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荐举的李陵是德才兼备的英雄，是杰出军事将领，他孤军奋战被俘不是他的责任，即使沦落草原仍杀了为敌服务的汉奸，而且照顾苏武，报答匈奴不杀之恩后也促成汉匈议和。李陵后裔脱离匈奴，成为鲜卑拓拔部和坚昆人，李陵不是危害民族的汉奸。

司马迁是太史有举用尚书、御史等人才的职权，卫宏和张守节都说他举李陵，所以可以判断司马迁在李陵获罪的天汉时已经去世，那个和李陵不熟替他辩解的是司马迁儿子。

司马迁举李陵：司马迁和李陵的关系是历代专制统治者诋毁司马迁的重要依据，反动统治者要求臣民愚忠，无条件服从统治者压迫，把李陵丑化成汉奸、叛国，是专制文化的立场。现代立场即使百姓受压迫反抗都正当，不再被诬蔑为贼寇，确立人民起义的合法合理性。李陵这类统治阶级中遭迫害的人反抗压迫也是合理，只要看这种反抗是否利国利民。司马迁尽管只是荐举李陵不像通常认为的为李陵求情，但是即使求情也是无可厚非的。在西汉时代愚忠伦理还不占主流，主动叛汉的韩王、燕王的人逃到匈奴尚且赦免，仍在汉朝被重用，李陵在激战后被俘不是叛国，更何况他被冤枉家人遭到无辜杀害，即使背叛汉朝现代看也是合理，汉朝虽然到汉哀帝通常仍把匈奴当外国不具备司马迁的民族观，但从现代看匈奴也可以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像南越、西南夷同样，只是没有正式列入中央行政版图。李陵是司马迁荐举的人才，自然不是等闲无能，同样也像司马迁有进步的民族思想和平等意识，也像司马迁那样爱国，不是仅爱汉政权。李陵也爱汉朝，甚至冒着杀身之祸刺杀为匈奴训练攻打汉朝军队的人，为此逃避阏氏到更远的北方。他终身没有率兵攻打汉朝侵占尺寸汉土，唯一与汉朝交锋也是尽保卫匈奴的责任，在匈奴境内与汉军作战，而且还不是主帅，在匈奴大将手下当副手，所以李陵不是汉奸，没有损害汉朝利益，只是报答了匈奴的恩情。李陵的地位决定他反对匈奴侵汉杀训练匈奴侵汉的人，也反对汉攻打匈奴，保卫匈奴，不希望双方的内战，到汉昭帝时汉匈议和时他是赞成的。从李陵保护和尊敬苏武也能看出他正直、仁义的本性，他的才能智略没能为汉朝贡献是可惜的，司马迁在病逝前举荐他也是对汉朝最后的贡献，若能合理任用也许汉朝时草原就列入中央政府行政版图，结果到东汉匈奴还仍是汉朝的祸患。李陵虽然是汉朝弃臣却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对中国的贡献远比对汉政府的贡献大，李陵在北方草原建立起势力很强的中原裔民族集团，他的后裔在北方草原仅南北朝记载就有上百的部落和种姓。南北朝时期更有很多拥护中原文化，促进北方的统一的杰出人物都是李陵的后裔。直到唐朝以前封建愚忠伦理还不是很盛行，更多的是良臣择主而事，贤君因才而用，延续战国时开始的贤才去就自由、汉代孝先于忠的伦理，所以没人诟病徐庶、邴原的言行。在唐宋以前也没人过度诋毁李陵，兄弟民族甚至不是李陵后裔的也愿意把他奉为祖先，李陵在民族团结和融合的作用，对中国的贡献之大远不是封建社会当时能理解和想象的。唐宋以后随着宣扬忠节、愚忠的加强，甚至把汉代孝先于忠改为忠孝不能两全，以忠为先的思想立场，对李陵的评价也开始逆转，诋毁批判的力度逐步加强。到明朝通俗历史小说盛行时期，李陵更是被贬低成汉奸叛贼，实际也体现了统治阶级竭力宣扬要无条件效忠、顺从统治者的幻想。司马迁荐举李陵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直到现代才逐渐被客观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