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
二、病痛缠身,饱受煎熬
母亲十九岁出嫁,带着她的凄凉身世来到国庄子陈家。
出嫁并没有彻底改变母亲的命运。母亲才过门的时候,父亲家是个有着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因为世道不同,在那时的日常生活中,女人、孩子与成年男人们是不同的伙食标准,也不能同桌吃饭。男人们要出去干活、挣钱,伙食安排的好一些,而女人们每天要同男人们一样下地,回到家里还要喂猪、做饭,承担所有的家务劳动,但她们的饭食总是最差的:主食主要是玉米面窝头或红高粱米饭,下饭菜常常是家里切碎的芥菜疙瘩或咸菜樱子。听老人们回忆,春、夏、秋三季,从自家菜园割上几把小葱,再从咸菜缸里舀点盐水——生葱沾盐水,经常是女眷和孩子们饭桌上的一道主菜。
父母都是极为要强的人。分家单过之后,为了尽快完成“原始积累”,他们须一切从头做起。
对母亲而言,未分家时生活清苦,终日劳作;分家后,儿女频有夭折,在成家后的四十多年里,母亲没有一天
不在同自己的不幸命运抗争,从没有过上几天轻松舒心的日子。幼年的苦难、成家后的艰辛,加上子女屡屡夭
亡的精神摧残,导致母亲浑身是病。在母亲所有疾患中,最遭折磨的是咳喘病。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每年入
冬以后,母亲的咳喘病三天两头发作,症状严重时,她彻夜不能入睡,只能通宵达旦地坐在那里,抱上个枕头
艰难地咳喘,极为痛苦地挨过漫漫长夜。依照农村的土办法,病人夜里咳嗽不止时,吃上几瓣橘子或几片酸梨
顶一顶,也能“压压咳嗽”,缓解一点症状。因为舍不得花钱,母亲从来不肯买几个水果留给自己压咳嗽。看着
母亲的痛苦表情,少不经事的我们没有什么好办法为她排解病痛,只能暗中跟着着急。
许是病弱所致,我十几岁的时候,一次母亲在院子里干活过程中突然晕厥倒地。当时把我吓懵了,赶紧和三弟手忙脚乱地将她抬进里屋的炕上。母亲醒来时已经大汗淋漓。见我们惊慌失措地站在她旁边,母亲连声说没事儿,她稍稍平静了一会,又挣扎着爬起身来,继续做那些永无休止的家务。从那儿以后,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重的、挥之不去的阴影。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那么几年我的心理负担很重,经常为此惴惴不安,害怕母亲的病情出现重大反复,尤其害怕母亲哪一天真的撒手人寰丢下我们。由于心事太重,有时我甚至害怕见到村里的谁家操办丧事。
在我离家之前,记得母亲曾多次对我说,她两只手很没劲儿,用手拧拧洗过的衣服很吃力,有时不得不叫我帮忙。此情此景,令我至今记忆犹深。母亲是非常坚强的人,才五十几岁就自叹体力不济,可见早年的遭遇过多地透支了她的体质。在贫穷落后的年月,“坐月子”生小孩是女人的一大劫难。祖母早逝,我们姥家没人,据我所知,母亲坐月子从没有谁伺候过她。相反,从炕上到地下,从缝补洗涮到一日三餐,所有这些家务活,即使在月子里,母亲也也要一点一点干完。母亲生四弟时已经46岁了,那年我八岁。记得半夜被婴儿的啼声惊醒,听到父亲起来抱柴禾烧了点水,翻出点草纸,帮母亲简单收拾了一下,屋子里很快恢复了夜半的宁静。天亮后,母亲仍旧拖着她那衰弱的身子为我们点火做饭。尽管身体羸弱,病痛缠身,但母亲对家人的眷眷之心、殷殷之情,没有丝毫的改变。在母亲自感身体状况最差的时候,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我的身体怕是很难复原了,你们大了不用我担心,而你爸爸上了岁数,如果我早走一步,最放心不下的是他啊!
