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于谦卖主求荣,北京城下不接受也先议和,拒绝英宗回国,杀使者
也先带着骑兵没法攻打北京城,这一点我同意,并且以当时游牧民族的传统,得到了城池也没办法长久驻守。参看嘉靖29年庚戌之变,当时俺答进逼北京,给嘉靖提的要求只是互市而已,后来徐阶拖延,严嵩示意丁汝夔不战,俺答也只是在城外剽掠而已。
按照西岛先生的说法,也先是来送还英宗的,也并没有求战之意。读《正统北狩事迹》、《正统临戎录》,可以看见其中都没有对于北京保卫战的直接描写,按说哈铭不会遗漏记载这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此二文的行文非常奇怪(因为战争确实打起来了,不论谁赢谁输,事实是摆着的)。且哈铭是英宗一系的人,对他的记述也不能偏听偏信。退一万步说,即使也先有求战之心,带兵到北京城下,以北京的坚城和粮储来说,基本上是不用担心陷落的。
西岛先生认为,于谦在北京城下不接受也先议和,主要是于谦攀上了景帝,不能让英宗回来。我认为,第一,明朝士大夫从开国到结束,都十分厌恶和外族谈判。嘉靖年间丁汝夔开马市(这还不算谈判吧),被杨继盛骂得狗血喷头(《明史·杨继盛传》有此文),至于明末企图和建州谈判的杨嗣昌、陈新甲等人,都被清流舆论所攻击乃至丧命(参看明史杨、陈二人的传记)。明人最重视宋人的经验,在突发土木之变的情况下,立刻就联想到靖康之耻,这也是很正常的。当时朝野上下除了徐有贞等个别人提议南迁,从王直到于谦到其他的低级官僚,基本上都有很正面的应对,并在直觉中认定不能和外族和谈。
第二,西岛先生认为,于谦北京保卫战的战术有问题,比如于谦不该让官军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屯兵城外(此点似也可商榷,难道城外冷,城里就不冷了?北京城外可不是荒野啊,北京更不是罗通那个崇山峻岭里的居庸关),可见西岛先生也承认,出城作战的方法是很危险的。如果于谦真的不想让英宗回国,首先应该采取石亨坚壁清野的方法,此方法成本小,但受到的效益大,在城头放炮,一样可以起到把英宗灭口于乱军中的效果,何必要冒大风险和也先野战?一旦出城,也先就不需要攻城,那么双方骑兵作战,鹿死谁手就很难说了。万一于谦敌不过也先(孙镗在西直门就差一点顶不住),让也先把城外的明军都消灭干净,再把城池围起来,那么于谦不要想攀着景帝往上爬,马上就可以去死了。可见,这是西岛先生自相矛盾之处。如果于谦真是小人,他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学习严嵩,自己不出战,也不让手下(丁汝夔)出战,反正蒙古人抢掠一番就走了,也什么大不了的,何必这么麻烦打什么北京保卫战?
关于岳谦等一众使者被杀,在大战当头的情况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毕竟凭也先空口白牙说愿意和谈就出去和谈,这是多么冒险的事情?何况明朝人民族感极重,素来认为外族是不可相信的。何况于谦又没读过《正统北狩事迹》、《正统临戎录》,也先求和的具体细节他怎么可能知道?即使岳谦等使臣进城来叙述了也先并无求战之意,当局如何判断他们说的是真话?就凭人品和官品?当时朝中德高望重者甚多,如岳谦这样级别的高官回来通报前线情况,恐怕也不是于谦一个想杀就能杀得了的。
此外,拒绝和也先和谈,也并非于谦一人的表现。根据《明史记事本末·景帝登极守御》一条内记载,“也先拥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币,约赂至即归上”,郭登的表现是就是“闭门不纳”,当时是八月二十三,景帝还是监国,郭登怎么就有这么大的胆子不纳“现任”皇帝,而只是给钱打发了事?何况郭登还是英宗的亲家,杨洪不纳英宗尚可理解成于谦授意,在郭登这里,他怎么也会这样做呢?对于也先扣城,郭登当即就说:“此绐我耳!莫若以计伐其谋,劫营夺驾入城,此为上策”(《明史记事本末·景帝登极守御》),便可以看见当时普遍文武大臣的看法。
至于“卖主”的说法,西岛先生当然可以站在封建帝王的角度来指责于谦对英宗是十大罪八大罪,但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政哈哈治传统就是权威统治,忠于一人,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西岛先生军人出身,看重上级命令,可以理解,但请恕我无法苟同。一个大臣,如果只是效忠于哪一个君王,那么这样的人不过也就是奴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