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大战之后，坦克损失对于德军来说是空前巨大的，根据现有档案资料已经无法准确计算德军的损失，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上报自3月21日至4月10日，缴获526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若从3月4日起算则为836辆，考虑到德军基本没有能力拖走全损的坦克，这两个数字对德军的装甲损失有较强参考价值。
另有亲苏作者据此估计：
警卫旗队在截至4月7日损失了96辆坦克和16辆突击炮；
“帝国”战斗群2月损失16辆坦克和4辆突击炮；
第1装甲师2个月损失54辆坦克；
根据第1装甲集团军Qu的数据，第6装甲师自3月10日起至4月15日损失38辆坦克；
第7装甲师2个月损失27辆坦克；
第11装甲师2个月损失60辆坦克；
第16装甲师2个月损失约40辆坦克；
第17装甲师2个月损失约45辆坦克；
第19装甲师2个月损失约11辆坦克；
第25装甲师2个月损失约20辆坦克；
503重型坦克营2个月损失63辆坦克；
509重型坦克营2个月损失15辆坦克；
各突击炮营约损失70~80辆突击炮。
另外，自行火炮的变化情况如下

据此，被围德军至少还损失了59辆自行火炮。如果算上自行反坦克炮，德军的损失可能高达600~800辆。德军此战的损失很可能高于“堡垒”行动及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役之和。从而成为1942年冬至1944年春季德军坦克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成为这一时间段东线德军装甲部队最大的一场灾难

德军在突围中也丢失了大量火炮，损失情况触目惊心，1944年4月14日，第一装甲集团军师级以上火炮情况与一个月前对比如下：

人员损失上，第一装甲集团军避免了一场大灾难的发生，官方数据为该集团军3月11日至4月10日伤亡了28872人，其中3月23日至4月8日伤亡14242人。一些亲苏作者对这一数字在感情上难以接受，通过列举苏宣数据等方式认为这一数字过低，并认为这个数字因漏报的存在，可能远远低于实际数字。但是，这一阶段从人力上德军并未遭到灭顶之灾，这从集团军群的兵力变化可以看出。

相对有力的质疑观点来自伊萨耶夫，此观点被维基百科收入，成为了一种广为人知的观点。他列举了几个德军师的数据，并以此认为德军自报损失大幅度偏低。然而伊萨耶夫虽然遵守了自情自报原则，但其作为战役后对比的数据是第24装甲军的一份档案，该数据是德军单位尚未完全脱险时统计的，此时德军这些师尚未收拢全部下属单位，这些统计是没有参考意义的，这从相同的档案中德军随后的统计的部队架构、友邻部队的状态可以看出。

以68师为例，4月4日其统计的步兵单位仅有两个团级战斗群的6个连，炮兵单位仅其炮团3营，后勤单位干脆全部就没有纳入，到尚未完全脱险的4月9日早，该师统计的作战力量就有1441人，这一高于4月4日的口粮力量的数据更是说明了这一点。208师数据的估算成分更加明显，该师4月9日干脆就是上报了3500~5000人。警卫旗队在没有得到补充的情况下随后统计的兵力也高于4月4日，而警卫旗队完成突围是在4月12日，4月4日及9日时部队显然没有收拢，还有一部分单位先前就已经前往布鲁塞尔休整。另外，和上述部队同属一个集群的第1装甲师却有13000人，第16装甲师也有11873人，人员上没有遭到什么重大损失，同一军级单位的部队损失差异如此之大显然也不合常理。

