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赟墓志》与隋唐时代的“一人两志”
《王赟墓志》即《隋故武贲郎将王君(赟)墓志》，即贞观十四年(640)、永徽六年(655)两志，墓志拓片照片见于胡戟编著《珍稀墓志百品》，贞观十四年志拓片照片及录文均有收录，而永徽六年志却只有拓片照片没有录文；齐运通、张建锋编《洛阳新获墓志2015》一书亦只是收有两志拓片照片。除此之外，似再未见其他墓志汇编类书籍收录该志，亦未见该志盖拓片照片。问题是志石具体什么时间发现，其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兴教寺北附近什么地方，志石现收藏于何处？这些均是未知数，难能知晓。现在只知道永徽六年志石“发现时，在建筑工地砸钢筋当砧子，以致字迹漫漶不辨。仅凭拓片，难于卒读”，实在遗憾。[5]为讨论方便起见，不妨抄录志石录文如下：
其一，贞观十四年志文
隋故武贲郎将王君墓志
公讳赟，字世静，天水城纪人也。将军受脉，钟鼎铭功。安国建侯，山河勒誓。况复司空懿德，藉甚竹林。龙骧茂积，讴谣星纪。然则布濩前哲，涣污后昆。灵根祉叶，有自来矣。曾祖仁，魏大将军，迭州诸军事迭州都督兰香县开国公。伯宁持誉，淮海方其总戎；君久无伐，胶东同其昨土。
祖绍，周使持节河州诸军事河州刺史略阳郡开国公。愽阳克让，伦类少卿；荆衡致治，踵武叔子。父纲，随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袭爵兰香县开国公。去病晖焕，异代同风；玄成弈叶，殊时共贯。
公筮抽嶰谷，即有宫商；质挺昆山，自然琬琰。范宣幼志之岁，六艺允文；仲升弃笔之年，七德允武。弯由基之繁弱，落雁吟猨；跳延寿之亭楼，拔距投石。既而风惊紫塞，尘暗白羊。击鸣镝于河南，列穹庐于北假。公才闻烽燧，即奋雄图；始命偏裨，便参戎律。
随开皇十九年，从尚书左仆射越公杨素，薄伐猃狁，致果八阵。随将军而临瀚海，卷萚千里；从车骑而上燕然，筹预帷幄。功参介胄，书勋王府，其年授仪同三司。若乃关张攘袂之年，孙吴鞠旅之述。俱未厥角，咸揔牢笼。廿年，受右车骑将军。三春兰茂，既曰斯馨；九睾鹤唳，终闻于野。
大业四年，转右卫道源府鹰扬郎将，寻转左武卫顺政府鹰扬郎将。熊罴抟噬，勇逸孟贲；雕隼鸷击，义冠行父。十一年，授左卫武贲郎将。仲躬之与文举，伯昭之与桓阶，以此设官，同彼分职。况复上封削稁，昔嗣张纯；遇直含毫，曾参潘岳。鹖冠旌德，银章表容。异御武之桓桓，显扞城之赳赳。洎炎精不竞，区域板荡。天网失纽，地网绝维。公推毂八川，任留四辅。识三灵之改卜，知九鼎而将迁。犹抱葛瞻之诚，卒亡西蜀；仍握臧洪之节，终沦东郡。大业十一年八月，薨于方州，春秋五十。公猗猗劲竹，蔼蔼贞松。不落寒雕，讵暄暑茂。贪泉攸酌，与处默而连衡；膏腴载处，共君鱼而方驾。虽叔节而去三惑，伯起而慎四知。譬此徽猷，岂得同年而语矣。
有子文度，使持节廓州诸军事，廓州刺史，少据方伯，既有荀羡之姿，久治专城；顾迈乔乡之遇，六条攸寄。虽罄忠贞百行，居躬犹先孝德。所以闻王褒之风什，譬攸永怀，想蘓韶之畴昔，于焉改塟。粤以贞观十四年庚子十月乙丑朔廿一日乙酉，迁厝于雍州万年县东廿五里少陵原。恐两宫挟圹，终成樗里；千年见日，卒遇滕侯。庶百世之可知，冀万古而无沫。式镌徽烈，用纪幽泉。呜呼哀哉，乃为铭曰：
安国佐汉，将军翼秦。邦家髦彦，社稷忠臣。
既铭钟鼎，永扇芳尘。丘陵虽古，遗烈犹新。
鸿源浚流，邓林竦檊。高枝必茂，昌波自远。
渥洼骥驭，嶰谷竹断。定有龙媒，非无凤管。
乃祖乃父，或季或昆。公侯之裔，将相之门。
