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连夜“回娘家”到“奉主无状”
关于福康公主的婚变，最易找到的记载是《宋史・公主传》。内容大略如下：
“玮朴陋，与主积不相能。主中夜扣皇城门入诉，玮皇惧自劾。谏官王陶论宫门夜开，乞绳治护卫，御史又共论主第内臣多不谨，帝为黜都监梁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应为梁怀吉）一辈十余人。后数年不复协，诏出玮于外，主降封沂，屏居内廷。久之，复召玮，使为驸马都尉如初。英宗立，进越国长公主。神宗治平四年， 进楚国大长公主。熙宁三年薨，年三十三。以玮奉主无状，贬陈州。”
显然，当时福康公主与驸马李玮关系非常恶劣，以至于福康公主某天半夜奔回皇城，叩门告屈，驸马惊恐，主动请罪。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 （以下简称《续长编》），这事发生在嘉祐五年九月的某一天。
但是，谏官、御史的关注点全不在公主受了什么委屈至于半夜跑回娘家，而是抓住宫门夜开这件事不放，或认为公主和宦官的关系有失谨慎，最终处分了公主身边的一众宦官。根据《宋会要辑稿》，这一事件以后，公主的内侍都被换成了年长谨慎者，并且不准与驸马过多接触，这也算是保护公主的方式。但是，事实是公主与驸马依然“数年不复协”。宋仁宗只好再次下诏，使李玮到外地做官，又降了公主的封国，同时将公主隔离在内廷，两人似乎是“分居不分家”。
奇怪的是，之后一段时间，李玮又被召回，仍然做他的驸马都尉。公主一度下降的封国等级，也在英宗、神宗年间得到了提升。看起来这件事似乎得到了平息。然而，到了熙宁三年，福康公主突然去世，年仅三十三岁。而李玮被贬陈州，罪名是“奉主无状”——事情就这样以福康公主的不幸死亡画上了句号。而“奉主无状”四字，则会让人联想李玮是否虐待了公主。只可惜，《宋史》里没有留下更详细的记载。

被“围攻”的公主和铤而走险的母亲
当时群臣“围攻”公主的奏状，被集中收集在《宋名臣奏议》中。由于宋仁宗天性宽仁，欣赏直言敢谏的大臣，所以当时的言论环境非常自由，大臣们批评的矛头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准皇室乃至皇帝。在这个事件中，没有一个人指责驸马，所有的大臣都将矛头指向了公主乃至皇帝。
在婚变事件中，言官对公主的控诉点，起初主要集中在公主深夜入宫，夜开宫门，破坏了皇宫门禁制度。一系列弹劾之后，皇帝将公主的骄纵归结为身边内侍的教唆，因而把公主身边包括梁怀吉在内的内侍都贬去他处。不久，仁宗因为公主的反抗而不得已召回梁怀吉，此事被言官发现，又掀起了新一波的弹劾浪潮。
时为谏官的司马光是这几次弹劾的主力军，他先写了一篇奏状，将矛头指向公主身边的宦官，认为皇帝不该为了安抚公主而召回宦官梁怀吉与张承照，这些人“罪恶山积，当伏重诛”，皇帝宽容，将他们放走，朝廷内外的舆论才平息，现在才几个月又召回，人言可畏，不利于管教公主，也不利于皇帝的名声。针对公主的种种失控举动，他还援引前朝的故事，暗示公主有这样的举动，一定是受到了身边人的挑拨，要皇帝应该效法前人，重罚公主身边的小人，以管教公主。
过了几天，司马光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奏状批评皇帝对公主的教育，文中将太宗之女“献穆公主”与福康公主对比，阐述公主教育的重要性。献穆公主就是剧中已经登场的“魏国大长公主”，下嫁北宋国初大将李崇矩之孙李遵勖（有说法认为他是济公的先祖），但她成婚后“贵而不骄”，从未嫌弃夫家，而是生活俭朴，尽力相夫教子，温顺而“不妒”，最终得享令名，司马光认为，与太宗相比，仁宗没有教导好公主，使她养成了骄纵的脾气，对此事是有责任的。
之后，李玮降职外任、李玮的生母杨氏搬出公主府第的命令下达以后，司马光又站出来，坚决反对让驸马外任。他奏道：皇帝你让李玮做驸马，本来是为了给李家施以恩宠，皇帝你当初就尝过母子分离的痛苦，现在怎么害得李家母子分离？驸马如果有过错，公主也应该被降罪！这里说到仁宗让李玮做驸马，是为了弥补仁宗不能奉养生母的亏欠，这一点在众多史料中都提及，也是当时朝中大臣所共识。这确实是针对仁宗的一记杀着，终于促使皇帝作出了申斥公主的决定。
围攻公主的不止司马光一人。当时的左正言王陶、殿中侍御史吕晦、知谏院唐介、监察御史傅尧俞等等，都参与过对公主夜开宫门、皇帝驱逐驸马、召回公主内臣的弹劾。对于皇家的这次挑战，成为了他们心中共同的光辉往事。司马光为吕晦撰写墓志，特别提到了吕晦弹劾过公主这件事。而苏轼撰写关于司马光的重要传记《温公行状》时，也特别提及了司马光弹劾过公主。可以说，仁宗朝的这些名臣，几乎都将冒犯龙颜、攻击公主，当成了自己不畏权势、敢言直谏的勋章。事实上，这群大臣豁出一切地帮忙管教公主，并不是真的心疼驸马，而是想要借挑战皇帝私情之机，促使皇帝成为他们心中的符合儒家典范的明君。