苏军的胜利并非没有付出代价，在坦克、自行火炮方面的损失尤其匪夷所思。在大批德军坦克陷入泥潭，为数不少的待修坦克无法疏散的此战，苏军仅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三个坦克集团军的不完整损失就达958辆，这还没有包括坦4集在战役前期面对第48装甲军的凶狠反击中的损失，而根据载具数量差异，坦4集截至3月21日至少损失了232辆坦克、自行火炮，3月21日至4月初的资料笔者尚未找到。全场苏军的损失显然会远高于1200辆。德军东线外军处统计的集团军群战果为4月21日至30日148辆，11日至20日238辆，1日至10日415辆；3月21日至31日297辆，11日至20日为361辆，1日至10日为489辆，两个月合计1948辆坦克，其中的绝大多数显然是在对第一装甲集团军的战事中产生的，该口径数据对应的全年苏军损失为30077辆，克氏数据对应年份为23700，约1:0.78，保守估计，苏军两个月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可能不低于1500辆。苏军的坦克集团军在交换比上似乎更加悬殊。坦4集整场战役上报击毁109辆坦克、21辆突击炮，而缴获的仅有49辆坦克、10辆突击炮。在一场德军的突围战中很难想象德军可以拖走多少待修装备，其坦克、突击炮不可恢复损失数会与苏军缴获数接近。而根据前述数据，坦4集的不可恢复损失至少为498辆。近坦3集的缴获则更少，为12辆，而其自身不可恢复损失却达245辆。坦1集也是如此，该部在这场战役中付出了447辆坦克、自行火炮不可恢复损失的高昂代价，但是其自3月21日起至5月5日止缴获的坦克、自行火炮却仅有40辆，德军大撤退的3月底4月初竟然一辆坦克、突击炮也没有缴获。

在战局如此不利于德军的情况下，苏军坦克、自行火炮的不可恢复损失似乎仍远高于德军。
人员损失上苏军也不会低，德军东线外军处统计，仅3月17日至30日苏军参加攻打第一装甲集团军的部队就有1391人被俘、19247人阵亡、67423人受伤，合计88061人（NARA T78 R672），是第一装甲集团军3月10日至4月10日损失的3倍。而该数据可能比实际情况低很多。该口径数据对应的整个右岸乌克兰及克里米亚战事，1943年12月24日起针对南方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攻势计算至1944年4月16日，缺少1944年4月针对南方集团军群进攻损失数据的情况下，苏军合计伤亡766914人，大幅度低于苏军自报的1109528+84819人，少记时间段完全无法解释如此大的差异。这样，苏军正常战役的伤亡可能成倍于88061人。
这样的损失给整个战局带来了何种影响？伊萨耶夫、利特克等人此战的损失极大影响了诺曼底战役以及苏军夏季攻势。其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德军巨大的技术装备损失影响了西线单位的整补，而是德军抽调大量援军导致西线和中央集团军群兵力不足。这两方面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从全局入手，1944年3月到4月间全德军损失1894辆坦克、突击炮、自行火炮、自行反坦克炮，这一数字还赶不上全年的平均数，略微高于1943年的平均数（月均896辆），两月平均数低于1943年5月、7月、9月、10月、12月，而无论这一损失对西线装甲单位有何影响，OKW地域的坦克保有量还是从4月的1199量升至7月的2014辆，显然这一影响是不能过度放大的。中央集团军群3月及4月的调动并未改变东线各部在人力上的格局，3月1日中央集团军群实际力量为731001人，而5月1日中央集团军群实际力量达到了832583人，巴格拉季昂行动前更是接近85万，5月1日南、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分别为578669万与402070，全德国陆军人数由3月的415万变为419万，东线陆军也由231万涨为236万，西线陆军也从3月的82万涨至6月的88万，就整个1943年7月1日至1944年6月30日的战事而言，一份报告显示整个德国陆军损失200.5万人，直接补充、伤愈归队、以新单位形式补充等形式163万人，总体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东线陆军实际力量也从293万降为216万（不含WSS和LWF）。此间某一时间段若东线陆军实际力量不降反升，显然不能认为这两个月的某一局部战事在人力问题上发生的消极影响大于整个时期的一般水平，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单就损失而言更是如此，在1943年7月至1944年4月的东线战事中，1944年4月东线损失排倒数第一，3月也只是位列倒数第三，仅压过1943年12月，只是在南线两个集团军群的损失中，因苏军第一季度倾斜了补充给各方面军坦克、自行火炮的81%、火炮迫击炮的56%、人力的56%使得南方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损失较大，即便如此和第四次哈尔科夫战役、第聂伯河赛跑时期也无法相比，东线1944年3、4、5三个月损失34万2千人，而之前的三个月却损失了64万6千人。这样纵向比较后，显然，胡贝口袋乃至整个右岸乌克兰战役的第二阶段，只是整个东线战事中算不上是一次惊天动地的交锋，其因部队损失带来的影响相较于时间相近的在先及在后战役而言并没有多大。

