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清理祖国古代文化、研究古代历史的工作中，经常会运用到古代的类书，从其中搜集有关的资料。因为它们总是把历史文献上的各种资料，分类汇辑在一起。因此，类书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是很明显的。
类书辑录的资料，一般都不是单门、单类的专题性质的，而是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知识的，所谓“区分胪列，靡所不载”《玉海》李桓序语：“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陈梦雷《上诚亲王汇编启》语者。所以，十分接近于现代的“百科全书”。当然，它们只是封建社会体系的百科全书。而且，现代百科全书的每一词目，总是编写成文，不是专门把有关的学皙料辑录在一处；中国古代的类书的编辑方法则一般地与此相反。因此，构成了类书性质的特点——兼“百科全书”与“资料汇编”两者而有之。也正因为这样，从今天看来，古类书不仅可以作为了解古代知识全貌的一种工具，而且也是古代文献资料的渊薮。

(一)类书在古典目录学中的位置
谈谈类书在我国古典目录学中所处的位置，主要是借此以明确类书的性质，同时也说明它们在古典目录学中的部位及其变革。
我国的古籍，自晋、隋以来，按“四部”分类——经、史、子、集，每一部代表一个大的门类。类书和丛书，实际上都综赅四部的书，是哪一部也容纳不了的。但习惯上总是把这两类书籍，特别是类书一类,放在子部里。例如，清末张之洞撰《书目答问》，把丛书独立成一部，和四部相并而成为五部;但是，类书还是放在子部里。不过，在类目下附了一个注说：“类书实非子，从旧例附列于此。”因为传统上有一种看法，认为子部的内容是可以综括群类的，好像我们今天的“总类”一样。这种看法，是由于子部里有“杂家”一类，而“杂家”本是“无所不包”的。所以，当类书在古典目录学里还没有被独立安置一类时，是附处在杂家类里的。《隋书-经籍志》著录类书性质的书十多部于子部-杂家类的末尾，是作为杂家的附庸或杂家的一支看待的。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的意见，《隋志》的杂家类实包容四支：
（1）诸子之属，
（2）杂家之不名一体者
（3）类事之属
（4）释家之属
《隋志》上虽未标明这些属名，但从书籍的排列次序上看，界线是很清楚的，没有以此入彼的混乱。
在《隋志》以前，晋-荀勖编《中经新簿》，那时类书方诞生不久，尚只有始祖《皇览》一部。但是，这唯一的份量巨大、性质特殊的书籍已引起了注意。据《隋志-序》说：“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三曰景部，按：“景部”即“丙部”，因唐高祖之父名昞避讳改；又，其时史部为丙部，子部为乙部，及东晋著作郎李充“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于是史部居乙，子部居丙。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这样，荀《簿》是以《皇览》入史部。但“皇览簿”只能有孤零零的一部书，何以与“史记”、“旧事”等并列一类是一疑问；其何以在史部，是又一疑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举《中经新簿》有不可解者三，其一是；“《皇览》何以与《史记》并列？”页72。所以，《隋志》对此作了处置，将类书移至子部，附在杂家类的后面。
类书独立成类类书在子部里独辟成为一类，是始于唐开元时毋煚编《古今书录》。《古今书录》已佚，但五代•刘晌《唐书•经籍志》是循《古今书录》辑成的。在《唐书•经籍志》里，丙部子录有十七家，其第十五家为“类事家”。类书于是脱出了杂家类而独自成为一类。
这个变革的重要意义是：
（1）认识到类书和杂家书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
（2）显示类书已更加增加，蔚为大观,既有必要且有可能独自成为一类。
明•焦竑《国史经籍志》类家的《小叙》说:“前史有杂家，无类书。近代纂述丛杂，乃为别出。要之，杂家出自一人，类书兼总诸籍，自不容溷也。”大体上说出了这两项重要意义。
这个变革的重要影响是：类书从此独占一类,不为附庸，已无异议。由《新唐书•艺文志》以下，到清乾隆中的《四库全书总目》，到近现代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中国丛书综录•子目分类目录》、《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等都是如此:隶之于子部而为独立之一类。只是类的名称异于《唐书•经籍志》：《新唐志》称“类书类”，《宋史•艺文志》称“类事类”，《国史经籍志》称“类家”，《中国丛书综录》称“典故类”，而以“类书”夷为属名；然绝大多数是照《新唐志》称“类书类”，包括《四库全书总目》和《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等。