在群臣的炮火下，宋仁宗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只有一个人无条件地与公主站在一起，为公主不惜铤而走险，这个人就是公主的生母苗妃。
苗妃是仁宗的乳母许氏的女儿，后来成为了仁宗的妃嫔。据《续长编》记载 ，公主精神陷入不安定之后，苗妃认为需要拯救自己的女儿摆脱婚姻。她就和另一位妃嫔俞充仪合谋，在公主府安插了亲信内臣王务滋，试图找到李玮的过错，好让公主离开这段婚姻。但是李玮做事谨慎，王务滋毫无收获。王务滋便提出，她们可以向皇帝请求旨意，赐死驸马。
苗、俞两妃子先后两次向皇帝请命。第一次，皇帝默然不答。第二次，曹皇后在侧，见她们开口，便说：皇帝当初让李玮做驸马，正是为了章懿后，这种事怎么能做呢？曹皇后身边的内侍任守忠也在一旁帮腔称是。于是驸马躲过一劫。
也许是苗妃这样出格的举措，让皇帝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终于，事情就发展到了《涑水纪闻》里记载的离婚阶段，但是事情没有结束。当时，正当盛年的司马光对离婚的决定表示无法理解。他上奏说：公主既然已经嫁人，就不能久居内廷，还是应该跟李家人住在一起。内廷不是公主可以久居之地。住得久了，就再也不愿意回到李家了。为了给天下做表率，公主必须和驸马在一起。
此时出来劝谏的也不止司马光一个人，还有之前与司马光一起弹劾过公主的大臣龚鼎臣。他引用《周易》中“睽”卦上九爻，和宋仁宗说，公主和驸马之间只是婚姻中都会有的小打小闹，以后一定会和好，“待其疑亡则志适矣”（“睽”卦上九爻为“匪寇，婚媾”，对应《象》传中说“群疑亡也”）。
在这些大臣的“要求”和“预言”下，福康公主和驸马似乎真的和好如故了，刘挚为龚鼎臣做墓志铭时，说宋仁宗觉得事情被龚鼎臣说中了，很高兴。这件事就变成了他的功绩。根据《宋会要辑稿》，公主与驸马结束分居，是嘉祐七年十一月三日的事，这场分居一共只持续了几个月。
就在众人都以为得偿所愿，“公主与驸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没过几年，就来到

就在众人都以为得偿所愿，“公主与驸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没过几年，就来到了故事急转直下的结局。

是孝女，还是一个疯女人？
福康公主死了。
她与驸马复合之后没有几个月，仁宗就去世了。养子宋英宗即位，不到四年，就轮到了英宗的儿子神宗即位。之后转眼就到了熙宁三年。这正是公主第一次逃回皇城的十年后。正月九日这一天，年仅三十三岁的福康公主——此时已经是长公主了——突然去世。
论起来，福康公主是神宗的堂姑，并非亲姑。但是，神宗的父亲英宗在深宫寄养时，曾受过福康公主的生母苗贵妃的照顾，记载在《宋史・后妃传》中。从这层关系来看，他们的关系可能还是比较亲密的。之前的熙宁二年五月，公主曾经向神宗请旨，要更换翰林医官，神宗破格允许了。这一次得到公主死讯，神宗立刻前往公主府浇奠，之后急急忙忙叫来了中书，下达了对李玮的处罚。
这一记录出现在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所作的日记《熙宁奏对日录》中。
据王安石的记载，当时宋神宗说：“玮都不恤长主”。他说，福康公主生病时，需要服药、看病，李玮都加以阻挠。福康公主死在正月，天气寒冷，她还要拖着病体，自己烧炭取暖，死时脸上可以看到炭火烧伤的痕迹，衣服和被褥上都爬满了虱子。又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宋神宗当时还当着大臣的面恸哭了一场，之后就撤销了上元节的作乐、朝会活动，命令宰辅都去给长公主上香。
这揭开了之前被强行降下的幕布的一角：福康公主和李玮的和好如初，恐怕只是谎言，或者表象。从这条记录，可以知道《宋史》中说李玮“奉主无状”不是没有理由的。
如果福康公主在仁宗死后遭遇李玮的虐待，为什么不再次回到皇宫去？这其中还有一个隐藏的原因：英宗登基以后，仁宗晚年还在宫中的幼女不得不将宫室让出，给英宗的公主居住。福康公主实际上已经没有“娘家”可回，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司马光当初说公主不可能久住皇宫，竟然不幸言中了。但是，也正是因为强烈要求公主回到无爱的婚姻中，反而推进了公主的死。晚年司马光记公主事时对此避而不谈，也许是他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
公主已死，需要为公主定谥。这是一个为福康公主翻案的机会。神宗提出，公主是孝女。于是根据公主年少时的孝行，下敕谥号定为“庄孝”。至于公主的孝行，可能是《宋史・公主传》中记载的事：有一次宋仁宗突然“不豫”，没有人敢靠近，只有福康公主光着脚向苍天祷告，希望自己可以替代父亲生病。