战役总结
在点评这场战役之前，我想引入斯蒂芬·巴特勒对于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战役的点评。他指出“可以说这场进攻给“南方”集团军群造成剧烈冲击。也可以说，虽然存在以上讨论的一些问题，但鉴于双方兵力对比，德军作出的应对基 本合理。不过，虽然本书认为没有特定证据表明任何一级指挥部门缺乏专业能力，但同样可以说，也没有迹象表明德军指挥部门的应对有任何出彩之处。他 们采取的每一项措施和对策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合乎逻辑，而在需要承担风险处，鉴于态势和掌握的情报，德军的举措似乎经过斟酌，也较为合理。他们的 决策通常比较务实，即便被证明某项决定是错的，通常也是因为必须在两种危 害间做出选择。一般说来，德军指挥部门会两害相权取其轻，由于兵力不足，有时候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承担相应风险。战役落下帷幕时，德军的态势依然脆弱，不出所料，苏军利用其弱点，1944年1月底同时对“南方”集团军群展开 两场战役，分别是左翼的罗夫诺一卢茨克进攻战役和右翼更大、更重要的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进攻战役。没等德国人完成反突击，这两场进攻战役便已打 响，这一事实充分证明劳斯、胡贝或冯•曼施泰因当时主宰战役范围的能力是多么微不足道。尽管德军将援兵调入相关地域，尽管德国人几乎已稳定己方防线，但冯•曼施泰因取得的所有战果不过是为苏军接下来的大举进攻创造先决条件。苏军统帅部继续推行解放西乌克兰的计划，德军早已丧失战略和战役主 动权，所能做的仅仅是在一场场随之而来的危机中勉力求生”。
同样，在随后发生的“胡贝”口袋包围战中，情况也是类似。这里，不再有“闪击战”“王车易位”“反手一击”这类浪漫主义色彩的词汇，此时南方集团军群面临的情况比哈尔科夫反击时要糟糕得多。曼施坦因“仅仅是在一场场随之而来的危机中勉力求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曼施坦因在此战的指挥并无出彩之处。南方集团军群当时面临的形势要求指挥官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分析战场局势，在多个风险地带中快速识别出隐患最大的一处，并快速将有限的防御资源以最高效的方式配置到这里。在苏军发起进攻后，迅速判断形势的变化情况，适时后撤、反击。
曼施坦因元帅在此战中对于战局的观察是到位的，在数个关键点上迅速权衡利弊，在多个两难抉择面前选择了损害最小的路径。切尔卡瑟口袋后，他迅速意识到形成已久的第59军与第13军的缺口会成为朱可夫下一步下手的目标，而此时将部队北调会使得装甲单位在泥泞的道路中损失大量技术装备，但无动于衷显然会使得第59军迅速覆灭，从而进一步威胁到整个集团军群，他过果断将集团军群南翼的部队北调，应对苏军的进攻；第6装甲师的部署上，若该部置于59军左翼，则可以减缓苏军坦克集团军的突破，但右翼的第19装甲师必定独木难支，但若放任苏军坦集显然危害更大，他绕过了两级指挥部直接决定了第6装甲师的部署方案；苏军发起攻击后，曼施坦因也能迅速认清形势，战役第一阶段，他第一时间下令第59军撤退，使得该军免去了被围之祸；随后，他又面临是否将第3装甲军北调的问题，若不北调，第48装甲军和59军就会被迅速打垮，59军就将被合围，而北调，第一装甲集团军右翼部队将失去预备队，无力抵挡苏军的下一波进攻。但基于苏军机动单位多集结于集团军左翼，此处苏军的突破更加有力，阵地也不稳固，因此最优方案是牺牲集团军右翼，加强左翼力量，战役第二阶段，他在最短时间内选择了向西突围这一最优方案，并很快授权胡贝突围，不仅在战术层面达成了突然性，战役层面也使得朱可夫的战役目标落空，未能在通往波兰的道路上制造一个真空地带。对于战局的敏锐，利弊权衡的到位，曼施坦因此战的表现不仅胜于他的不少同僚，也比他自己（包括时间相隔不远的基辅战役、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战役等）此前指挥的防御战中的表现显得更加成熟。在经历半年惨烈的防御战后，此时的曼施坦因已将自己的脑力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他却无法继续带领部队作战，他以一次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式的防御－突围战役给自己的军旅生涯画上了句号。
指挥模式上，曼施坦因并未死守自己长期坚持的“任务式”指挥，而是根据情况调整指挥模式。当苏军制造桥头堡后，他绕开集团军、军两级单位，直接向第6装甲师师长下令。虽然这是对一个师的调动，但这一调动却直接对战役层面产生影响——德军待苏军的主攻地带上基本没有像样的防御阵地，因此第6装甲师的北调就至关重要。而纯粹战术层面的指挥他又没有过多干预下属，在“收”和“放”上把握得恰到好处。
胡贝将军在此战中也体现出了一名集团军司令应有的胆略、果敢。在曼施坦因下令突围的当天他就形成了突围的初步方案，并将自己下属单位众多的集团军根据任务需要迅速编成两大一小三个集群，并重新分配各单位指挥官，安排布莱特发起牵制性进攻不仅有效掩护了集团军主力，也迷惑了苏军，他以强力而又灵活的指挥，在付出较小伤亡的情况下将自己的部队带出，使得此战成为战争史上经典的突围战。

