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逵绘画，在艺术上具有独特风格。时人称他“善图圣贤，百工所范”。今南京西善桥南朝墓中出土的《七贤与荣启期》图，被匠人临摹制成画像砖嵌于墓壁，即是一个很好例证。他所画人物、山水、走兽，形神兼备，“情韵连绵，风趣巧拔”（《世说新语•巧艺》）。南齐谢赫称戴逵为当时绘画界的领军人物：“荀勋、卫协之后，实为领袖”（《古画品录》）。比他稍晚的顾恺之，就十分钦佩他的才能，在其画论《魏晋胜流画赞》中，收录了戴逵的《七贤图》、《嵇轻车图》、《嵇兴图》、《陈太丘二方图》和《临深履薄图》五幅作品，并一一给予很高评价，称赞戴逵的作品世人“莫能及之”。唐代张彦远认为汉魏以来的佛像，皆由于“形制古朴，未足瞻敬”，直到戴逵的出现才有进一步的发展（《历代名画记》）。
戴逵是当时绘画艺术的集大成者，成为后人学习的极好典范。，并且将他的绘画风格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中国人物、山水、佛仙、**之画的技艺臻于完善。他的佛像人物画开启了后来曹仲达、张僧繇的造像人物的画风。顾恺之继其后，将其绘画风格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中国人物、山水、佛仙、**之画的技艺臻于完善。魏晋以后，中国的书法和绘画艺术发展到一个高峰，书法以二王（即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绘画则以戴顾（戴逵、顾恺之）为旗帜。
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录》所载，戴逵的人物画、肖像画有十余幅，其中影响最大的有《阿谷处女图》、《胡人弄猿图》、《董威辇诗图》、《孔子弟子图》、《五天罗汉图》、《杜征南人物图》、《渔父图》、《尚子平白画》、《孙绰高士像》、《嵇阮像》等。他的山水、飞鸟、走兽画被收入《历代名画记》的有《狮子图》、《名马图》、《三牛图》、《三马伯乐图》、《南都赋图》、《吴中溪山邑居图》等。

戴逵于绘画而外，亦擅长雕刻及铸造佛象，创作中很注重艺术批评和艺术创造。晋孝武帝中叶，会稽山阴灵宝寺慕名求戴逵制一尊一丈六尺高的无量寿佛木雕像。雕成后，总觉得缺乏一种对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于是他暗坐于帷帐中倾听群众议论，根据其褒贬，加以研究，积思三年才完成。终于刻制成一尊完美的佛像——宽额、浓眉、长眼、垂耳、笑脸、大肚，既符合佛经教义，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审美观念和民族心理，因而观者无不称妙，匠人也争相仿效，从而成为佛像形体的公认定格。
唐高僧道宣在《法苑珠林》里曾赞叹道：“西方像制，流式中夏。虽依经镕铸，各务仿佛，名士奇匠，竞心展力，而精分密数，未有殊绝。晋世有谯国戴逵，字安道者，风清槩远，肥遯旧吴。宅性居理，游心释教。且机思通赡，巧拟造化。思所以影响法相，咫尺应身，乃作无量寿挟侍菩萨，研思致妙，精锐定制，潜於帷中密听众论。所闻褒贬，辄加详改。覈准度於毫芒，审光色於浓淡。其和墨点采，刻形镂法，虽周人尽策之微，宋客象楮之妙，不能踰也。”
这可以说是戴逵对中国佛教艺术的一大贡献。晋安帝义熙初年（405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王派使臣进贡玉佛像一尊，帝命戴逵造佛像五躯，一同供奉南京瓦棺寺。后来这五尊佛像，和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及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进贡的玉佛，共称“瓦棺寺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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