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与元、明、清三个政治体之间明显的相似，首先呈现在“中国”这一概念的内涵上。
　　 对于元朝是不是“中国”，元朝历史是不是“中国史”的一个环节，元朝与现代中国是否有继承关系，学界的研究倾向于肯定。

　　 一、元时期“中国”性的延续
　　 蒙元对外自称“中国”，我们是否也可称元朝为“中国”？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是从传统“中国”性延续的角度看，也会发现，在元朝，蒙古的政治文化必须朝农耕“中国”的政治文化倾斜，否则无法统治农耕“中国”；而没有农耕“中国”的人力资源、经济乃至于文化、技术资源，蒙古帝国难以维持对东亚乃至西亚地区的控制，忽必烈汗亦难维持蒙古帝国最高领袖的地位。达成这一效果的代价，就是蒙古国家的进一步“中国化”。
　　 不仅如此，蒙古的“中国化”甚至不是被动的。前文提及，辽、西夏、金、西辽等政权因“中国化”而强大，对以这些政权为敌的蒙古人而言，有必要去了解“中国”的内容。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即主动推动“中国化”改革，其动机在于对宋战争，若不师敌长技，势难战胜敌人；蒙古政权“中国化”改革的动机亦然。
　　 不论是爬梳浩瀚的史料、功力深厚的传统元史研究，还是重视蒙古文、波斯文、藏文等其他语言的“新元史”研究，都不能回避元朝与“汉人中国”政治传统的联结，以及以统治汉人“中国”为目标而设计的极为“中国”的方案。事实上，元史研究的成果，在很多角度证实了元朝的“中国”性。元朝与“蒙古帝国”的重要差异，正在于它在尝试统治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时，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模仿和制度创新能力。元朝对金、宋的继承和模仿，尤其是对金朝制度的继承和模仿，使蒙古帝国政治形态转入了此前“中国”历史演进的轨道。元朝的太庙制度，即是对这一轨道转换的政治确认。此后，元朝更全面地改变了蒙古人统治“中国”之初对儒家思想的排斥。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期间（1311～1320），科举制度复兴，元朝加强了对儒学的支持。1340年，元廷内的派系斗争，完全是在用儒家的思想和逻辑来表述各自的分歧与观点，并证明各自活动的正当性。
　　 在政治和行政制度方面，蒙哥汗时期即模仿金朝初创的制度，在原金朝统治区域设立“燕京等处行尚书省”，在阿姆河以北的中亚地区设立“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在这两个区域乃至拔都势力范围内的俄罗斯，广泛进行户口登记（“籍户”“括户”），任命达鲁忽赤镇守。自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元朝的继承制度即开始向传长、传嫡的“中国”方式倾斜。此后，“中国”的政治文化逐渐占据优势，蒙古草原上的部落民主体制逐渐被“中国”的官僚-科举制度取代。

　　 二、元时期“扩大的中国”性（一）——藏传佛教与“中国”
　　 然而，蒙元并不止于继承和延续了之前由汉人与非汉人在“中国”和周边所建立的不同政权的“中国”性，它同时也扩大了“中国”的内容和含义，包括：（1）同时吸收汉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为“一体”之下的“多元”开拓文化格局；（2）在庞大的蒙古征服、穿越大陆的贸易及广泛的文化交流背景下，空前扩大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3）减弱传统“中国”文化的阶级化呈现，将汉语语体文（白话文）及某些汉人民间俗文化纳入官方规范文书之中，促使汉文化获取民间文化的活力，启动转型进程。
　　 蒙元所称的“中国”，其内涵相较于上古、秦、汉、隋、唐，甚至辽、宋、金时期，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中国”的范围，已由华夏、汉人的政治/文化区或者标榜拥有与华夏/汉人具有相同文明程度及政治合法性的非华夏/汉人政权统治区，扩大为同时包含汉人与非汉人、农业区与非农业区、东亚与内陆亚洲在内，由蒙元王朝管辖的全部疆域。这样，蒙元所自称的“中国”，才在技术上打破“华”“夷”二分，扩大了“华”的内涵；也等于从法律上正式承认多样性——而非汉化——的合理。