而另一位德军集团军司令劳斯，虽然在防御、救援中的战术层面表现尚可，但也暴露了他战役思维上的短板。他的职位止步于集团军司令是合理的。应当承认，劳斯看到了防线上的风险点，第59军与第13军之间的缺口也确实是南线德军在切尔卡瑟战役后需要最先扑灭的险情。但他上报的计划确显示他对整体战局缺乏认识，指望得到增援后，从苏军偏师第13集团军后方发起攻击，鲸吞缺口上的苏军。显然，德军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即便德军真的如他所愿从其他战场调兵，得到了3个齐装满员的装甲师，这也会是德军砸锅卖铁的结果，较长时间内集团军群将拿不到新的预备队。面对苏军预有准备的防御，较为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德军以不算快的速度打垮了当面苏军，收复了部分阵地，但苏军未伤筋骨，新增援的装甲师却很快筋疲力竭，此时苏军大军到位，发起攻击，德军又不得不在缺少预备队的情况下疲于奔命，他的方案对德军而言无疑是对珍贵的装甲预备队的不当挥霍。
莫德尔元帅，虽然他不是此战的主角，但在突围的最后一段路上，他再次显示了强大的掌控部队的能力，以频繁地奔走督促劳斯走好最后一步棋。在这一点上他强于不少同僚。
可以说，从两任集团军群司令到军长，除了劳斯以外德军几乎集中了东线战场最为优秀的将才，他们冷静、果断又不失狡诈的指挥是德军能够突围的重要原因。
总之，就德军而言，此战无法坚守的原因主要在于双方兵力、兵器实力上的悬殊，尤其是装甲单位极度疲惫，大批装甲战斗车辆需要修理，而苏军可用装甲战斗车辆却很多，德军没有在此时果断大幅度后撤恶化了这一情况；在切尔卡瑟后，德军果断将部队北调，调整指挥体系，延缓了初期苏军的进攻速度。遭到合围后选择了正确的突围方向，选择正确突围时机，包围圈内指挥官果断调整指挥体系，高效组织突围，使得德军避免了覆灭。
朱可夫在此战中也体现出了高水平的战役思维。切尔卡瑟口袋后，以西乌克兰战场上苏军的实力，还不足以同时在两个方向实施强力突击，迅速吃掉德军的重兵集团，因此他将进攻资源倾斜到方面军北翼，并试图以向西南方向的强势突破，将第一装甲集团军向南逼退，从而使得苏军通往波兰的门户大开。在进攻时间上，他并没有被后勤单位上报惨淡的补给数据吓到，清楚认识到困难是双向的——苏军补给不畅，但刚刚经历切尔卡瑟大战的德军也好不到哪里去；苏军面对泥泞的道路，但德军也是在同样路况的道路上爬行；苏军需要大范围调兵，德军也得从南面将装甲部队紧急北调。但拖延进攻将使得德军有机会修好大批受损的坦克（苏军的坦克出勤率此时远高于德军），并在自己防线的缺口上填补防御资源，显然这对德军而言更加有利，从而果断选择迅速进攻，德军于此战能损失如此之多的重装备很大程度上是苏军“无缝衔接”式进攻造成的。对于德军的脱逃，面对有新锐装甲部队接应的果断突围行动，苏军并没有太多机会扎牢口袋，朱可夫对于一些问题判断不足，只能说他面对的是整个二战中最精彩的突围战，在情报不明之，德军南翼的“布莱特”集群又发起猛攻的情况下，苏军高层在这一问题上不应受到责难。
需要再次强调，双方指挥官尤其需要称赞的是，无论是曼施坦因还是朱可夫都能将所有因素尤其是对方因素统筹考量，而不是仅仅从后勤部门上报的数据决定下一步策略。片面从后勤角度看，在糟糕的路况下，曼施坦因数次将大批装甲部队北调是会带来较大损害的；朱可夫决定在3月初弹药、燃料都不充足，尤其是坦克单位的辎重粮秣很多都未跟上时发起进攻，片面从几方后勤角度看是不适宜的，实际进攻中也确实因为后勤因素而带来了不少困难。但曼施坦因和朱可夫都没有被这些片面（虽然这非常重要）因素蒙蔽双眼，而是将时空、部队、敌情、后勤多方面的因素统筹考虑，选择了最优策略，这并非是所有战役指挥官都能做到的事情。片面考量时空因素，片面强调某一局部性困难，片面考量己方因素，或者只是拿着后勤数据决定战役策略不仅是很多战役指挥官常犯的错误，大批专业、业余的事后评论者也经常陷入这种错误的思维之中而不自知。
在双方的出色指挥下，胡贝口袋成为了战争史上一次形成与高手过招中的极具战役、战术探讨意义的经典战例。