照曜珠玉，芬馥兰荪。君之祉叶，即此灵根。
三略游艺，七德允武。戒律赞务，雄图匡辅。
介胄轨躅，银章规矩。亭伯莫葴，亚夫载睹。
逝川弗息，隟驷难留。薤露一及，窀穸千秋。
恐同樗里，虑属滕侯。勒铭泉壤，用纪徽猷。

其二，永徽六年墓志录文[6]
隋故武贲郎将王君墓志铭 并序
公讳赟，字世静，太□□□□。祖安□镇秦陇，因家于秦州天水之成纪县焉。匡尧佐舜，名播于五□，□□□周，庆垂于七百，闻凤□于洛浦，肇开命氏之源。验□马于汉图，代有异王。心见寻其宗，基自远芳，枝叠秀匹。昆峰韫玉，与造物而俱兴；汉水孕珠，毕天壤而无竭。祖安西将军兰香公，能苻上将之文，俯运中权之勇。父纲，周明帝主簿，赠河州刺史。
君入幕之重，恩洽于生前，蹇帷之赠，礼綷于身后。既而地称丹穴，载诞西申之资；水号渥洲，□□东来之骥。啼猨落雁之伎，得之于天然，玄女黄□之书，无□于家业。
开皇中，起家为右亲卫，久任为郎，始阶于尺木，才屈于位，未传于九霄。跳足行间，非其好也。稍迁亲侍队正，寻转校尉。俄而波腾瀚海，火照甘泉，空穷池泳之□，竟忧天□之固。越国公屯营细柳，将事桒干，方将展卫霍之威，实资甘陈之士，公感知己之遇，奋决胜之奇。既毙射□之奇，无复牧马之虑，授仪同三司，特奉敕，事秦孝王为进马，寻改左翊卫道源府鹰扬郎将。
及三韩九种不供职贡，炀帝天兵地阵，将弘吊伐，以千夫之长，当一校之队，推毂行周，拒轮莫□，斩将搴旗之势，匹鸷鹗之制，□禽陷□摧坚之功，□□龙之吞□子。帝用嘉之，擢为顺政郡太守，进勋秩为正议大夫。驻马待期之童儿，□□停车决讼，□□□之谋，接君子以兰芬，诛小人以薤本。岂值夜无吠犬，昼有盗马；故□俗变齐，儿氓歌邵父，酌泉而镇藩服，□起之清心逾励，腰剑而趋轩，陛史慈之，壮志方申，入为武贲郎将。属炎精告岳，凤德□哀，□气挺妖，猬毛斯盛，屯□□而据巩洛，非独张方之垒，践铜驰而窥金墉，更深刘曜之□。君忠为己任，尽节安危，寄命锋刃之端，立功名义之地。运九天之妙算，献三捷之深切，强寇慑其余威，□□以之□气。掌□亡躯，冀清赵虏，石越殒命，庶灭燕军。
惜乎！知劲草于疾风，忽摧霜露；□□□于岁晚，□碎斧斤，酷甚典韦，恨深周处。三军为之饮泪，千载仰其遗风。于时，南征之□□旋，北宸之政斯著。公虽身没王事，忠不上闻，名为国伤，赏不下逮，竟閴褒赠，时论冤之。
夫人晋阳郡李氏，四德克宣，六行是举，自宜其家室；爰主中馈，工备组紃，□光内则。既而龙分剑匣，空切武昌之水；鸾悲陇树，终期韩氏之茔。
胤子上柱国右武侯将军文度，文武兼资，忠孝齐举。是曰名家之驹，尧传良冶之业，始验芝兰之室，不替其芳，公侯之关，必复其始。昔在童孺，早丁艰棘，陷仇人之垒，莫申灌夫之志；展四极之虑，庶竭董永之资。
粤以大唐永徽之六年二月迁措于少陵原，礼也！昔卫将军之墓，因庐山以纪功，萧丞相之坟，树茂碑以表德，故知南宫东观，虽传不刊之史，马猎牛亭，须存不朽之迹。况乎寒暑相袭，陵谷□移，兆□公宫，坟依武库，勒铭幽隧，其可□也。
飞鸟仕汉，水龙平吴。积庆斯远，清尘不渝。
乃祖杖节，功著边隅。显考入幕，绩预规模。
载诞松筠，志凌霜雪。爰□父敬，克展臣节。
结发从戎，推峰乱辙。凤书是赏，鹰扬就列。
蠢兹獩貊，大邦为雠。□□天讨，寔类良筹。
阵参鱼贾，丘运□□。□功既展，懋赏斯□。
出守千里，化清□棘。入侍九□，忠存社稷。
四郊多垒，三象雾塞。见危□□，亡躯殉国。
□薪有奇，高门载辟。列鼎非欢，□陵是感。
□邙宅北，南阳阡陌。乃葬耆龟，底安窀穸。
副盛饰，横剑英才。
□合葬于旧礼，遘同穴于夜台。
薤露希予繁笳，□松风结子禽。
哀虽徽烈其如在，怆人事之悲哉。
永徽六年岁次乙卯二月辛丑朔二日　壬□塟
