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围城》01
我知道《围城》，是在大学后期了，也许刚毕业。我买的《围城》是最朴素的蓝封面，据说是新中国里第一次印。其实应该说“版”，版里再分“印”，同一版可以有第一二三到K次的“印”。钱老的《重印前记》标着1980年，后面还有话，还有年份，一直标到1984年。1980年，我已是大学过了一半；1984年，我肯定毕业了。那么我的确是毕业后才买到《围城》读的？管他呢，因为已经读过《旧文四篇》了，所以对《围城》的作者也熟悉，这就不去说他了。
《围城》我没有读完，读不下去，只读到一个似曾相识的段子就结束了。那个段子是说这一拨人逃亡。路上，一家伙的箱子摔破了，落出许多卡片。主人虽心痛却还是骄傲地说：凭这些卡片，照样能开出大学里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这个桥段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是在农场里找到擦屁股纸后蹲着顺便读到的。读了这个，我不但当时就实现了最低纲领，实现了屁股擦干净，而且在未来也达到了最高纲领，那就是读大学时我无师自通地认识到“做卡片”的重要性了，而且之后的确做了不少卡片，并且也尝到了好处。比如写毕业论文，反正纸上谈兵，我就根据论文的构思排列卡片，像不会做老千的人做老千那样。排妥了，就花言巧语，把卡片上的文字编织起来。论文写得挺好的，后来给一个要升副教授的人剽窃了。真剽窃，因为他参编的书我读到了，剪刀浆糊把我的论文就划在他负责的章节里，我写的毕业论文是《管子的社会心理学思想》。我纳闷的是：我当时农场里读到的“卡片”情节的确是简化字。如是这样，那么《围城》应该是在文大哥以前的新中国里印过一次啦？吃不准。我想，我读到的也许是文学评论文章里摘引《围城》的一段？这就是说，论文作者引用的《围城》还是旧中国的繁体字，但是那个文学评论期刊是新中国的，所以排字排成了简体字。我说过我是个吃蛋不问鸡的人。我是在大学的后半段才意识到“钱钟书”这个名字的分量的。不过“吃蛋不问鸡”就是“不看鸡吃蛋”，所以我照样没有读完《围城》。至于电视连续剧《围城》，我就主动等着看第一集。结果遗憾地发现那里面的说话也没有把钱老的“戳刻”（上海话，意味是“刻薄”、“刁钻”。）表现出来，让大众懂得。于是电视剧《围城》我看了第一集后就不关心了，后来不过是遇到这个屏幕就瞟两眼，只觉得陈道明演方鸿渐还是不错的，而整个电视剧是一塌糊涂。
“今天”重翻《围城》，就是鲁迅说的“随便翻翻”的重翻，首先读了1949年的序，它讲了3个意思：1）这部小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这就表明它不是一个时代的“全景式”作品。这个说得好，朴素。2）“这类人……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钱老在这里不但表明他写的人不属于这个时代里的风头人群，或值得讴歌，或必须鞭挞，而且暗示了他不过是捉弄这类人。这话很坏哎！“只是人类”、“无毛两足的基本根性”，那么北京猿人也算在其中。可我们是“智人”，和北京猿人没有一点儿关系。他钱钟书和杨绛就不“只是人类”，不只满足于“无毛两足”了？这就叫“阴损”。我一想到直到今天还有人学福尔摩斯破案，说《围城》里的谁是写得是谁，我就觉得好笑，也根据的钱老坏。当然，文艺嘛，**也可以表现的，对吧？所以这里也暗示得在理。3）当然，小说是小说，来源有生活，但是别去索引与考证。这是钱老也要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宣告的，之后他就不怕欲盖弥彰了。不过从文学上说，读小说而不搞“破译密码”，不要像“红学”那样，这不但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是“硬道理”。所以我从来不去想什么钱老在小说里含沙射影地看不起沈从文；谁么是不是钱本人；杨绛是此女还是彼女。我真没想。4）说着俏皮话，顺带讽刺时政。这是钱的一贯路数，这才是我欣赏的。钱说这部小说本来是想献给杨绛的，再一想，这好比“飞去来器”，最终还是自己出名的。我想真有趣：献给杨绛，如果日后杨绛出名了，那么钱就因杨而亦名，“杨太太的先生”；如果日后杨绛不名，那么钱照样有一段佳话：“当年钱先生拿这部小说献给伊太太的。”可是后一种“如果”等于在讥笑受赠的杨女士，叫她是出名不好么不出名也不好。所以钱钟书认为献了书反而落口实，所谓“近来觉得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于是钱决定对老婆就不要玩手段了，不如直接夸奖好。序里做了：“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督促”是说杨绛是“良母”；“挡事”是说杨绛是贤妻。钱老在文艺上的恋母情结也发到老婆身上来了。所以《围城》献不献杨绛，都是钱钟书夸妻：你看，我不献，她也出名了。她出名了，还是要写我怎样写《围城》的，她以她的学问映照着我的学问。呵呵呵，谁更名？
