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第一项大规模史学工程是《清 史》编纂，而清史编纂工作首先遇到的难题是体例方面的争议，如果就事论事地讨论这些问题，会觉得各有各的道理，很难得出结论。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 须对新修清史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清史地位确定了，对争议的事件便有了判断的标准，于是，我们便有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一、清史的定位问题
清史的定位问题其实就是写一部什么样的清史的问题。就目前的史学发展趋势看，清史可以有三种定位，其一，清朝史；其二，清代中国史；其三，清代中国人史。
新 世纪所写的中国史，当然不应是清朝史。清朝史的写法，是继承传统的史学范畴，它的主题其实就是清朝廷统治中国的历史，或者说是爱新觉罗氏统治中国史；若将 明史作为范例，那就意味着写一部朱氏家族统治中国史。但是，这一体例的局限性早已受到新史学的批判，例如梁启超将二十四史批为帝王家谱，因为，这一体例必 然使清史围绕着帝王运作，而不能反映全面的清代中国史。由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史学家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这里不再重复。
现在所写的清史，也 不可能是清代中国人史。将对朝代史的研究转到人民方面，这是史学的进步。但怎样写一部成功的人民史，至今没有很成功的例子，也就是说，怎样才算一部全面的 人民史，我们至今在心中无数。我们不知道写一部中国人史应当要写那些方面，写足了那些方面，才算是一部完整的中国人民史。人民史本质上是无限的，每一个人 的生活，都可纳入人民史的范畴，写人民史，难道要写四亿人的历史？如果只写其中一部分人，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些人可以代表其他人？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 前，所谓的人民史，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历史？现代史学还无法解决，没有现存的体例可以参考，冒然涉足我们所不熟悉的体例，成功可能性不大。我们只能做我们比 较熟悉的题材，也就是将清史的范围局限于国史的范畴之内。
我们所写的清史，应当是一部清代中国史，它的定位是国史，清代的国家史，它所含的 内容要比清朝史更广一些，但还不如清代中国人史广泛。如果写清朝史，它的内容主要是清代的政治史，而国家的其他重要内容--例如经济、文化方面，都不在传 统的朝代史范畴。而我们写清代国史，就不能不写经济文化内容。新的国史，当然要给经济史以较高的地位。经济的增长是现代国家的主题，对清史的看法，若是从 皇族转向平民，就得重视经济史，而且，应当以经济史为其重要的内容。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应有一个历史的探寻，这是清史离不开经济史的原因。对现代人 来说，他们最想参考的也许是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亦即清代中国经济史的真况。经济是国家发展的主要指标，也是主要线索，因此，不可离开这一点。其次， 文化也是重要的方面，若要衡量清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文化才是最重要的。清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应是以考据为主的乾嘉学派，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小说，总汇古 代文化精华的四库全书，发展成熟的科举制度，离开这一些，光写政治史，不就只剩下窝里斗史？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评价清代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国史应当 体现这一代中国人的主要文化成就及经济发展水平。
二、国史定位与体例问题
倘若我们将清史定位为清代中国史，或者说是清代国史，对许多问题就有了判断的标准。
第 一，关于《天文志》要不要收入的问题。在前《二十四史》中，《天文志》是一部最重要的志书，每每被列为首位。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既有天文影响国运的 想法，某种天象的出现，被视为“天”的意志，所谓泰山崩裂、黄河断流，星宿流逝，都被视为上天对帝王的警告，或者是对人间大事发生的预警。倘若这一理论成 立，天文志当然是最重要的，天象已经出现了预警，人间就应当按照天象行事，否则，逆天行事，就会受到惩罚。对于古人来说，以天象示警来告告诫帝王，是改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