　　 西藏与元、明、清，尤其是清的关系之所以如此紧密，关键在于二者在政治空间上的重叠。西藏宗教-政治体将其以宗教包装的虚拟政治空间延伸到蒙古草原和全部汉地；元、明、清则对西藏行使直接或间接的统治权。对于纵横驰骋于欧亚大陆的蒙古人而言，控制广阔制高点的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佛教所造就的西藏政治文化生态，恰好为蒙古和西藏双方的需求提供了一个联结点，促使蒙元将其统治空间延伸到西藏，并据此营造“扩大的中国”。面对蒙元“扩大的中国”架构，藏传佛教政治将西藏及其周边描述为观世音菩萨教化之地，将蒙古描述为金刚手菩萨教化之地，将汉地描述为文殊师利菩萨教化之地。借由这种描述，藏传佛教于元代开始在蒙古贵族中传播，同时更广泛地进入汉地，甚至出现在蒙古朝廷的支持下夺取并改建汉传佛教寺庙的情形。但藏传佛教向汉地的传播，更多的是在政治上，而非宗教上，这强化了汉地与藏地的联结。在现实中，清末以前，西藏的精英完全了解西藏与元、明、清之间关系的政治（而非宗教）属性，宗教只是这种从属性政治关系的一种外在形式。并且，与惯常的认知和想象不同，在元、明、清与西藏的关系中，西藏（而非元明清朝廷）是在政治利益方面（也是物质利益方面）受益较多的一方。鉴于西藏内部存在结构性的教派与地域之争，执政的西藏政教上层为维护其面对西藏的政治权威，急需得到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和政治经济资源的蒙古大汗、明朝皇帝或者满洲皇帝在军事和法律地位方面的支持。换言之，萨迦派若不与元朝建立政治联盟，格鲁派若不与俺答汗、明朝、后金、清建立政治联盟，就无法在政治上整合西藏。有关西藏与清朝朝廷“供施关系”的描述，乃是西藏政教上层提升自身在西藏统治权威的话术。萨迦派在元朝如此，三世。。在俺答汗时期如此，五世。。在和硕特固始汗时期亦如此。

　　 蒙古、西藏、新疆与农耕区域的政治结构各不相同，各自与汉地的文化差异也是明显的，但仍有必要注意各方之间类似的成分，其中有一些成分是相互模仿的结果。蒙古、西藏、新疆对“中国”制度体系的模仿，成为元代之后各方与“中国”的联结点。创作于明朝的虚构文本《西游记》对“东土大唐”与周边邻居关系及对周边邻居状况的描述，在充满某种“内部东方主义”想象的同时，也有反映事实的部分。

　　 三、元时期“扩大的中国”性（二）——早期全球化与文化近代化
　　 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具备中国王朝前所未有的“世界性”。蒙古的统治，联结了原本鲜有往来的。。教世界、。。。世界、佛教和儒教世界。蒙古征服，引发了欧亚大陆各部分政治、经济、文化重组的连锁反应，也将新的“中国”置于一种“原型全球化”的世界变局之下，重塑了“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
　　 发源于黑龙江上游的蒙古势力在攻打金的过程中，首先利用金忽视经营女真人发祥地黑龙江中下游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弱点，控制了金的战略后方，断绝了金的退路。蒙古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设计了攻灭大理，控制今云南、缅甸，侧翼包抄，截断南宋的贸易通道，从地理上围困南宋的战略。金与南宋的灭亡，凸显出“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弱点。元取金、夏、宋、西辽而代之，也继承了金、夏、宋、西辽所面对的地缘政治空间困境。为此，元朝的地缘政治战略，转为从东北和西南两侧继续延展胡焕庸线。这意味着元朝有意将新的“中国”的防御前沿向东北推向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向西南推向孟加拉湾。辽阳行省、征东行省和云南行省的设置和运作，正是这一战略设计的一环。明、清两朝在这两个方向的政治运作与战争，显然是元朝的上述战略设计理念的延续。元朝对日本的战争，也是有意在这个大的战略思维下，压制崛起中的日本对元所主导的东亚核心地区政治秩序构成的潜在威胁。

　　 元代在文化上对现代中国的形成也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出现这一结果的前提，是蒙古、色目人广泛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元攻灭南宋后，理学学术北进，蒙古、色目人及北方汉人“循利南趋”，任职、旅寓江南的色目人习儒者众。蒙古、色目人“华”化为杰出诗人、词人、画家者，数以百计，且使用汉化姓名（并不是由于受明朝压迫而改名）。色目人在汉文化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是极普遍的现象。蒙古、色目人在元朝不可能遭到任何政治压力，而只是受到文化的吸收。王国维、陈垣、萧启庆等人的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证实了这一现象。
　　 由于汉语、汉文并不是元朝蒙古皇室和色目官僚的母语，蒙古人、色目人接触和学习汉语，反倒是从与汉人基层社会的接触开始，以“自然学习法”，从民间口语直接习得。元朝的官方文书，其汉文版往往使用口语体，即“白话”。元代白话文体绘本（全相本）经、史、俗文学著作开创了近代文化白话文学传统。元代的白话文也会夹杂蒙古语语法，这一现象其实反映了辽代以来北方汉语口语的现实状况。这样的现象，第一次造成中古以来的“言文一致”，较之秦始皇时代的文字统一，更进一步推动国家共同语的形成。以欧洲的标准来看，国家共同语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一。

有个观点不认同，喇嘛教长城沿线本质上社会救济和性启蒙，宗教作用有效，因为恶劣环境多神崇拜从来没有那个绝对做大，就像新疆有喇嘛，也有蝗神庙。
元朝这种传统性只是淡化了拜火教来了一个喇嘛教。

西辽有中国化么？

吴先生对近代中国族群关系的论文说的很细很清晰，更喜欢他谈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