新中国重版的一系列“重印前记”，从1980年到1984年的，钱老是扬虚抑实。“实”就是《围城》。1980年里，最重要的是钱说他“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既然如此，那就修缮完善不是更好吗？其实钱老说这话，是批评美国华人夏志清的，嫌他“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还出现了盗版。最后是“国际形势”、“港澳台局势”“逼得”钱老“只得”同意人民出版社重印《围城》了。
前言迤逦而下，随着年份，钱钟书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感谢感谢，却都是空话，不见实货。这违背钱钟书的治学风格。我们看几例。“江秉祥同志给了技术上和艺术上的帮助。（1981）”印刷的排版之类属于技术问题，我们可以不论。可是“艺术上的帮助”是关系到小说实质的，怎么可以一言带过，不具体说明人家究竟帮助了什么？哪怕是“一字师”，假客气也道声谢嘛。这是规矩。“有两处多年朦混过去的讹误，是……莫妮克（Monika Motsch）博士发觉的。（1982）”是哪两处？在哪一章？你钱钟书批评别人起来细致入微，自己的多年讹误为什么不能也说清楚，让人家看看你是怎么蒙混的？其实，钱钟书的这个话是可以看成显摆自己的：人家的错误，我都看得出，我的错误我不说，你们都看不出来。呵呵，德国人就比中国人认真。现在我承认错误，可是错误在哪里呢？中国读者看得出来吗？我抟扶摇承认“看不出”。
好了，不说了。最后说钱钟书为什么对人家给《围城》的良好重印和翻译而提供的帮助仅作轻描淡写地致谢呢？我以为这是因为钱老认为《围城》太臭了。你们都说它香，我识相，礼节上必须谢谢你。可是要我说，你们的见识太臭了；我只能承认你们从我的屎尿里发现了维生素ABCDE，然后感谢你们终于承认钱钟书是吃过西红柿的。
这就是我对《围城》重印到1984年的“前记”的读后感。
我知道《围城》，是在大学后期了，也许刚毕业。我买的《围城》是最朴素的蓝封面，据说是新中国里第一次印。其实应该说“版”，版里再分“印”，同一版可以有第一二三到K次的“印”。钱老的《重印前记》标着1980年，后面还有话，还有年份，一直标到1984年。1980年，我已是大学过了一半；1984年，我肯定毕业了。那么我的确是毕业后才买到《围城》读的？管他呢，因为已经读过《旧文四篇》了，所以对《围城》的作者也熟悉，这就不去说他了。
《围城》我没有读完，读不下去，只读到一个似曾相识的段子就结束了。那个段子是说这一拨人逃亡。路上，一家伙的箱子摔破了，落出许多卡片。主人虽心痛却还是骄傲地说：凭这些卡片，照样能开出大学里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这个桥段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是在农场里找到擦屁股纸后蹲着顺便读到的。读了这个，我不但当时就实现了最低纲领，实现了屁股擦干净，而且在未来也达到了最高纲领，那就是读大学时我无师自通地认识到“做卡片”的重要性了，而且之后的确做了不少卡片，并且也尝到了好处。比如写毕业论文，反正纸上谈兵，我就根据论文的构思排列卡片，像不会做老千的人做老千那样。排妥了，就花言巧语，把卡片上的文字编织起来。论文写得挺好的，后来给一个要升副教授的人剽窃了。真剽窃，因为他参编的书我读到了，剪刀浆糊把我的论文就划在他负责的章节里，我写的毕业论文是《管子的社会心理学思想》。我纳闷的是：我当时农场里读到的“卡片”情节的确是简化字。如是这样，那么《围城》应该是在文大哥以前的新中国里印过一次啦？吃不准。我想，我读到的也许是文学评论文章里摘引《围城》的一段？这就是说，论文作者引用的《围城》还是旧中国的繁体字，但是那个文学评论期刊是新中国的，所以排字排成了简体字。我说过我是个吃蛋不问鸡的人。我是在大学的后半段才意识到“钱钟书”这个名字的分量的。不过“吃蛋不问鸡”就是“不看鸡吃蛋”，所以我照样没有读完《围城》。至于电视连续剧《围城》，我就主动等着看第一集。结果遗憾地发现那里面的说话也没有把钱老的“戳刻”（上海话，意味是“刻薄”、“刁钻”。）表现出来，让大众懂得。于是电视剧《围城》我看了第一集后就不关心了，后来不过是遇到这个屏幕就瞟两眼，只觉得陈道明演方鸿渐还是不错的，而整个电视剧是一塌糊涂。