余论
始于错误起点上的讨论
曼施坦因的指挥官生涯结束后，不少人都在追问，为什么这时德军再也没有打出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那样的机动反击？辛泽认为是因为此时道路泥泞，德军的机动力受到了限制。而苏军得益于美援的卡车和宽履带的T-34坦克仍然可用进行机动。这种观点显然站不住脚。从苏军此战表现来看，泥泞同样限制了苏军的机动性，很多时候卡车也不能及时送上补给，T-34坦克和美援卡车还不足以带来如此大的变化。
就德军方面而言，国内（当然，也不乏国外一些头衔、光环不少的人）长期以来都以勒热夫战役及1943年秋至1944年春的德军防御战讨论阵地防御与机动防御的优劣，阵地防御是否更加实用或机动防御是否过于“梦幻”，防御是要集中兵力还是分散兵力。
但首先需要明确的是1943年秋至1944年春德军自身在战役指挥上并未采取“王车易位”“反手一击”的作战模式，即便是在曼施坦因与克莱斯特的军中也是如此。“王车易位－反手一击”模式要求德军通过大踏步后撤，一方面通过运动拉薄苏军一部的侧翼，使苏军产生脱节，另外从部分地区腾出兵力，将一个大范围战区绝大多数的装甲部队对准苏军一部（最好是疲惫的一部），对其实施毁灭性打击。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就是如此，1943年2月底南线德军十七、六、装一、装四四个集团军外加肯普夫集群共541辆可用的坦克，其中494辆坦克对准了苏军的突出一部，也就是说曼施坦因拿出了九成的坦克投入到反击中。而在第聂伯河及西乌克兰战场上德军从未如此高度集中装甲单位。在基辅战役时，苏军进攻阶段，德军只有第四装甲集团军的第7、8两个弱小的装甲师应付。即便调来了新锐的警卫旗队和第1装甲师，也只是在日托米尔动用第48装甲军，辖第1、7、19、25装甲师以及警卫旗队、“帝国”战斗群300余辆可用坦克予以反击，而同期南线可用坦克总数为727辆，也就是说只有约一半的坦克投入了这次反击。到了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战役时第六集团军手中握有266辆可用坦克。
而将目光放到苏军一方，1944年初，南线苏军四个方面军合计1361辆可用的坦克，而979辆集中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乌克兰第三、四方面军合计才185辆，两个方面军合计少于第六集团军的266辆。即，数量处于劣势的德军将不足一半的坦克集中与第一、四装甲集团军，而当面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却集中了四个方面军七成的坦克。
兵力上也是如此，面对苏军偏师的第六集团军长期保有大量兵力，其他战区出现危机时也没有果断后撤腾出预备队，而是一直被动、僵硬坚守在已有阵地之上。
显而易见，德军没有如同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时那样集中多数装甲单位反击苏军突前一部，而是分兵把守，局部的有限集中完全是在苏军进攻之下的救火任务中形成的被动举措，而绝非预有准备的“反手一击”。包括克里沃罗格反击、文尼察反击在内，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本质上与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仍有不同，此两战实质上只是带一定机动防御思想色彩的战术级反突击，是任何形式防御战都会采用的被动救火式的作战，还不能称为战役级的机动作战、机动防御（至多只有文尼察反击在准备阶段还有一定战役级色彩）。以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战场上的防御战探讨是否应当集中兵力反击还是应当分兵把守，东线战事是否挑战了兵力集中原则或机动防御是否过于浪漫的讨论起点是错误的。南线德军的“反手一击”实际上终于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而并非是莫德尔及舍尔纳取代曼施坦因与克莱斯特之后。
进攻上也是如此，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后的“堡垒”行动也不是一次运动战，而且德军的拖延进攻无疑在空间、时间、部队这些要素上给自己带来的束缚——德军虽得到了加强，但是苏军也增添了兵力。还完善了防御工事，尤为致命的是苏军的反攻（“库图佐夫”行动）部队得到了质的强化，进攻主力近11集的坦克多数于5月底到位，两个方面军还成建制地得到了2个坦克集团军、1个合成集团军，从而使得北线德军完全无法发力进攻，甚至连坚守奥廖尔突出部都成为奢望。奇蒂诺将1943年7月以后的东线战事称为“Mansteins War: Bewegungskrieg in the East”（曼施坦因的战争：东线运动战）完全是对战史细节不求甚解而一厢情愿的空谈概念、哲学的结果。以战役级运动战为逻辑起点展开的对1943年7月以后的防御战的探讨根本就是一场场闹剧。
总之，在1943年下半年的战事中，德军就没有实施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式的反击，进攻上也没有贯彻其传统战役思想，甚至都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尝试，也就谈不上为何此种战法为何失效。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是诸多就1943年下半年至1944年春季东线战事诸多建立在错误前提上的讨论中较为典型的一个。研究者们要么乐于炒作概念，要么沉迷于微观战斗的细枝末节，连接两者的逻辑思维已经越来越不受重视。