主张类书由类升部南宋初年，莆田郑樵撰《通志•艺文略》，他的分类法打破了“四部法”，以古今书籍分为十二大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天文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于是类书类不为诸子类的隶属，而与诸子类相并，意味着类书类升级为部级。其后，南宋端平中，樵之族孙郑寅“以所藏书为七录：曰经、曰史、曰子、曰艺、曰方技、曰文、曰类'。见《直斋书录解题》五十六巻本巻25、二十二巻本卷8。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称寅所立七类“在分类学中，颇近合理。……类书包含一切，更不宜屈居子末。今郑寅能拔艺、技、类与四部抗颜行，真可谓目光如炬矣”。页114。
明正德时陆深撰《江东藏书目》，嘉靖中晁瑮、孙楼各撰《宝文堂书目》和《博雅堂藏书目录》，万历中张萱撰《内阁书目》，清嘉庆时孙星衍撰《孙氏祠堂书目》等，都把类书和诸子并列，处于抗衡而非从属的地位。
这样做法，都是发现了类书的内容是包举四部的白科全书性质，因而觉得它们不应当隶属于四部中之一部。明嘉靖时胡应麟、万历时祁承堞在这个问题上，都有明确的意见提出：
类书，郑《志》另录；《通考》仍列子家，盖不欲四部之外别立门户也。然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兼载诗词，则近于集；《御览》、《元龟》事实咸备，则邻于史；《通典》、《通志》声韵礼仪之属，又一、二间涉于经；专以属之子部，恐亦未安。余欲别录二《藏》及赝古书及类书为一部，附于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者商焉。（《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下）
夫类书之收于子也，不知其何故？岂以包宇宙而罗万有乎？然而类固不可以概言也：如《山堂考索》，六经之原委，纤备详明，是类而经者也；杜氏《通典》、马氏《通考》、郑氏《通志》，历朝令甲，古今故典，实在于此，是类而史者也；又如《艺文类聚》之备载词赋、《合璧事类》之详引诗文，是皆类而集矣。余谓宜另附四部之后。（《澹生堂藏书约藏书训略•鉴书》）
事实上，不仅这一或那一类书近经、近史、近集，而是这些类书每种都包罗万有、赅括四部。故议以类书自居一部，与四部相并,是有理由的。不过在历来古典目录学的实际使用上，还是类书类隶子部的占优势。这个事实情况，是应当照顾的。可是在理论上，我们也应当支持类书自居一部的主张，因为这个理论能够更彰明地揭示类书的性质。
《四库全书总目》虽仍旧贯而把类书类放在子部里，但它也明确类书实非四部的任何一部所可收容的，它在类书类的《小叙》中是有所交代的：
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皇览》始于魏文……《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应麟作《笔丛》，始议改入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贯矣。
但是它说胡应麟“始议改入集部”，是错误的。胡是主张独立一部，“附于四大部之末”；而实行独立为一部者，也早已有之。《四库》是惮于改变，知而不能行，才仍旧贯罢了。

(二)类书的起源和远源
明确了是怎样一种性质的书称为类书，才好确定类书的起源是什么书。
如前所述，我国古代类书是“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的综合体。另外还要加上一条，就是它们的形式是区分门类的。“类书”的名称,本是由此得来。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易•系辞传》语;“事类相从，聚之义也”皇甫谧《甲乙经-序》语者是。
区分门类是为了便于查检，便于按图索骥。后来发明了临事求检的更便捷的编排方式，就是采用“字典式的”依韵编录的方法。这种类书，已消失了分类的形式，但是不因此而影响到它们的百科性质和资料汇辑的实质,并且依韵编录也是由便于查检的分类方式衍生的、发展的，所以这种没有分类形式的类书仍然是类书。
