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品直壁微唇口，玉壁形底，胎质细腻洁白，釉面晶莹润泽。笔筒外壁以青花书馆阁体小楷《圣主得贤臣颂》，字体工整隽秀，章法得体，体现了熟稔的书写功力。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有赞 曰“书长篇成文者，如《赤壁赋》、《圣主得贤臣颂》...皆全篇录其，笔法出入虞、褚，均康窑之铮铮者。”篇笔落釉里红“熙朝传古”四字篆书阳文印，釉里红发色淡雅。足底壁心外一周露胎，露胎处可见明显旋痕，底心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
在传世的康熙青花诗文笔筒中，除《圣主得贤臣颂》外，尚有苏轼《赤壁赋》、欧阳修《秋声赋》和《醉翁亭记》等古代名篇佳句。正如邵蛰民在《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中所言：“青花书辞赋之笔筒，以康熙一代为最多”，这也是康熙时期文房用瓷装饰的一大特点。
《圣主得贤臣颂》为西汉蜀人王褒应汉宣帝刘洵之诏而创作，宣帝因其颂扬称旨，擢升其为谏大夫。“熙朝传古”是康熙青花诗文笔筒中最为经典的钤印，印文意指盛世之朝代代相传。清朝为满人建立，立国之初，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统治尚不稳定。康熙皇帝为巩固初定的国家，大兴文治，设南书房与博学鸿词科，拨擢汉族士子，弥合民族裂痕，开启了满汉融合的文治盛世。他在《制砚说》中云“朕御及以来，恒念山林蔽泽，必有隐伏沉沦之士，屡诏征求，多方甄录，用期野无遗佚，庶惬爱育人才之意。”求贤之心，于兹可见。在这种强烈的政治诉求下，景德镇御窑厂烧制了包括本品在内的一批文房用器。《圣主得贤臣颂》所记“夫贤者，国家之器也，故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以此而观，康熙《圣主得贤臣颂》笔筒之制用意图与内涵，远非同时代撰录文赋之笔筒可以比拟。其不仅是饱含康熙大兴文治的良苦用心，亦有熙朝传古之治国警训等深刻含义。
仔细观之，本品笔筒笔直，口足微微外撇升唇，其形制也与寻常康熙笔筒不同，可谓一件“形”、“意”俱佳的康熙御制文房器。
诗文题记出现于瓷器之上，当推唐代长沙窑瓷器，宋代磁州窑得以发展，至明清时期景德镇青花瓷器之上较为多见，而长篇的诗文题记则出现于清代康熙时期，主要有《出师表》、《后出师表》、《赤壁赋》、《后赤壁赋》、《圣主得贤臣颂》等。这件笔筒题头及末尾之间有釉里红“熙朝传古”四字篆书方款，与楷书题文相比，显得卓然古朴。诚为一件风格独具的康熙御窑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