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文新堂萧闲山房评本涉嫌作伪的若干疑点
从源头上说,程本系统实际上是脂本系统的一个分支(程甲本实际以甲辰本为底本)。程甲本、程乙本刊印之后相继被不同书商翻刻,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程本系统。其中,东观阁白文本是目前已知的程甲本的最早翻刻本,大约刊刻于乾隆末年,当时并无评语。到了嘉庆十六年(1811年),东观阁重新刊刻了一种带有批语的版本,即东观阁评本。再往后,东观阁评本又其它书商再次翻刻,比如文畬堂本。由此,在程本这个大系统之下,形成了一个东观阁诸本的小系统。从正文的角度说,东观阁白文本肯定早于嘉庆五年(1800年)的张汝执手批本。但由于东观阁白文本没有批语,所以从评本的角度说,张汝执才是脂砚斋之后的系统评红第一人,也是系统点评程本《红楼梦》的第一人。这也是以前《红楼梦》版本研究学上的一个基本常识。而文新堂刊本的面世,有可能动摇上述常识,只是文新堂刊本自身真伪难辨,尚存在若干疑点。
假设文新堂刊本确为嘉庆四年(1799年)之真本,则文新堂萧闲山房评本早于张汝执评本一年。脂砚斋之后的系统评红第一人、系统点评程本第一人,这两个殊荣确实该由张汝执手里转归萧闲山房所有。但文新堂刊本的真实性却显然并不是确凿无疑的。最大的疑点是,萧闲山房评语与东观阁评语的内容基本一致,文新堂刊本已经删去了东观阁白文本版记上的“东观阁梓行”字样,改为“萧闲山房评点”、“文新堂梓行”字样。而东观阁评本以及更晚的文畬堂本的版记上却沿袭的却是“东观阁梓行”,而非“萧闲山房评点”、“文新堂梓行”。若按陈守志、兰良永等人的观点,文新堂刊本在前、东观阁评本在后,东观阁评语是抄自萧闲山房评语,文新堂刊本以下的各子本、孙本,皆应淘汰“东观阁梓行”,转用“文新堂梓行”才符合逻辑。如何子本、孙本皆不传承父本,反倒跳过父本,出现了“返祖”现象?事实上,若文新堂刊本及萧闲山房评语反依据东观阁白文本、东观阁评语而伪造,并反过来假托是嘉庆四年己未(1799年)刊刻,这个疑点倒很容易得到解释:东观阁诸本系统中原本就没有“文新堂梓行”一说,诸本皆沿袭“东观阁梓行”理所当然。
再一点,陈守志再三举萧闲山房评语的文字质量优于东观阁评语的例子,来证明文新堂本早于东观阁评本。但实际上,东观阁评语亦有文字质量优于萧闲山房评语之处。比如,第22回宝玉回思宝钗推荐的这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东观阁评语是“已有飘然之意”,萧闲山房评语“已有飘然之走”。后者语句根本就不通!更何况从情理上说,宝玉此刻只是开启了飘然出尘的念头。“已有”的仅仅是“意”,而非是“走”。此时此刻“意”仅存于心中,尚未化为“走”这个实际行动。陈守志固然认为“飘然之走”乃是“直接照应了后文宝玉出走”,又焉知不是后人为附会“直接照应后文宝玉出走”云云而反过来改“飘然之意”为“飘然之走”?
此外,还有一个疑点。所有版记题有“东观阁梓行”字样的版本,包括东观阁白文本、东观阁评本、文畬堂本等均未标明东观阁主人的真名实姓。后世研究者依据法式善《梧门诗话》方知悉东观阁主人名王德化,字珠峰,江西金溪人,东观阁系王德化在京师琉璃厂开办的书肆名称。文新堂刊本上却有文新主人识语云:“……复又王东观氏刊刻印刷,颇云成书……”直接点出东观阁主人姓王。这位文新主人又是从何知晓东观阁主人的真实姓氏?按兰良永观点,文新堂主人亦是江西金溪书商,为王德化同乡。若如此,东观阁与文新堂应该往来密切,后来的东观阁评本、文畬堂本的刊刻者亦当知文新堂存在。却为何只提东观阁,对文新堂、萧闲山房只字不提?抑或是后人依据法式善《梧门诗话》知晓了东观阁主人的真实姓氏和籍贯,再假托其金溪同乡文新主人之名撰此伪序?若如此,后来的刊刻者只知东观阁,而不知文新堂、萧闲山房,倒是顺理成章。
总而言之,文新堂刊本呈现出的这些特点,似有一种刻意标榜自身早出却又与已有版本传承常识不甚接榫的迹象。所以,笔者不建议将脂砚斋之后的系统评红第一人和系统点评程本第一人的头衔转归文新主人或萧闲山房所有,最起码在文新堂刊本澄清这些疑点之前不宜如此。目前还是仍应以张汝执作为脂砚斋以后评红第一人和系统评点程本第一人为是。