贞观十四年墓志记载大业十一年(615)王赟死于方州，应是使用原来的地名，永徽六年墓志则未提及王赟死亡地点。至于贞观十四年王文度是从方州迁其父亲骸骨回长安，还是大业末之后王赟尸骨已迁至长安，此时只是重新安葬，两方墓志均未触及，在此存疑。隋唐之际的方州，其治所在今南京六合区横梁街道东，而方州始建于后周，大业初已废，[7]武德七年(624)重置，贞观初又废。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一人两墓志者，清末民初金石学家叶昌炽曾有所探讨，只是没有说明出现一人两志之缘由，而随后研究者中触及这一问题者并不多。[8]李明专对伪郑及唐初撰写的两方韦匡伯墓志做过探讨，弥足珍贵。[9]笔者在《全唐文补遗》等墓志总集中发现有28人各有两方墓志，[10]下面仅对其中的6人12方墓志试做分析：
其一，左领军卫仓曹参军赵骅述《唐故中大夫使持节原州诸军事检校原州都督群牧都副使赐紫金鱼袋赠太仆卿上柱国修武县开国男京兆韦府君(衡)墓志铭并序》，中书舍人张渐撰《唐故中大夫平凉郡都督陇右群牧使赐紫金鱼袋上柱国修武县开国男赠太仆卿韦公(衡)墓志铭》，即两人撰写同一人墓志。[11]其二，段廓为其兄段庚撰《唐故乡贡进士段府君(庚)墓志铭并序》，段雍为其堂兄段庚撰《大唐故乡贡进士段府君(庚)墓志铭并序》。[12]其三，河南府陆浑县丞郑深撰《唐故监察御史贬岳州沅江县尉荥阳郑府君(洵)墓志铭并序》，河东柳识撰《唐故朝议郎行监察御史上柱国郑府君(洵)墓志铭并序》。[13]还有支怀、段会两人的4方墓志，以及本稿将要论及的死于隋大业十一年，分别撰述于贞观十四年、永徽六年的王赟墓志等。显然，现存万余件隋唐墓志，一人两墓志者所揭示的社会现实，无疑也是以后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不过，单就上述6人12方墓志而言，一人两墓志的形成缘由确实值得探讨。
首先，韦衡开元二十年(732)死，次年十月二日葬于北邙山平阴原，韦衡的前夫人樊氏与其合葬，但因“属地势非顺，墨兆乖图”，即地势及风水的原因，天宝元年(742)改葬于洛阳县清风原，此时作为左领军卫仓曹参军的赵骅为死者撰写墓志；天宝十二载(753)五月，韦衡夫人夏侯氏死于武德县，其子韦寂时任武德县丞，故次年正月葬其母于洛阳清风原，与其父合祔，此时请中书舍人张渐撰写新的墓志埋于墓中。如此就出现了韦衡的两方墓志。值得注意的是，天宝元年志文题写韦衡两个儿子韦交云、韦交邕，没有提及韦寂；天宝十三载墓志却只有韦交云、韦寂，韦寂时任武德县丞，夏侯氏死于武德县廨宇，其为韦寂之生母当没有问题。可以看出，天宝十三载墓志应与韦寂关系密切，他似要为生母夏侯氏争得一定的权利，进而与其父合葬在一起。

其次，乡贡进士段庚咸通十二年(871)闰八月终于云州官舍，十月一日暂时存放尸身于温泉县甘泉乡风流里，其弟署朝请郎温泉县令段廓有感于兄长的教诲和长期扶持，即“自幼及长，偏沐仁慈。语以传家之道，指其入仕之门。教诲无时，讲学不倦”，故而撰写墓志。同月二十四日，段庚遗体迁运至京兆府万年县古城里祖墓旁安葬，其堂弟乡贡进士段雍“惟雍也，少与兄同志，长与兄同道。由是鸰原友悌之爱，于斯为深。虽刳其心血而铭之，不足以报吾兄之德”，撰写另外一志铭。就是说，两方墓志均是因兄弟情深，为纪念死去的兄长而撰作墓志。当然，第一方志石不可能在温泉县镌刻，一定是到达京师万年县后才依据撰者所述，书丹并刻石而成，两方墓志制作时间当相差不会太远，其最终应都埋于墓内。