母亲夙兴夜寐,终生操劳,从未停止过奔波。被“入社”之前,母亲每天拖着一双因幼时裹足而严重畸化的小脚,在几块菜园子里往来奔波、忙活,经常是两头不见太阳。被“入社”以后,年近半百的母亲还要坚持下地干活,一天下来才能挣到三个半工分,只相当于一个男劳力三分之一。当时的工分值低得可怜。由于劳力少,每到年终决算时,我们只能拿回一张负收入的纸条——或多或少,我们家总要欠生产队的钱。
从单干户的家庭主妇到农业社的社员,母亲不管到那里干活,不管回到家多晚、多累,也不管自己身上有多大的毛病,一家人每天那几顿饭,她必须及时做好并伺候到饭桌上。此外,从头上到脚下,全家人的穿戴,都靠母亲的两只手一针一线地缝制出来。至今留给我记忆最深的,是母亲洗染旧衣旧布、穿针引线、缝缝补补的瘦弱身影。旧时的照明条件极差,最早是酥油灯,后来是稍稍亮点的煤油灯,母亲每个晚上都是在昏暗的油灯下度过的。在针线活中,做鞋最费劲。从“打夹纸(集敛碎布粘贴晾干后做鞋用)”、搓麻绳开始,纳鞋底、缝鞋帮,做一双鞋要几天的功夫。父亲干活多穿鞋费,他的大鞋最难做;除了穿的鞋子,上中学的哥哥要练短跑,双腿都要绑上铁砂袋,母亲还要按照哥哥要求的样式去缝制沙袋;我和两个弟弟到处疯跑穿鞋最费,所有这些,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地缝制出来。
春节前,是母亲一年中家务活最多的时候。虽然一年到头扯不了多少新布,但到过年的时候,从上到下,我们全家每个人的身上都要见见新。进入腊月,母亲买来几袋青色或兰色染料,开始架锅煮染那些褪了色的旧布。无论是旧布新布,粗布洋布,经母亲洗染裁制,总能让我们穿上像模像样、可身入时的新衣裳。
母亲过日子极为节俭,就连拆旧衣服时扯断、扯碎的破“氆褫(零碎布片、布条)”,她也要收集起来打夹纸做鞋。过惯了紧巴日子,她把许多时间花在了“毁”衣裳上(即旧衣服翻新)。母亲常叹自己是“穷汉妻的命”,她常念叨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记忆中,母亲的手头从来没有闲下过。给镇里的鞋铺纳鞋底,每双可以挣到一两毛钱的手工费。除忙活一家人从头到脚的衣着,为了挣几毛钱、几块钱的手工费,有时母亲还要给鞋铺纳一些鞋底。
在60年饥饿难捱的日子里,最受熬煎的就是母亲。自己还清楚地记得,偶尔从生产队分回一些青棒子,母亲一粒一粒搓下来,再用小磨磨出来给我们贴饼子,自己一个也舍不得吃。我们每天只能从大食堂打回来很少的几个窝头和半盆稀粥,母亲总是把窝头留给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她自己只喝点剩粥、吃点野菜聊以充饥。到了开春,干活很多、身体非常虚弱的母亲第一个出现浮肿,从脚面延伸到小腿,表皮胀得发亮,一摁一个深坑儿。在几年“低指标、瓜菜代”磨难中,我们家只有母亲一个人患上了浮肿病。
转年大食堂解散,但解散食堂并没有给饿肚皮的人们带任何福音。一天到晚地东跑西跑,我们哥几个从来不闹什么毛病,胃口总是那么好。粮店供应的那点可怜的指标粮,远不能让全家人果腹。为了我们长身体,母亲量入为出,精打细算,或是将大米和白菜混到一起熬一锅可口的菜饭,或是剁野菜、加点调料攥成团团,再敷滚一层薄薄的棒子面,蒸上一锅菜团子——她总能让我们有滋有味地吃饱肚子。
(待续)
二、病痛缠身,饱受煎熬
母亲十九岁出嫁,带着她的凄凉身世来到国庄子陈家。