宋仁宗一生有过数次“不豫”，字面上是身体不舒服，剧集中表现为疑似心脏病，但可能不是这样。因为这时他往往说出人意料的话，做出人意料的事。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间歇性精神病。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曾经详细记载过仁宗一次最严重的“不豫”，是从嘉祐元年大雪的除夕夜里开始的，宋仁宗突然光着脚跑到了院子里向上天祝祷（后来民间传言宋仁宗是“赤脚大仙”下凡，可能就与这类行为有关），之后一连好几天行为举止十分怪异，甚至指控曹皇后要伙同宦官张茂则杀他。此事引起了很大震动，曹皇后惊慌不敢出面，张茂则险些惶恐自杀，以至于只有几个宫人敢上前照顾皇帝。
但是，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间接否认了福康公主对仁宗的孝行，说福康公主“时已病心”，一开始根本不知道皇帝有病。如果公主出嫁前就已经发疯，那么不但公主的孝行不成立，后来的出嫁似乎也就成了一场针对李玮的皇家阴谋，这与司马光过去对公主的激烈批评又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宋代确实有多位皇室，包括真宗、仁宗、哲宗、光宗，都曾经有过类似精神失常的记载。如果公主真的也患有偶发的精神失常，那么单从公主的角度来看，这场糟糕的婚姻，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被皇室抛弃在外，强行婚配，又被虐待致死的悲剧，而公主那些骇人听闻的骄纵行为，也许只是一些值得同情的病理表现而已，那么，此前司马光对公主的批评，不就落空了吗？
王安石的记载对公主的悲惨命运充满同情，司马光却总是要揭露公主的种种缺陷，这矛盾的记载让公主在后世的形象变得扑朔迷离。事实上，两人对公主的评价不同，也许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关，王安石当时“得君行道”，正依托宋神宗推行新法，与神宗正是如胶似漆，神宗对姑母遭遇的悲恨，自然会得到王安石的同情。而司马光反对变法立场坚决，加上从始至终参加过当年弹劾公主的行动，对公主本来就观感不佳，此时为了对抗神宗为公主施加的美谥，将她写成“病心”以否定其孝行，也是一种表达不同态度的方式。
宋代史学昌明，重视史料保存，正史记录过于简单，但还有《宋会要》、《续长编》这些正史的原始记录，大臣文集中的公文、笔记这样的个人记录，再配上墓志、行状等个人传记资料，仍然可以形成一张资料网。尽管由于政治风向加上皇家体面等原因，信息的客观性可能会遭到破坏，但是多种个人记录的存在，仍然可以帮助后来人了解过去。个人记录的“不客观”，和正史的不一致，几乎是必然的。即使是司马光和王安石这样的史学家、亲历事件过程的见证者，他们的个人记录中也无法避免和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正史的冲突。毋宁说，越是有宏大叙事作为背景，个人记录就越有它的意义。

塔铭说当时李家已经俨然成为贵族：“承平百馀年，中外安富，而李氏勋戚之贵振天下，筑大第，建旄节，粉白黛绿充满后房，鸣锺列鼎而食。子孙奉朝请者数十人，朱轮华毂，相属于道”，由此可见，尽管李玮这一代仍然“性朴”，及至公主嫁入李家之后，他们社会身份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李玮的后人又如何了呢？根据神宗朝知制诰苏颂文集中保留的公文，福康公主死前还留下了遗表，为嗣子李嗣徽请官。李嗣徽是从李玮的长兄家过继来的，本名墦，过继之后改名嗣徽。（顺便说一句，福康公主的本名已不可考，《清平乐》原作小说中杜撰了“徽柔”这个闺名，可能是因为李嗣徽。）由此看来，虽然遭受李玮虐待，福康公主仍然牵挂着李家的子孙，恐怕也不能算作嚣张跋扈，翻脸无情。
这场不幸的起源，可能是宋仁宗试图弥合身份落差的方式。他是一位宽仁的皇帝，对亲情十分重视，但他表达亲情时，却又常常忍不住利用自己皇帝的特权。他想要补偿李家，却选择了公主下嫁的手段，赋予他们皇亲国戚的身份；他想要对公主好，却选择了赋予她逾越一般公主身份的特殊尊宠，反而加剧了公主心中的落差。也许在仁宗心里，先给公主一系列特权和荣宠，再将她下嫁李家，是既对公主好，又对李家好的两全其美之策，然而这最终造成了女儿一生的痛苦。这时仁宗再试图用特权来挽救女儿，群臣便不再依从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司马光对仁宗不善于治家的批评，也是有其道理的。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