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学术上的力量也不可小觑。英国教授Willard Thorp的妻子Margaret Farrand Thorp（1891-1970）经常协助丈夫进行研究工作，同时也独立进行文学创作。1949年，她出版了一本名为《女性的说服力：六个意志坚定的女人》（Female Persuasion: Six Strong-Minded Women）的书，书中谈到她作为一名女性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与生活的点点滴滴时，她打趣说：“我们在从事教师妻子这一愉快职业时，普林斯顿大学对女性的明显敌意（ hostility ）常常让我们觉得十分搞笑。敌意这个词用在这里可能太过强烈。实际上，对这所大学来说，女性压根儿不存在。”
今天看来，这些敌意确实非常“搞笑”：
1932级的一名学生说：“如果普林斯顿开始男女同校，普林斯顿将不再是普林斯顿，它将死去，我也将失去我的母校。”
1936年，一名学生说：“女生们穿着扰乱人心的迷你裙在运动场上嬉戏将会冲淡普林斯顿坚固的男子气概。”
1940年，一位心怀不满的学生无疑讲出了许多校友的心声，称普林斯顿的管理部门为“该死的母权制”（Damned Matriarchy）。
1955级的一名学生说：“普林斯顿如此成功，要归功于男性之间的珍贵友情，破坏这种特殊的精神已经够糟了。女学生将会削弱普林斯顿对整个国家的贡献，女性的天然属性注定了她们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教育和才能绝不可能与全职工作的男性相媲美。”
……
在反对混合性别教育的制度上，普林斯顿大学绝不是独一无二的。耶鲁大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耶鲁大学校长Kingman Brewster Jr.（1963-1977在任）在实行本科男女共同教育的第一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向校友承诺学校将培养“1000名男性领导者”，明确表示本科女性仅仅是耶鲁大学的附属组织，绝对不会成为学校的中坚力量。
总之，人们坚信，女性不属于学术的殿堂。

然而，到40年代初，女性还是不可阻挡地踏上了普林斯顿的正式研究岗位。1942年，物理学家Elda Emma Anderson（1899-1961）到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物理系的访问研究助理；1943年，五名女性来到普林斯顿，教授土耳其语、各种欧洲语言和斯拉夫语言；五年后，产业关系学科组副组长Helen Baker成为第一位被校董会授予副教授职位的女性。
随着女性教师和女性研究人员的涌入，女学生也逐渐融入大学系统。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工的妻女们已经非正式地参与了多年的课程学习，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学校才第一次允许女性正式报名参加大学课程：23名女性参加了政府资助的摄影测量课程。1947年，为了更好地准备图书馆中俄罗斯文学部分的拓展工作，图书馆的三名女性员工参加了一个俄语启蒙课程，与男性本科生一起学习。至此，普林斯顿的性别混合教育算是真正踏出了第一步，然而，发展到第一届共同参加毕业典礼的男女混合班级，还将需要漫长的二十多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