第三，监察御史郑洵因故被贬为岳州沅江县尉，大历四年(769)死于巴陵官舍，次年四月廿二日“素车丹旐，至自巴陵，权厝于河南万山之北原”，河南府陆浑县丞郑深看到郑洵之子郑锋等千里迁葬之孝心，“义感友于，哀缠手足。掩涕书事，庶无愧于将来”，撰写墓志。大历十一年(776)，郑洵夫人王氏死于扬州江阳县私第，其子郑锋等人于次年八月，将其母遗体从淮南运回洛阳，并于大历十三年(778)正月与其父合祔安葬祖墓所在的偃师县土娄山，柳识其人和郑锋的舅舅王沐要好，并了解郑洵的才行遭遇，因而接受委托，撰写墓志。很显然，此两方墓志撰写时间各异，但应是大历十三年同时安放在坟墓之中。
另外，分别于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十一月、四年(653)十二月镌刻的《唐故左骁卫朔坡府折冲都尉段府君(会)墓志铭》，[14]《唐右骁卫朔坡府故折冲都尉段公(会)墓志铭》；[15]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十二月、四年(659)七月分别镌刻的《唐故支君(怀)墓志铭并序》，[16]《大唐故支君(怀)墓志铭》，[17]虽然墓志标题有所差异，但从志文内容看，其亦是同一人两方墓志。可以看出，上述五组墓志的撰写，似均与迁葬有关，正因为迁葬，才有同一人两方墓志的出现。同时第一组与第三组状况可归于一类，第二组墓志则与兄弟友悌密切相关。

王赟的两方墓志内容可能与上述五组墓志还有所不同。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第一方墓志为贞观十四年(640)撰写，距大业十一年墓主死亡，其间二十五年已过；第二方墓志为永徽六年(655)撰写，距墓主死亡四十年已过。而两方墓志撰写时间也有十五年之间隔，也就是说，隋唐易代局势动荡，王赟死亡之时撰写墓志似可能性不大；此后，其子王文度在两个时间点上，制作了两方墓志。而上述五组墓志制作时间均比较接近，没有出现如此情况。其二，贞观十四年，王赟之子王文度官廓州刺史，使持节廓州诸军事，担当正四品官职；永徽六年，王文度官右武侯将军，从三品，两次请人撰写其父墓志，不仅其父在隋朝官品较高，而且王文度其人的官品也是上述五组墓主及其儿辈难以匹敌的。其三，上述五组墓志不同程度从异地迁葬至祖坟所在，但迁葬地点或多或少有所变动，而王赟坟茔迁至“迁厝于雍州万年县东廿五里少陵原”“粤以大唐永徽之六年二月迁措于少陵原”，两方墓志只是撰写时间不同，从上述志文看，其墓所并未改变。其四，上述五组墓志要么是墓主之子延请其他人，要么为墓主兄弟亲自撰写墓志，而作为官品颇高的王赟之子，不管是“廓州刺史、使持节廓州诸军事”，还是“右武侯将军”王文度，他延请其他人为其父撰写墓志应易如反掌，只是志文中却没有留下志文撰述者名讳，此确实令人不解。笔者认为，或许是贞观、永徽时代撰述墓志者，除特别著名者之外，墓志撰述者在志文中署名还不甚普遍，[18]或者王文度作为一介武将，为其父延请撰述墓志者较为随意，故而没有留下撰述者的名讳。当然，也可能有我们不了解的其他原因，因没有更充分的史料说明，在此不赘。

二、两方王赟墓志考述
如上所述，王赟两方墓志分别撰写于贞观十四年与永徽六年，总体来看，两方墓志内容大致相同，永徽六年墓志(以下简称“永徽志文”)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值得关注。
1．王赟的故乡和先祖