出嫁并没有彻底改变母亲的命运。母亲才过门的时候,父亲家是个有着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因为世道不同,在那时的日常生活中,女人、孩子与成年男人们是不同的伙食标准,也不能同桌吃饭。男人们要出去干活、挣钱,伙食安排的好一些,而女人们每天要同男人们一样下地,回到家里还要喂猪、做饭,承担所有的家务劳动,但她们的饭食总是最差的:主食主要是玉米面窝头或红高粱米饭,下饭菜常常是家里切碎的芥菜疙瘩或咸菜樱子。听老人们回忆,春、夏、秋三季,从自家菜园割上几把小葱,再从咸菜缸里舀点盐水——生葱沾盐水,经常是女眷和孩子们饭桌上的一道主菜。
父母都是极为要强的人。分家单过之后,为了尽快完成“原始积累”,他们须一切从头做起。
对母亲而言,未分家时生活清苦,终日劳作;分家后,儿女频有夭折,在成家后的四十多年里,母亲没有一天
不在同自己的不幸命运抗争,从没有过上几天轻松舒心的日子。幼年的苦难、成家后的艰辛,加上子女屡屡夭
亡的精神摧残,导致母亲浑身是病。在母亲所有疾患中,最遭折磨的是咳喘病。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每年入
冬以后,母亲的咳喘病三天两头发作,症状严重时,她彻夜不能入睡,只能通宵达旦地坐在那里,抱上个枕头
艰难地咳喘,极为痛苦地挨过漫漫长夜。依照农村的土办法,病人夜里咳嗽不止时,吃上几瓣橘子或几片酸梨
顶一顶,也能“压压咳嗽”,缓解一点症状。因为舍不得花钱,母亲从来不肯买几个水果留给自己压咳嗽。看着
母亲的痛苦表情,少不经事的我们没有什么好办法为她排解病痛,只能暗中跟着着急。
许是病弱所致,我十几岁的时候,一次母亲在院子里干活过程中突然晕厥倒地。当时把我吓懵了,赶紧和三弟手忙脚乱地将她抬进里屋的炕上。母亲醒来时已经大汗淋漓。见我们惊慌失措地站在她旁边,母亲连声说没事儿,她稍稍平静了一会,又挣扎着爬起身来,继续做那些永无休止的家务。从那儿以后,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重的、挥之不去的阴影。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那么几年我的心理负担很重,经常为此惴惴不安,害怕母亲的病情出现重大反复,尤其害怕母亲哪一天真的撒手人寰丢下我们。由于心事太重,有时我甚至害怕见到村里的谁家操办丧事。
在我离家之前,记得母亲曾多次对我说,她两只手很没劲儿,用手拧拧洗过的衣服很吃力,有时不得不叫我帮忙。此情此景,令我至今记忆犹深。母亲是非常坚强的人,才五十几岁就自叹体力不济,可见早年的遭遇过多地透支了她的体质。在贫穷落后的年月,“坐月子”生小孩是女人的一大劫难。祖母早逝,我们姥家没人,据我所知,母亲坐月子从没有谁伺候过她。相反,从炕上到地下,从缝补洗涮到一日三餐,所有这些家务活,即使在月子里,母亲也也要一点一点干完。母亲生四弟时已经46岁了,那年我八岁。记得半夜被婴儿的啼声惊醒,听到父亲起来抱柴禾烧了点水,翻出点草纸,帮母亲简单收拾了一下,屋子里很快恢复了夜半的宁静。天亮后,母亲仍旧拖着她那衰弱的身子为我们点火做饭。尽管身体羸弱,病痛缠身,但母亲对家人的眷眷之心、殷殷之情,没有丝毫的改变。在母亲自感身体状况最差的时候,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我的身体怕是很难复原了,你们大了不用我担心,而你爸爸上了岁数,如果我早走一步,最放心不下的是他啊!
