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匆匆，转瞬之间，我当选为“中国好人”已经整整五周年了。
回想起我入选“中国好人”的经历和整个过程，可谓：好事多磨，一波三折！
我第一次参加“中国好人”的评选，是在2013年4月。那时，我与陈海霞和另外一名本市道德模范被市文明办逐级推举到中央文明办，参加当月“中国好人”的评选，那个月，我铩羽而归，陈海霞当选为“中国好人”，她也是金昌市第一个“中国好人”。
三个月之后，我又与王建春及另外两名候选人参加7月份的“中国好人”评选。虽然有许多亲朋好友帮我投了票，但我还是和第一次一样落了榜，只有王建春脱颖而出，成为金昌市第二名“中国好人”。
在接下来的近三年时间里，我又前后三次被列入候选人名单，但又与前两次一样落选。说实在的，我当时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这几年当中，还发生过这样一个现象：有人主动联系我，表示要帮助我投票！那是在2014年春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位陌生女士的来电，在核实我的名字之后，她——我都不知道她是如何得知我的手机号码的——表示可以在自己操控的“公司”为我投票，保证我当选，但前提是我要向他们支付一笔报酬！
我说话的语气很客气，但态度很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在我的印象中，荣誉可以去争取，但是，荣誉不是花钱买来的。无论我当选与否，如果一旦加入金钱的元素，那么，这项荣誉也就变了味，失去其本身的意义了。换句话说，宁可选不上“中国好人”，我也不会花钱去买选票，我可不是当年北洋政府的“贿选总统”曹辊！
还记得潘汉年同志吗？解放初期，他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当时有人劝他将多年来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的经历写出来加以宣传，被汉年同志拒绝了。您知道潘市长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吗？他说：“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
我虽然有着各种缺点和不足，但我深信，自己做人的原则并不“着底”。
就这样，前后五次参选都先后失利后，我内心深处也不高兴，油然产生了一种失落感。但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后悔过当初拒绝那几个“公司”的建议。按照中国人诸事反思已过的做法，我开始想：自己是不是太在意这些身外之物了？当初开始步入无偿献血、回报社会这条路的时候，我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能够献血救人，自己就很高兴、很快乐了。现在呢，是不是自己拿的金质奖章和各项荣誉多了、也进过人民大会堂了，反而考虑的也多了？这样不好，人生在世，应当凭良心去办事，用良知来处世，做到仰无愧于天，俯不祚于民，大丈夫当如是也。我应该象当初那样，以一种平常的心态来看待世界、看待人生。这不是很好吗？
于是，我决定：不管了！我不参与评选了，行不？
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2016年2月，中央文明办第六次把我的名字列入了候选人名单。这一次，我没有请亲朋好友帮我投票，我由于担心又一次落选丢面子，没有参加这次投票，甚至没有告诉别人这件事，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静静地观看事态的发展。
没想到，3月初，中国文明办在江苏淮安召开了会议并推出了108名上榜的“中国好人”。诺大一个甘肃省，只有我和兰州市的张荣庭先生当选。这一次，省文明办的速度很快：3月4日就以《甘肃好人周欣、张荣庭荣登2月中国好人榜》为题，在甘肃文明网的网页上发布了新闻。
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屈指算来，我是金昌市第21个中国好人，也是金川集团公司在职职工当中第一个中国好人。
有人说，退休职工杜老早就当选为中国好人了，而且，有金川公司工作背景的“中国好人”还有好几个呢！
没错，但包括杜老在内的这些“中国好人”都是金川公司的退休职工。在职职工当选“中国好人”的，我是第一个，汽运的孙道兵是第二个。去年，“大国工匠”潘从明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了。
不过，当选了“中国好人”之后，这五年来我还是一如既往地踏实工作，在工作之余，除了参加一些公益活动之外，还是像过去那样看书、写作，生活与过去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相比五年前，多了一份《荣誉证书》，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