《皇览》是类书的始祖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到黄初三年间(220—222)召集群儒编成了一部在当时书籍体制上是完全新型的书——《皇览》。这书的性质和形式完全符合于上述的条款，所以它是古类书的始祖。宋•王应麟《玉海》说“类事之书，始于《皇览》”《玉海》卷54《承诏撰述》和《类书》篇;明•焦竑《国史经籍志》说：“流览贵乎博，患其不精；强记贵乎要，患其不备；古昔所专，必凭简策，综贯群典，约为成书，此类家所由起也；自魏《皇览》而下，莫不代集儒硕，开局编摩；乃私家所成，亦复猥众;大都包络今古，原本始终，类聚胪列之，而百世可知也；韩愈氏所称'钩玄提要'者，其谓斯乎！”《国史经籍志》卷4下•类家•小序。这些说法都是对的。
由于《皇览》到赵宋时代已亡佚，学者不及见，乃以为类书起于齐、梁间，如衢州本《郡斋读书志》卷14《同姓名录》条下说:“齐、梁间士大夫之俗，喜徵事以为其学浅深之候,梁武帝与沈约徵栗事是也。类书之起，当在是时了袁州本卷3下《同姓名录》的解题里没有这几句话，或者是发现不对而删去了。这个把创始时间推迟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杂家乃类书托始说另有一种说法，是把类书的开端推得早早的，认为战国季年的杂家著作，即类书之所托始。倡其说者为清代中期的学者汪中。《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说：
司马迁谓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然则是书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而为后世《修文殿御览》、《华林遍略》之所托始。《艺文志》列之杂家，良有以也。
接着，以辑佚名家的历城马国翰推广此意，也在其《玉函山房文集》卷3的《〈锚珠囊〉序》中说：
类书之源,开于秦，衍于汉。余观《吕氏春秋》，《十二纪》取诸《月令》，《至味篇》取伊尹书，《当染篇》取墨子书，《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述后稷之言，与《亢仓子》所载略同。而取黄帝、老子、文子、于华子之说，不一而足。意盖以周《月令》为纪，杂采百家分属之。此类书之最先者也。
《淮南鸿烈》实仿《吕览》为之，书中采文子语几尽；其它大抵皆有所本。刘向《洪范五行传记》及《新序》、《说苑》，率取古说，分类条列，皆类书也。
乃《唐书•艺文志》别列美书一目，托始于何承天、徐爰并合之《皇览》。考《魏志•刘劭传》：“黄初中，受诏集群书，号《皇览》。”岂《志》以《吕览》、《淮南》及中垒之书所征引不可复见，而据《魏志》为断欤？

马氏在辑佚实践中与类书的交道打得透熟，所以这些是他的深刻体会之语。当然也应看到，诸子各有其宗旨，纵使为杂家言，“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依然有其中心，如《吕览》之宗于儒，《淮南》之归于道；并且绝不是专以资料为标榜。因此，与“肴馔经、史,渔猎子、集，联百衲以为衣，供獭祭于枵腹”的类书毕竟有别。故视杂家言的《吕览》为类书的“远源”则可，竟谓类书始于《吕览》则不可。这也就是“杂家”和“类书”之间的一条分界线。当然，它们之间有通气孔，故古典目录学的著录中，开始时是把类书附列于杂家类中——为何不列于它类而要置于杂家，便是一个可以玩味的问题。明乎此，一些古籍间的脉络、关节，可以“思过半”了。
《尔雅》为分类书籍之所昉
由于类书是明标类目，分别部居的，所以也要追溯分类书籍的起源。今人张舜徽反对马国翰的说法，而以为《尔雅》应是类书之所起。他在《清人文集别录》卷15中说：
国翰此言，乃由乎不明古书体例而致谬戾耳。夫诸子百家，以立言为宗，例多援据旧语，以明欲宣之义。“《诗》云"、“《书》曰”，见之《论语》、《孟子》者，亦已多矣，安得悉谓为类书耶？
类书之起，昉于明分部类、据物标目，盖必推《尔雅》为最先。
此说有其“类书远源论”的一部分道理，而驳议为未当。因马国翰不说“一切诸子”的“援据旧语”，而是说兼综诸家的“杂家”援据旧语。本来嘛，杂家之兼综，类书之集裘，就是构成了它们的血缘关系。至于类书的分类形式，应推源于《尔雅》，则也是类书的“远源”之一。然就性质来说，《尔雅》为文字训诂之书；类书虽亦收录字书，但毕竟不能把类书作为字书来看待。
所以，推类书的远源,可以及于分类标目的《尔雅》和兼综众家的《吕览》，而不能视《尔雅》、《吕览》即为类书。类书之起，自要到曹魏初年《皇览》问世后才有此一体。至于把类书出现的时间降至齐、梁，则又为数典忘祖。

（三）类书的范围和各种类型