据贞观十四年志文(以下简称“贞观志文”)，载王赟字世静，天水城纪人，“永徽志文”记载字迹磨泐，难以辨认，但从字数看，应与之相当。就是说，王赟的故乡在今甘肃天水一带，此亦符合西魏北周时期，关陇贵族军功集团人士的出自地域。王赟曾祖王仁，担任魏大将军，叠州诸军事、叠州都督、兰香县开国公。祖父王绍担任北周使持节河州诸军事、河州刺史、略阳郡开国公，袭爵兰香县开国公。父亲王纲，隋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袭爵兰香县开国公。而“永徽志文”则没有明确记载王赟曾祖、祖父，而是笼统记载“祖安□镇秦陇”“祖安西将军兰香公”，甚至连先祖的名讳也不甚明确。其一，在袭爵兰香县开国公这件事上，两方墓志有共通之处。至于到底是王赟曾祖，还是祖父因建立功勋获得爵位，两方墓志的记载存在差异。其二，“贞观志文”载王赟的祖父王绍为“周使持节河州诸军事、河州刺史、略阳郡开国公”，而“永徽志文”则是记载王赟的父亲王纲“赠河州刺史”，即王纲的官职是死后予以追赠。两者显然也存在差异。其三，两方墓志制作前后相差十五年，而在王赟先祖官职及具体人物任职方面，其差别如此之大令人瞠目。“贞观志文”记载具体详细，但可能存在的问题也较明显，该志文撰写之时王赟已死亡二十五年之久，王赟死亡前后正是隋唐交替之时，或许存留隋末战乱期间具体人物的纪事简略，这些死亡人士的先祖状况更是如此；王赟之子王文度可能因年龄尚幼，对其先祖具体状况了解得也不多，故而在志文撰写过程中存在添盐着醋的嫌疑，也就是说，此时志文对其先祖记载得越是详细，极有可能存在问题越多。而“永徽志文”记载的相对简略模糊，有些记载不清楚是显而易见，此或许与其先祖任官的实际情况恰恰接近。当然，按照一般甄别墓志及其史料的惯例，时间较为接近者应该比较可信，只是依据常理，此前墓志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新撰写的墓志中将有所更正，并代表撰写者及家属的最新的看法。当然，是否后者也存在粉饰或者其他明显的问题，仍需认真考察，但至少从现有文本看，“永徽志文”字数相对前者略减，特别是对先祖的记载相对模糊，因而可以排除上述状况。

2．王赟的官任及事迹
“贞观志文”对于王赟年轻时节的事迹记载简略，只是引用东晋范宣、东汉班超，以及养由基、甘延寿等前朝名人典故，衬托王赟青年时节的文武抱负和行事规范。按：王赟大业十一年死于方州，享年50岁。依据古人记载年龄多为虚岁的惯例，王赟生年当为公元566年。墓志具体记载了开皇十九年(599)，时年33岁的王赟跟随尚书左仆射杨素出征，[19]因战功卓著，被授予仪同三司官职。次年，又官拜右车骑将军。
大业四年(608)，王赟转右卫道源府鹰扬郎将，不久转左武卫顺政府鹰扬郎将；十一年，官拜左卫武贲郎将，并于当年八月死于方州。
“永徽志文”记载王赟开皇年中起家为右亲卫。如上所述，开皇元年为581年，王赟时年15岁，按照一般理解，“开皇中”应是开皇十年以后，此时王赟25岁左右，其担当正七品的“亲卫”当没有问题。此后，王赟担任亲侍卫正、亲侍卫校尉。跟随尚书左仆射杨素出征突厥，应该就是在担当亲侍卫校尉之后的事情。不过，志文载王赟随后奉敕担当秦孝王进马。按：秦孝王即隋文帝第三子杨俊，其开皇二十年(600)六月死亡，[20]王赟担当秦孝王进马当是从突厥返回不久，到杨俊死亡止。开皇二十年六月以后，王赟转任“左翊卫道源府鹰扬郎将”。有关“进马”官职，唐代为殿中省属官，史载：“进马五人，正七品上。掌大陈设，戎服执鞭，居立杖马之左，视马进退。”[21]墓志载王赟曾担当秦孝王杨俊府邸“进马”，可见隋代已有“进马”官职之设置。另外，新公布《大唐故使持节夔州都督刘府君(行敏)墓志铭》中，载其父刘都“随起家为进马，公侯可复，苗秀方资，艳彩灭于春华，贞实爽于秋令”。[22]可见，隋代“进马”亦曾供职王府，其与唐代供职殿中省似有所不同。对此，应做进一步探讨。