母亲夙兴夜寐,终生操劳,从未停止过奔波。被“入社”之前,母亲每天拖着一双因幼时裹足而严重畸化的小脚,在几块菜园子里往来奔波、忙活,经常是两头不见太阳。被“入社”以后,年近半百的母亲还要坚持下地干活,一天下来才能挣到三个半工分,只相当于一个男劳力三分之一。当时的工分值低得可怜。由于劳力少,每到年终决算时,我们只能拿回一张负收入的纸条——或多或少,我们家总要欠生产队的钱。
从单干户的家庭主妇到农业社的社员,母亲不管到那里干活,不管回到家多晚、多累,也不管自己身上有多大的毛病,一家人每天那几顿饭,她必须及时做好并伺候到饭桌上。此外,从头上到脚下,全家人的穿戴,都靠母亲的两只手一针一线地缝制出来。至今留给我记忆最深的,是母亲洗染旧衣旧布、穿针引线、缝缝补补的瘦弱身影。旧时的照明条件极差,最早是酥油灯,后来是稍稍亮点的煤油灯,母亲每个晚上都是在昏暗的油灯下度过的。在针线活中,做鞋最费劲。从“打夹纸(集敛碎布粘贴晾干后做鞋用)”、搓麻绳开始,纳鞋底、缝鞋帮,做一双鞋要几天的功夫。父亲干活多穿鞋费,他的大鞋最难做;除了穿的鞋子,上中学的哥哥要练短跑,双腿都要绑上铁砂袋,母亲还要按照哥哥要求的样式去缝制沙袋;我和两个弟弟到处疯跑穿鞋最费,所有这些,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地缝制出来。
春节前,是母亲一年中家务活最多的时候。虽然一年到头扯不了多少新布,但到过年的时候,从上到下,我们全家每个人的身上都要见见新。进入腊月,母亲买来几袋青色或兰色染料,开始架锅煮染那些褪了色的旧布。无论是旧布新布,粗布洋布,经母亲洗染裁制,总能让我们穿上像模像样、可身入时的新衣裳。
母亲过日子极为节俭,就连拆旧衣服时扯断、扯碎的破“氆褫(零碎布片、布条)”,她也要收集起来打夹纸做鞋。过惯了紧巴日子,她把许多时间花在了“毁”衣裳上(即旧衣服翻新)。母亲常叹自己是“穷汉妻的命”,她常念叨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记忆中,母亲的手头从来没有闲下过。给镇里的鞋铺纳鞋底,每双可以挣到一两毛钱的手工费。除忙活一家人从头到脚的衣着,为了挣几毛钱、几块钱的手工费,有时母亲还要给鞋铺纳一些鞋底。
在60年饥饿难捱的日子里,最受熬煎的就是母亲。自己还清楚地记得,偶尔从生产队分回一些青棒子,母亲一粒一粒搓下来,再用小磨磨出来给我们贴饼子,自己一个也舍不得吃。我们每天只能从大食堂打回来很少的几个窝头和半盆稀粥,母亲总是把窝头留给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她自己只喝点剩粥、吃点野菜聊以充饥。到了开春,干活很多、身体非常虚弱的母亲第一个出现浮肿,从脚面延伸到小腿,表皮胀得发亮,一摁一个深坑儿。在几年“低指标、瓜菜代”磨难中,我们家只有母亲一个人患上了浮肿病。
转年大食堂解散,但解散食堂并没有给饿肚皮的人们带任何福音。一天到晚地东跑西跑,我们哥几个从来不闹什么毛病,胃口总是那么好。粮店供应的那点可怜的指标粮,远不能让全家人果腹。为了我们长身体,母亲量入为出,精打细算,或是将大米和白菜混到一起熬一锅可口的菜饭,或是剁野菜、加点调料攥成团团,再敷滚一层薄薄的棒子面,蒸上一锅菜团子——她总能让我们有滋有味地吃饱肚子。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