关于德军的失败
那么问题就转向了为何德军的防御会如此狼狈。继续前述讨论，德军没有集中兵力实施战役级反击，这样在苏军主攻地带就不太可能形成时间、空间、部队上的优势条件。局部的战术反突击也就不太可能取得决定性效果。
有不少观点认为，分兵固守在当时是一种无奈且务实的做法，这种观点显然是有问题的。以苏军在第聂伯河－西乌克兰战场的优势，德军显然无力把守所有地带，分兵把守显然不足以取得胜利。那么分兵固守是否是当时的唯一选择或多种选择中损害最小的选择呢？就苏军的进攻模式而言似乎并非如此。在1943年秋至1944年春第聂伯河－西乌克兰战场上，苏军的精华尤其是坦克部队主力一直集中在沃罗涅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这一情形自1943年11月至1944年4月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其主攻方向相对稳定。虽然整个南部战场处处都有险情，苏军也调整过主攻地带，但最为严重的威胁其实基本稳定出现在该方面军地带内，德军只要能果断放弃部分地区，抽出威胁较小地带的部队，还不至于完全无法调集更多预备队，分兵固守显然不是唯一选项。而处于数量劣势的德军在资源集中程度上还不如苏军，显然不能说这是这场防御战的最优选项。
德军的后备军也没有开足马力为前线输送兵力，部分观点甚至认为后备军的“7·20”密谋团体蓄意扣押了人力，这也使得德军缺少了必要的人力保障。
德军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后撤的灵活性上的降低也给德军带来了损害，这点不仅德军将领战中、战后反复抱怨，朱可夫等苏军将领也予以认可。
另外德军方面，由于来自英美的压力日益增加，东线装甲部队坦克数量占德军前线总坦克数的比例在这一阶段总体处于下降趋势。纵观1943年至1944年初的德军防御战，苏军少有压倒性的胜利，都是在苦战后才击败的德军，虽然在1944年5月前东线德军依然保有多数的坦克，但总比偏低但数量不算少的其他战场的装甲部队如果派到东线战场的决定性地带，胜利的天平会向何处倾斜就并非轻而易举可以看出。例如，1943年8月时，若意大利战场的第16装甲师、26装甲师，戈林师，第3、15、29装甲掷弹兵师全数投入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役，德军可能获得歼灭两个突进的苏军坦克集团军的能力，这一南线德军退向第聂伯河开端的战役最终鹿死谁手就非常难说。
苏军方面，1943年以后，苏军战役上各个领域的水平相较于1942年而言都有长足进步。在1942年，苏军组织千辆坦克的攻击、反突击可能被德军轻松化解（如德军夏季攻势中苏军的反击），但在1943年夏季后，德军再也没有在苏军的主攻方向上阻止其突破。1943年苏军在突破、发展攻势、攻防转换以及各种战术细节上与1942年不可同日而语。1943年后苏军在作战保障水平上也因经验积累、租借物资的到位等原因有了大幅度提升。如苏军坦克集团军的日维修量从1943年初的20余辆上升到战争后期的50辆左右。这对苏军的持续进攻行为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也形成了质的突破。例如，在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中，苏军1月发起攻击时，沃罗涅日方面军由650辆可用坦克，西南方面军有986辆，但德军反击之初各部却是一副惨淡情景。但如下表所示在第聂伯河战场上却又是另一幅景象，苏军在一阵鏖战耗大量AFV后，可用AFV数量却不降反升。
苏军对基辅的成功进攻就是一次典型的物质基础－人员素质双向提升的结果。苏军各级官兵组织了近坦3集的一次精彩调动，物质上在突击桥头堡前集团军又得到了124辆T-34、60辆T-70和48辆SU-85的补充，使得苏军在桥头堡形成了压倒性优势迅速打垮当面德军。