大业八年(612)，王赟随隋炀帝出征高句丽，“以千夫之长，当一校之队。推毂行周，拒轮莫□，斩将搴旗之势，匹鸷鹗之制，□禽□□，摧坚之功，□□龙之吞□子”。正因如此，王赟得到隋炀帝嘉奖，擢拜为顺政郡太守，进勋秩正议大夫。从志文看，王赟似还参与讨伐杨玄感之乱战事，立有战功，并因此晋升为武贲郎将。按：武贲郎将为隋炀帝大业三年设置，其改十二卫护军为武贲郎将，每卫四人，正四品。也就是说，王赟此时担当正四品的武贲郎将。只是大业十一年王赟为什么率兵“南征”，是奉命为炀帝南下江都打前站布局，还是江淮地域张起绪、李子通等人起事，[23]炀帝派兵镇压？抑或其他我们并不知晓的原因使然？因没有史料佐证，亦在此存疑。不管如何，王赟死于遥远的方州，至于是到达方州不服南方水土患病死亡，还是行军打仗战死疆场，两方墓志记载均显隐晦，难以判断！正如“永徽志文”所述，“公虽身没王事，忠不上闻，名为国伤，赏不下逮，竟闻哀赠，时论哀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状况？笔者认为，其可能是大业十一年下半年炀帝先是兵困雁门，返回洛阳后各地又纷纷告急，因而或许并不知晓王赟将军死于南方的消息，抑或即使知晓，当时局势动荡难于收拾，炀帝本人及其隋室相关部门亦当无暇顾及！当然，这对于死者本人以及死者家庭来说，确实是一件难以抚平并颇为伤感的事情。不过，在王朝末年或政权更替的特殊年代，这种情况应习以为常并不少见。

可以看出，单对王赟事迹记载而言，“贞观志文”较为简略，而“永徽志文”不仅记载详细，而且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具体表现在王赟曾奉敕到秦孝王杨俊府邸担当进马官职，[24]大业八年跟随隋炀帝出征高句丽，并荣立战功，获得新的职位。[25]为什么两方墓志在对王赟具体事迹记载方面存在如此差异？即“永徽志文”增加或究明了王赟奉敕担当秦孝王杨俊府邸从官，以及隋炀帝出征高句丽事迹。笔者认为可能和以下几点原因分不开：首先，从贞观十四年到永徽六年，王赟之子王文度任职京城长安及其他地区，随着职位的提升，获得信息渠道的增加，对其父生前事迹或许有了新的了解。其次，贞观十年左右，正是唐太宗君臣总结隋亡教训，隋炀帝亲征高句丽导致隋亡，此时过多提及出征高句丽之事，或许是一件犯忌讳的事情，[26]故而在撰写的墓志中模糊处理，而永徽末年的氛围则恰恰相反。第三，时过境迁，在对其父王赟参与隋末征伐高句丽重大事件问题上，作为随从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并在辽东地域攻城略地的王文度，一定会有更深的感受，他在新的墓志中，将其父参与隋炀帝亲征高句丽事迹更加明确记录在案，进而成就一家两代人挺进辽东的辉煌和无奈。当然，辽东为高句丽人把控，此应是已不在人世的隋炀帝、唐太宗心头难以缓解的梗，因为时至永徽六年，高句丽问题仍迟迟未能解决。第四，永徽六年正是王文度人生最为得意之时，在此时间节点上，唐廷已再开实施打击高句丽战略。王文度利用为四十年前死于国事的父亲撰述墓志之机会，追寻父辈辽东征战足迹，特别是经过唐太宗亲征后举国上下对地处东北地域的高句丽的挞伐氛围中，[27]更能体现他的将门虎子本色，当然也是对自身所建功勋的夸示和标榜。
