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寒鸣
书院自唐代兴起，至宋世获得发展并呈显赫之势。元廷虽支持书院，却进行政策规划而使之官学化。明代初期，朝廷重学兴教，以科举选士，而以讲学为主要内容的书院则仅仅维系而已；到中后叶，书院才振兴繁盛起来。为什么明代中后叶书院会再度辉煌呢？
明代中叶以来，由于科举与官学的一体化，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官方哲学蜕变为士子敲开科举之门的砖块，人们奔竞于科举仕途而变得不择手段，诚所谓“率天下而为利欲所迷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而且，公然卖官的纳粟之例一开，“使天下以贷为贤，士风日陋”，愈益不可收拾。这说明官学教育的失败，同时也提出重建新的理论以维系日益涣散、败坏之人心的任务。同南宋乾淳之际的理学大师一样，以王阳明、湛若水为代表的杰出思想家出而批判、解构官方哲学，并从此入手，承担起建构新理论、重振纲常以维系人心的艰巨使命。王阳明认为，在程朱理学普及，尤其是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人人必读官方教科书的同时，理学的精粹之处就已被淹没了，完全成了拘缚人们思想的僵死教条，而且程朱理学本身“言之太详，析之太精”，势必造成“章绘句琢”，以至废弃圣人之学的局面。此外，他在镇压统治阶级内部宁王朱宸濠叛乱及东南地区少数民族和农民起义即所谓“破山中贼”的实践中，深切感受到程朱理学的繁琐、无用，凭此而欲“破心中贼”委实不易。因此，阳明以“破心中贼”为目标，创建起以“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心学思想体系。与之同时，陈献章的得意弟子湛若水，指出朱熹的《大学章句》只可用于科举考试，而不足以作为修身指南。他修正、发展师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的命题。主张动静、心事合一，承时随地去发现“本心”、践履“天理”。尽管王、湛之说在表述方法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如阳明所说，二者乃“殊途同归”，亦如若水所说是“皆圣贤宗旨也”。正是经过他们的大力提倡，心学蔚然成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