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举制与社会流动论争及其困境
尽管科举制对唐宋至明清的社会流动产生了显著作用,但在传统社会,这种流动毕竟有限而且是成功率极低的。潘光旦、费孝通认为,科举制度具有流动性的一面,“科举并不是完全由已有功名的世家所垄断”,但也承认在传统社会“科举成为社会流动的机构也并不见得是宽大的”。张仲礼也认为,科举制度使“机会均等”成为可能,但在实际运行中并未向所有社会成员都提供了平等的流动机会。李弘祺则指出,科举制度促进了宋代“新的士绅阶层的兴起”,但是“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单线社会流动’的社会,除了通过考试制度晋身科名之外,可以说没有其他有意义的社会流动”,科举制度所带来的只是机会的“均等”而不是“平等”,社会成员地位“上升的机会十分有限”。单纯聚焦于科举流动率这样的数据,确实难以准确反映中国社会的流动程度。科举制是否真正带来了传统社会的流动也逐渐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
近20年来,学术界对科举制的研究深入推进,“科举学”也呼之欲出。在对科举制的研究中,科举制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始终是科举制研究的一个热点论题,“对中国的科举研究近数十年来当然是以它是否促成了充分的社会流动为重心”。由于学者们对科举制度下社会流动性认识的不同,学术观点也被分为“流动派”“非流动派”以及“中间派”等不同的阵营。近年来,刘海峰、沈登苗和张天虹等都对学术界有关科举制与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析,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从单一的实证分析转向了思路、方法与研究视野的检讨,甚至出现了对整个研究范式的反思。然而,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由于资料使用和评价标准的不同,学术界对科举制度与社会流动的讨论还远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