另外，依据《隋书》卷四五记载，秦孝王杨俊为隋文帝第三子，起初颇受其父嘉奖，但不久因生活豪奢，多次受到隋文帝责罚，并“免官，以王就第”。虽然有左武卫将军刘升、左仆射杨素、大都督皇甫统先后上表，请求赦免杨俊，但隋文帝似乎并没有宽宥儿子的意思。杨俊死后，隋文帝也只是“哭之数声而已”。[28]在杨俊行将死亡之前，安排王赟到其府邸任官，很可能是此前选拔其参与征伐突厥的老上司杨素请求隋文帝的结果，志文中“奉敕”字样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这一时期恰为杨俊患病弥留之际，到开皇二十年六月，杨俊病亡，虽然王赟奉敕到杨俊府邸可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这段经历对他来说，获得了与皇家接近的机会，只是此时杨俊已病入膏肓并深受打压，只是一位被丢弃、被同情的废人而已！至于这段经历对王赟仕途是好是坏，单从现存墓志文字看，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3．王赟的夫人晋阳李氏
“永徽志文”中增加了王赟夫人晋阳李氏的资料。即“夫人晋阳郡李氏，四德克宣，六行是举，自宜其家室；爰主中馈，工备组紃，□光内则。既而龙分剑匣，空切武昌之水，鸾悲陇树，终期韩氏之茔”。按：四德出自《周礼·天官·内宰》，指妇女应具备“德、言、容、功”，六行指妇女要遵从的“孝、友、睦、姻、任、恤”。首先从志文看，李氏完全具备这些美德。[29]除此之外，李氏勤于家政，里外一把手，但人生苦短，李氏仍然难免最终别于人世之归途。其次，从志文下句“胤子王文度”看，李氏应该就是王文度的生母。只是“贞观志文”中为什么没有提及李氏，因没有史料记载，难以作论。笔者推测其中原因，或许当时王赟还有其他夫人在世，王文度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执，故而在墓志中均不予提及，而十五年之后其他人已经过世，这样就将李氏事迹载于新镌刻的志文之中，此或许就是时隔十五年之后，王文度制作其父第二方墓志的真正原因。当然，也有一种可能，这就是贞观十四年李氏仍然健在，墓志志文中不便记载，永徽六年前李氏已经死亡，作为儿子的王文度将母亲的尸骨放入贞观十四年迁葬制作的坟茔，进而撰写新的墓志，明确说明其中未尽事宜。从一般情理看，后者的可能性似比较大。

2．王文度的年龄
笔者在上述发表于《唐史论丛》有关王文度事迹考述论文中，曾对王文度的年龄有所爬疏考辨，[40]认为王文度死亡前年龄当在60岁上下，但当时只是依据一般的信息史料，以及王文度任官履历所做的大胆推证，其具体如何，确实还没有百分之百的实据和把握。而王文度父亲王赟两方墓志的出土面世，至少可为进一步探讨王文度年龄问题提供新的依据。
依据两方墓志，王赟大业十一年死于方州，享年50岁。按照古代一般以每代人20岁间隔区分惯例，王文度的生年大约在公元586年。然而，“永徽志文”中提到王文度“昔在童孺，早丁艰棘，陷仇人之垒，莫申灌夫之志；展四极之虑，庶竭董永之资”信息。就是说，当大业十一年其父王赟死于方州之时，王文度还处在儿童或幼年的年龄段；另依学界一般的年龄阶段界定，此时王文度年龄约在10岁上下。也就是说，王文度的生年大约在仁寿末或大业初，即公元605年左右。当然，王文度是否有兄长或者姐姐，志文中没有提及，我们只知道王文度为王赟的“胤子”，即嗣子。或许王文度在唐朝开国各种征战中建立功勋，在其家族中声名显赫，故而切实承担“嗣子”重任，这种情况在其他墓志中亦多有呈现，在此不赘。