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决定意识,生存环境决定人们的成长环境,成长环境在一定长度上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及其取向,对人的性格形成具有重大影响,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
我的老家处于城镇与农村的结合部。八十年代以前,这里的村民是以种植蔬菜为生的“菜农”。我的不少同学和同事在芦台镇里长大,属于“非农业人口”。在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方面,他们同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明显有点不同。同我共事和我所接触过的芦台人,看上去都比我们要聪明,他们工作勤奋,学东西很快,在技能、技术、管理能力以及人际交往等方面,多是单位里的佼佼者。如果说在为人处世方面有点不尽人意的地方,那就是他们显得格外精明,有时不是那么厚道。因之,一直以来农村人多称芦台街里的人为“街面儿上的人”,这种称谓,多少带点排斥意味。
我出身农家,从念高小、初中起就经常同芦台街里的孩子有交集,参加工作后,又同不少来自芦台街里的同事们共事,通过长时间的接触、交往,对他们的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多少有了一些了解。通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我深深体会到,正因为城镇孩子与农村孩子的居处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也出现了某些不同,而这些不同的东西,差不多要伴随终生。
上述不同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的形成,我以为至少应该来自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是消费来源不同。以粮、菜为主体的生活资料,农民大都取之于自产,而城镇居民几乎全部取之于市场。通常情况下,农家直接消费自家劳动成果时,多是大手大脚,很少像城镇居民那样锱铢必较,刻意计算成本。特别是后者中的大部分家庭收入不算高,一日三餐所需的原材料都要去市场采购。要做到收支平衡,他们必须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我十来岁的时候,一次在芦台街里看到一个由几张浅褐色薄纸缝制的记账本,上面记录了日常消费的支出明细,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其它各项家居支出,每一笔开销都清晰入账。虽然那时年岁还小,但我对“街面上的人”居家过日子如此仔细,很是惊诧,因而此事深深注入了我的记忆里。
其次是居处环境不同。富贵阶层几乎都定居于大中城市,居处城镇的巨富、巨贵家庭极为罕见。人们都知道,半个多世纪以前,占城镇人口多数的小市民阶层,大多生活在艰难竭蹶的环境中。在物质资源较为紧缺、利益关系互有交叉的空间里,他们时时处处都处在交集互动之中。在这种环境中讨生活,就必须处处小心,事事算计,以期不吃亏或少吃亏,有的还想多算计出点利益或收益来。由于城镇人口密集,利益关系相对紧致,交集过程中常常引发某些利益摩擦甚至冲突。邻里之间发生的利益碰撞,每日每时地影响着人际关系,这就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他们的社会人格的形成和完善,最终演变为群落性意识形态。这种群落性人格,对一个城市人文环境的形成,一定会产生重大影响。久而久之,这种环境下形成的近视的值价观与义利观,最终演绎出胡同文化和大杂院的人文传统。
从互动关系上比较,农民比城镇居民的空间大得多,邻里间相处也是简单粗放,更多的是相互关照、相互帮衬,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他们只要足够勤奋,就能从脚下的土地上获取可以果腹的收益。
胡同文化和大杂院的人文传统,表现在处理邻里关系方面,是时时警惕,处处设防,不能落入别人的圈套,以达到少吃亏、不吃亏的目的,逐渐形成较强的自我防护、保护意识。现实生活证明,较强的自我防护、保护意识,常常成为人际交际的障碍,他们在为人处世过程中不可能那么坦荡厚道。通过多年留心观察,笔者感到,典型的小市民精神风貌,更具功利色彩,经营自我、为我所用的意念更为露骨,也更为鲜明,这可能就是他们“对自身智慧悲剧性执迷”的生动反映。
天公地道地说,在相对逼仄环境里,为保证家人活得更好一点,人们要从中算计出更多、更有利的物质空间,从而谋取到一些现实性利益,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其三是生产对象和收益周期不同。从生产对象看,城镇劳动者大都在相对狭窄的劳作环境中讨生活,较难形成旷达的情怀与豪放的性格。而农民为大场面而生,常年在广袤的土地上谋生刨食,这本身就为形成旷达的情怀与豪放的性格提供了环境条件。从收益周期看,或是经商,或是打工,城镇谋生者多是通过计量、计时出卖自身劳动,从而取得一些细碎的收益。半个世纪以前,芦台城镇劳动者赖以谋生的职业大都是临时性的,比如打短工、做手工、干劳务、送水、送货、做小买卖、农忙时为农场挠秧……如此等等,从业者的报酬多是计时、计量、计件结算,收入不多,稳定性也不太可靠。
相比之下,农民则有所不同,无论是从事种植业还是养殖业,他们的获利周期往往是以年、月计量,两相比较,农民取得收益的周期要长很多,收益量也比较完整可靠。应该指出的是,收益周期的长短和收益量的多少,不仅决定来钱的快慢,长此以往也会影响人们眼光的长短。
上述刍议,纯属个人观点,欢迎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