“今天”重翻《围城》，就是鲁迅说的“随便翻翻”的重翻，首先读了1949年的序，它讲了3个意思：1）这部小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这就表明它不是一个时代的“全景式”作品。这个说得好，朴素。2）“这类人……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钱老在这里不但表明他写的人不属于这个时代里的风头人群，或值得讴歌，或必须鞭挞，而且暗示了他不过是捉弄这类人。这话很坏哎！“只是人类”、“无毛两足的基本根性”，那么北京猿人也算在其中。可我们是“智人”，和北京猿人没有一点儿关系。他钱钟书和杨绛就不“只是人类”，不只满足于“无毛两足”了？这就叫“阴损”。我一想到直到今天还有人学福尔摩斯破案，说《围城》里的谁是写得是谁，我就觉得好笑，也根据的钱老坏。当然，文艺嘛，**也可以表现的，对吧？所以这里也暗示得在理。3）当然，小说是小说，来源有生活，但是别去索引与考证。这是钱老也要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宣告的，之后他就不怕欲盖弥彰了。不过从文学上说，读小说而不搞“破译密码”，不要像“红学”那样，这不但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是“硬道理”。所以我从来不去想什么钱老在小说里含沙射影地看不起沈从文；谁么是不是钱本人；杨绛是此女还是彼女。我真没想。4）说着俏皮话，顺带讽刺时政。这是钱的一贯路数，这才是我欣赏的。钱说这部小说本来是想献给杨绛的，再一想，这好比“飞去来器”，最终还是自己出名的。我想真有趣：献给杨绛，如果日后杨绛出名了，那么钱就因杨而亦名，“杨太太的先生”；如果日后杨绛不名，那么钱照样有一段佳话：“当年钱先生拿这部小说献给伊太太的。”可是后一种“如果”等于在讥笑受赠的杨女士，叫她是出名不好么不出名也不好。所以钱钟书认为献了书反而落口实，所谓“近来觉得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于是钱决定对老婆就不要玩手段了，不如直接夸奖好。序里做了：“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督促”是说杨绛是“良母”；“挡事”是说杨绛是贤妻。钱老在文艺上的恋母情结也发到老婆身上来了。所以《围城》献不献杨绛，都是钱钟书夸妻：你看，我不献，她也出名了。她出名了，还是要写我怎样写《围城》的，她以她的学问映照着我的学问。呵呵呵，谁更名？
新中国重版的一系列“重印前记”，从1980年到1984年的，钱老是扬虚抑实。“实”就是《围城》。1980年里，最重要的是钱说他“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既然如此，那就修缮完善不是更好吗？其实钱老说这话，是批评美国华人夏志清的，嫌他“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还出现了盗版。最后是“国际形势”、“港澳台局势”“逼得”钱老“只得”同意人民出版社重印《围城》了。
前言迤逦而下，随着年份，钱钟书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感谢感谢，却都是空话，不见实货。这违背钱钟书的治学风格。我们看几例。“江秉祥同志给了技术上和艺术上的帮助。（1981）”印刷的排版之类属于技术问题，我们可以不论。可是“艺术上的帮助”是关系到小说实质的，怎么可以一言带过，不具体说明人家究竟帮助了什么？哪怕是“一字师”，假客气也道声谢嘛。这是规矩。“有两处多年朦混过去的讹误，是……莫妮克（Monika Motsch）博士发觉的。（1982）”是哪两处？在哪一章？你钱钟书批评别人起来细致入微，自己的多年讹误为什么不能也说清楚，让人家看看你是怎么蒙混的？其实，钱钟书的这个话是可以看成显摆自己的：人家的错误，我都看得出，我的错误我不说，你们都看不出来。呵呵，德国人就比中国人认真。现在我承认错误，可是错误在哪里呢？中国读者看得出来吗？我抟扶摇承认“看不出”。
好了，不说了。最后说钱钟书为什么对人家给《围城》的良好重印和翻译而提供的帮助仅作轻描淡写地致谢呢？我以为这是因为钱老认为《围城》太臭了。你们都说它香，我识相，礼节上必须谢谢你。可是要我说，你们的见识太臭了；我只能承认你们从我的屎尿里发现了维生素ABCDE，然后感谢你们终于承认钱钟书是吃过西红柿的。
这就是我对《围城》重印到1984年的“前记”的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