如果上述推论可以成立的话，贞观十四年王文度担当廓州刺史之时，其年龄约为35岁；永徽五年(654)五月随唐高宗前往万年宫避暑，当时一起到达万年宫三品以上官员可在御制万年宫铭碑阴题名，王文度以“右武侯将军上柱国晋阳县开国侯”身份，与当时著名臣僚军将长孙无忌、李勣、褚遂良、尉迟敬德，以及王子、藩属国使臣等一起题名于碑阴，成为传颂一时的佳话。[41]此时王文度年近50，官拜从三品右武侯将军上柱国晋阳县开国侯，意气风发。也正是在随后的永徽六年二月，王文度将其母亲的尸骨与父亲合葬一起，并请人为其父亲撰写第二方墓志。可能正是这种极其顺境的人生氛围，导致显庆初年王文度作为副大总管，随大将军程知节出征西突厥，嫉贤妒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矫诏发号施令调动军队，斩杀俘虏，进而造成很坏的影响。正因如此，王文度返回长安后，受到“坐矫诏当死，特除名”[42]处罚，迎来其一生中最大的挫折。
王文度660年九月奉诏以“左卫中郎将熊津都督”帅兵前往百济战场，但渡海不久就猝死，[43]其具体地点在新罗三年山城附近。[44]王文度死亡年龄，笔者推定为60岁左右，但王文度父亲王赟墓志的出土，为了解王文度的年龄提供了新的资料。依据王赟墓志，王文度的年龄似应在原来推定基础上提前五岁左右。即王文度死亡时年龄大约为55岁，如此界定可能会更准确一些。
依据“永徽志文”，王文度母亲为晋阳郡李氏，而王文度官拜“右武侯将军上柱国晋阳县开国侯”，两者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关联？是因父亲早年去世并未有特别显赫的官爵，母亲李氏出自晋阳郡，王文度因此以母亲的郡望作为爵位依据？还是因其他不知晓的原因，唐廷封赏王文度为晋阳县开国侯，母以子贵，后被封为晋阳郡夫人，而志文撰写者恰恰漏写“夫人”两字？其是否如此，因没有详细具体的史料说明，在此只好将问题提出，以待新的史料面世再做讨论。

3．王文度出征百济的官职
如上所述，“永徽志文”中记载王文度官职为“上柱国右武侯将军”，在此之前永徽五年(654)的《万年宫碑阴题名》中，王文度署名官职为“右武侯将军上柱国晋阳县开国侯”。就是说，永徽末王文度的官职没有大的变化，即担当从三品的右武侯将军及上柱国等。然而，经过显庆初年以副大总管身份，随同大将军程知节帅军出征西突厥，因矫诏杀俘、嫉贤妒能“坐矫诏当死，特除名”，从三品的官职因此也化为乌有，进而成为一介平民百姓。
显庆五年(660)九月唐廷重新启用王文度，至于唐廷为什么此时启用王文度，上述论文中已有论述，在此不赘。据《旧唐书》卷八四《刘仁轨传》和《新唐书》卷二二○《东夷传·百济》等史书记载，出征百济之时王文度的官职为“左卫中郎将”，即以左卫中郎将身份出任熊津都督。“左卫中郎将”为正四品，而上述无论是“右武侯将军”，还是担当副大总管当时，均为从三品官职，就是说，唐廷启用被削官为民的王文度出征百济，担当熊津都督，其实并非官复原职，而是降级使用，让其戴罪立功，并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但惋惜的是，王文度没有如唐廷之意愿，因身体的缘故命丧朝鲜半岛。而他所任官职，虽有之前《万年宫碑阴题名》署名从三品右武侯将军官职存在，而“永徽志文”则提供了新的佐证。也就是说，唐廷在任命出征将领之时，可能依据一定的规范，以及域外作战所面临的险恶环境，对于曾经犯有罪责者，其职权的给予还是比较谨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