我们现在所说的“类书”，就是指这种兼“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性质的古籍。正宗的“类书”，也就是这种性质的古籍。类书的始祖《皇览》完全具有这种性质，所以它是正宗的类书，也是标准的类书。因为作为“类书”这一体裁的书是取此做衡量的标准的。但是，在古今的古典文献著录中，“类书”一类的包容范围却不一律，当然，正宗的类书一定照收在内，可是其他门类的书籍也往往阑入，像姓氏书、政书，有时甚至是考证笔记、目录书都会列在类书类里。这些,我们就不能认它们为是类书，至少有些不是正宗的类书。而正宗的类书，从各种角度来分析，也确是各有不同的类型。现在把这些情况概述如下：
大范围里的所谓类书
(1)姓氏书。《郡斋读书志》将一部分姓氏书如《同姓名录》、《古人姓字相同录》等列入类书类,理由是它们是“徵事”的性质。《四库全书总目》则将所有的姓氏书都放在类书类里。其理由则是：“其专考一事，如《同姓名录》之类者，别无可附，旧皆入之类书。“亦仍其例。”姓氏书被作为“专考一事”的书来归入，其他专考一事的书目亦阑入，如专记花卉草木的《全芳备祖》，以及《花木鸟兽集类》等书都入类书类。但主要的是因为《四库总目》的史部里没有谱牒类或姓氏书类，所以所有的姓氏书都纳入了类书类。
（2）政书。《通典》、《会要》这类政书，在古典目录书里没有在史部中设专类时，是放在类书类里，与正宗类书等同看待的。原因是它们也是分类辑集史料的。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是如此安置。但这些书是以国政、朝章为重心，形式虽有分类，这亦和某些字书之形式为分类相同，不能就视为类书。《四库总目》在史部中设政书一类，下分六属，而以第一属通制之属。容纳《通典》、《会要》诸书，这种措施是比较好的。
（3）职官书。历来目录学书，史部有职官一类。然职官之书，在著录中亦有阑入类书类者，如《郡斋志》以《职林》、《四库总目》以《职官分纪》等书入类书类。
（4）纪事本末。《郡斋志》将《太平治迹统类》、《中兴治迹统类》等书列入类书类，其实它们是纪事本末体的史书。
（5）书钞体书。我国有一种书钞体书，摘录群书以成编。其异于类书者，是类书须依类归纳资料，而书钞体书则没有这一道重要的“工序”，只是摘钞完一书，再摘钞一书，仍按一种书、一种书排列。如唐-马总的《意林》、宋-曾慥的《类说》都是。《四库总目》是将这一类书置在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的。《中国丛书综录•子冃分类目录》以正宗类书为基础而立“典故”一类，则把这种书钞体书收于典故类•杂纂之属•纂言一目。
（6）考证性笔记。明末祁承爍的《澹生堂藏书目》，类家类分三属，为“会辑”、“纂略”及“丛笔”。会辑为一般的正宗类书,纂略为《事类赋》、《小学坦珠》等。其第三属“丛笔”，是把一些考证性的笔记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都作为类书收进去。
（7）目录书。清嘉庆间孙星衍的《孙氏祠堂书目》，类书类亦分三属，为“事类”、“姓类”及“书目”。事类即正宗的类书，姓类便是姓氏书，而把目录书也置在类书类里，这是很奇怪的。大概因为书目是分类的缘故。然而这样来理解类书，就把类书的性质和界线完全搞混了。

正宗类书的类型
正宗的类书，分析起来也有许多类型的。(1)就内容性质来说，有一般性的类书，有专业性的类书。前者是囊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的，如《皇览》、《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是。后者则只是一方面的，如《册府元龟》为政事历史的专业类书，《格致镜原》为科学技术的专业类书。
(2)按编录的体裁来说，有征事的，有征事兼采诗文的，有词藻的，有编成韵语的，有重视图表的，更有综合数种的。征事的体裁是一般的，也是类书的最早形式，《皇览》大抵是这样，现存最早的类书《修文殿御览》或《华林遍略》肯定是这样。征事兼采诗文者如唐之《艺文类聚》、宋之《事文类聚》。词藻的如《编珠》、《佩文韵府》，目的在提供诗文的词藻材料。编成韵语的如《蒙求》、《幼学故事琼林》等，目的在帮助童蒙记忆。重视图表的如《帝王经世图谱》、《图书编》。其综合的，如《初学记》综合第二与第三两种，《古今图书集成》综合第二与第五两种。
按编录的方法来说，有分类的，有韵编的,有以数目字来编录的。分类的是一般的形式，也是类书的主要形式，从《皇览》以下，大多数是采取分类编录的方式。韵编的如《韵府群玉》、《永乐大典》、《佩文韵府》等，较分类的更便于寻检到所需的主题材料，但也有不能把有关的主题材料“类聚”在一起的缺点。以数目字来编录的类书,专以数字为纲，聚集事实，如《小学叩珠》、《读书纪数略》是;在分类编纂的词藻类书中，清代官修的《骈字类编》包含着“数目”一门，却是以数字为纲，好像吸收了《小学紺珠》一类的书在里面似的。