从源头上说,程本系统实际上是脂本系统的一个分支(程甲本实际以甲辰本为底本)。程甲本、程乙本刊印之后相继被不同书商翻刻,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程本系统。其中,东观阁白文本是目前已知的程甲本的最早翻刻本,大约刊刻于乾隆末年,当时并无评语。到了嘉庆十六年(1811年),东观阁重新刊刻了一种带有批语的版本,即东观阁评本。再往后,东观阁评本又其它书商再次翻刻,比如文畬堂本。由此,在程本这个大系统之下,形成了一个东观阁诸本的小系统。从正文的角度说,东观阁白文本肯定早于嘉庆五年(1800年)的张汝执手批本。但由于东观阁白文本没有批语,所以从评本的角度说,张汝执才是脂砚斋之后的系统评红第一人,也是系统点评程本《红楼梦》的第一人。这也是以前《红楼梦》版本研究学上的一个基本常识。而文新堂刊本的面世,有可能动摇上述常识,只是文新堂刊本自身真伪难辨,尚存在若干疑点。
假设文新堂刊本确为嘉庆四年(1799年)之真本,则文新堂萧闲山房评本早于张汝执评本一年。脂砚斋之后的系统评红第一人、系统点评程本第一人,这两个殊荣确实该由张汝执手里转归萧闲山房所有。但文新堂刊本的真实性却显然并不是确凿无疑的。最大的疑点是,萧闲山房评语与东观阁评语的内容基本一致,文新堂刊本已经删去了东观阁白文本版记上的“东观阁梓行”字样,改为“萧闲山房评点”、“文新堂梓行”字样。而东观阁评本以及更晚的文畬堂本的版记上却沿袭的却是“东观阁梓行”,而非“萧闲山房评点”、“文新堂梓行”。若按陈守志、兰良永等人的观点,文新堂刊本在前、东观阁评本在后,东观阁评语是抄自萧闲山房评语,文新堂刊本以下的各子本、孙本,皆应淘汰“东观阁梓行”,转用“文新堂梓行”才符合逻辑。如何子本、孙本皆不传承父本,反倒跳过父本,出现了“返祖”现象?事实上,若文新堂刊本及萧闲山房评语反依据东观阁白文本、东观阁评语而伪造,并反过来假托是嘉庆四年己未(1799年)刊刻,这个疑点倒很容易得到解释:东观阁诸本系统中原本就没有“文新堂梓行”一说,诸本皆沿袭“东观阁梓行”理所当然。
再一点,陈守志再三举萧闲山房评语的文字质量优于东观阁评语的例子,来证明文新堂本早于东观阁评本。但实际上,东观阁评语亦有文字质量优于萧闲山房评语之处。比如,第22回宝玉回思宝钗推荐的这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东观阁评语是“已有飘然之意”,萧闲山房评语“已有飘然之走”。后者语句根本就不通!更何况从情理上说,宝玉此刻只是开启了飘然出尘的念头。“已有”的仅仅是“意”,而非是“走”。此时此刻“意”仅存于心中,尚未化为“走”这个实际行动。陈守志固然认为“飘然之走”乃是“直接照应了后文宝玉出走”,又焉知不是后人为附会“直接照应后文宝玉出走”云云而反过来改“飘然之意”为“飘然之走”?
此外,还有一个疑点。所有版记题有“东观阁梓行”字样的版本,包括东观阁白文本、东观阁评本、文畬堂本等均未标明东观阁主人的真名实姓。后世研究者依据法式善《梧门诗话》方知悉东观阁主人名王德化,字珠峰,江西金溪人,东观阁系王德化在京师琉璃厂开办的书肆名称。文新堂刊本上却有文新主人识语云:“……复又王东观氏刊刻印刷,颇云成书……”直接点出东观阁主人姓王。这位文新主人又是从何知晓东观阁主人的真实姓氏?按兰良永观点,文新堂主人亦是江西金溪书商,为王德化同乡。若如此,东观阁与文新堂应该往来密切,后来的东观阁评本、文畬堂本的刊刻者亦当知文新堂存在。却为何只提东观阁,对文新堂、萧闲山房只字不提?抑或是后人依据法式善《梧门诗话》知晓了东观阁主人的真实姓氏和籍贯,再假托其金溪同乡文新主人之名撰此伪序?若如此,后来的刊刻者只知东观阁,而不知文新堂、萧闲山房,倒是顺理成章。
总而言之,文新堂刊本呈现出的这些特点,似有一种刻意标榜自身早出却又与已有版本传承常识不甚接榫的迹象。所以,笔者不建议将脂砚斋之后的系统评红第一人和系统点评程本第一人的头衔转归文新主人或萧闲山房所有,最起码在文新堂刊本澄清这些疑点之前不宜如此。目前还是仍应以张汝执作为脂砚斋以后评红第一人和系统评点程本第一人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