孙吴铸钱遗址，出土了一批被铸废的大泉五百、大泉五千以及泥质范母一批。由此可以证明大泉二千、大泉五千也都是东吴铸造的钱币。
面对东吴的强力反击，蜀汉被迫采用通货膨胀战术的第二种方法，即减少重量。于是直百五铢的面值虽然没有再增加，但是重量已从初铸时的重约7克，急剧减重为1克，甚至最轻时仅有0.5克。蜀汉的这一回击手段也非常阴险，看似没有改变货币的面值，实际在重量上已经贬值了许多。迫使东吴不得不将两种通货膨胀手段结合起来使用，即一方面将货币的面值从当五百提高到当千，甚至当二千，乃至最后高达当五千，另一方面则将重约20克的大泉当千，减重至12克，最轻的甚至不及4克，有的甚至还没有五铢钱重。改铸大泉二千的时候，面值虽然增加了一倍，但是重量已经仅有12克，后来又减重为10克，再减为8克，甚至有的轻至不到6克。因此，在这一轮货币战争中，孙吴货币减重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并不亚于蜀汉，只是时间较短而已。但是，东吴在应对蜀汉货币战争的反制措施中，因为交替使用了提高面值和减少重量这两种通货膨胀的方法，因此导致各种大钱轻重错落、作价颠倒，根本无法流通，引起民众的激烈反对，纷纷罢市，社会经济遭受重创。
据史书记载，面对社会上普遍的不满情绪，孙权就将铸造大钱的责任诿过于谢宏，说当初是谢宏提议他铸造大钱的，“云以广货，故听之”。现在他知道老百姓认为使用大钱很不方便，因此决定停止铸造大钱，明令官府再不许投放大钱，民间有大钱的，都交官府收兑，不要使老百姓有损失。孙权在这里只说铸大钱的事，而不言减重的事，虽然暴露了统治者虚伪的一面，但是，当识时务的孙权发现这种贬值货币的政策破坏国内民众的生活，于己不利的时候，就果断地于赤乌九年（246）停铸大钱并将已经发行的大钱回收，仿效魏国恢复使用实物货币，希望通过这种办法减少蜀汉通货膨胀政策的冲击。
从总体上看，在三国的货币战争当中，蜀、吴两国滥发货币，虽然增加了财政收入，但是最终导致了经济衰退和人民的不满。而曹魏虽然在制定货币政策上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倒退，但是总的来说，政策出发点不是剥夺老百姓，特别是曹魏后期恢复了五铢钱的使用，在争取民心，维持经济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为以后魏（晋）兼并蜀、吴两国打下了经济基础。可以说：三国争雄，表面上是拼军事拼谋略，而本质上是拼经济，拼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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