按编纂的情况来说，有官修的，有文人学者自己编的，有书坊编辑的。第一种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第二种如《北堂书钞》、《白氏六帖事类集》等，第三种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事林广记》等。最后一种，是要到刻版盛行、书肆林立的南宋时代才开始有的。
从编纂当时提供的用途来说，有为一般检查的，有为诗文取材的，有资科场之用的，有供启蒙之用的,还有备家常日用的。第一种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第二种如《白氏六帖事类集》、《海录碎事》等，第三种如《群书会元截江网》、《玉海》等，第四种如《兔园策府》、《初学记》等，第五种如《万用正宗不求人》、《文林聚宝万卷星罗》等。最后一种，类似现代的“日用手册”或“日用百科全书”。
类书的属别在古典目录学的著录中，対于类书类，有许多是不再详分属别的，如两《唐书》的《经籍》、《艺文》志，《郡斋读书志》，《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文渊阁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都是。有的却再细分属别，如《澹生堂藏书目》和《孙氏祠堂书目》，在前面一段里我们已提及。这是因为，类书类的范围既有不同的看法，正宗类书的本身也有不同类型，因此自然会产生进一步细分属别的要求。除祁、孙二目外，还有1935年编撰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卷30子部•类书类有以下的分属：
类编之属一：通录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类编之属二：专录如《子史精华》
韵编之属：如《韵府群玉》、《永乐大典》
字编之属：如《骈字类编》
专编之属：如《姓解》、《职官分纪》、《帝王经世图谱》、《小学绡珠》、《稽瑞》、《格致镜原》
1961年编撰的《中国丛书综录》第二册《子目分类目录》子部•典故类有以下的分属：
杂纂之属
纂言《群书治要》
纂事《玉芝堂谈荟》
纂物《博物志》
类书之属
汇考《北堂书钞》
摘锦《佩文韵府》

类书专题书目前燕京大学图书馆曾将其馆藏的类书编•附有提要的专题书目，名曰《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在1935年4月出版。著录类书三百一十六种，内有附录三十七种。每种纪录书名、卷数、著者姓名、版本、册数函数、前后序跋及作序年代、简单的提要，最后附门类卷目其以韵编排，或有细目而无总门类者，则付阙如。目录以外，附有《原分门类各书引得》，系将该目录中各类书的类目分别排列而成，以省学者翻检之劳。凡欲寻觅某项材料，如“屯田”，则各种类书所有的屯田类目，都可一检而得，知其在某类书某卷有之：
屯田《白氏六帖事类集》16
《图书集成-戎政典》241—248
《古今疏》12
《策府统宗》47
《历代制度详说》10
《考古类编》11
《群书备考》6
《源流至论续》1
《博物典汇》15
屯田水利《古今好议论》10
屯田篇《治平全书》5
《广治平略》13
屯田考《经济类考》
下屯田类《策学渊萃》37
屯漕《清稗类钞》册4
《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编-类书之部》所收的类书既是很多，就越加有再详细分属的需要，因此，它按“十进分类法”，将类事之书，也分为十门；每门之下，复按书之多寡，内容、体例之同异，另分系属。兹将门目、属目并各举所收书例，这是我国类书目录分列门属最详细、复杂的一个，然未必是最妥适的一个。它所以搞得那么复杂，原因之一是把古典目录书中大范围类书的种种对象大都包举了进去，例如，既容纳了姓氏书，又容纳了政书。当然，它仍不失为一个有参考价值的类书专题书目。

【注释】
撰《书目答问笺补》的江人度曾上书于张之洞论目录学的配隶问题，其间对此亦提出了意见，他说；“《隋志》以类书入子部。考诸子之学，儒、墨未碍于并立，名、法亦有所取材，宗旨各殊，不嫌偏宕，畦径独辟，别具精深,所谓自成一家言也。类书者，肴馔经、史,渔猎子、集，联百衲以为衣，供獭祭于楊腹。岂可杂厕丙籍，混迹子家？［原注］中堂原注亦有'类书实非子’之语。”
題下原注云：“代毕尚书作。”即代毕沅作的。但《吕氏春秋新校正》前面的毕氏自序，并不是这一篇，不过确实吸收了汪中的许多看法写在里面，可信是以汪文为蓝本而改写的。然而汪氏那句大胆设想的“而为后世《修文御览》、《华林遍略》之所托始”的话，毕氏并没有敢采用。
这也好像有的学者认为《管子》和大、小戴《礼记》是“丛书”的远源一样。但真要指出“丛书”的始祖，还是要举《儒学警悟》和《百川学海》。
（原载《中国古代的类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