造成战局变化的原因无疑还有很多，作为一次战役的余论，笔者无意进一步挖掘更多原因，尤其是非军事领域的原因、间接原因，讨论至此已显啰嗦。总之，在双方的物质、战术战役组织的此消彼长之下，德军永远丧失了从容应对的可能。

胡贝口袋内各军级单位指挥官二次大战期间简历
库特·冯·德谢瓦勒莱，1939年3月升少将，12月任83步兵师师长。其独子汉斯·鲁道夫少尉于西线战役中阵亡。1940年10月任99轻步兵师师长，1941年1月擢中将。12月指挥第59军军长，1942年2月升步兵上将。1943年11月在基辅战役中授橡树叶骑士铁十字勋章。1944年9月任第1集团军司令，指挥在洛林的战斗。1945年1月退役。4月于科沃布热格失踪。
弗里德里希·舒尔茨，1940年4月任第43军作战处长，1941年4月升上校，1942年3月授骑士铁十字勋章，1942年5月任曼施坦因的第11集团军参谋长，7月晋少将。11月，因指挥部改组任顿河集团军群参谋长，后因指挥部改名任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3月被布塞将军接替。5月任28猎兵师师长，7月升中将。11月代理指挥第3装甲军，随后将指挥权交还给布莱特。1944年2月指挥第59军，3月20日授像树叶骑士铁十字勋章，22日指挥第46装甲军，4月1日升步兵上将。7月任第17集团军司令，1945年2月授予橡树叶佩剑骑士铁十字勋章，战争末期任G集团军群司令、C集团军群司令。
汉斯·戈尔尼克，1939年5月任76摩托化步兵团团长。1941年离开团长职位，升少将，10月任第36摩托化步兵师师长。1942年11月授骑士铁十字勋章。1943年1月升中将。8月接替在奥廖尔突出部被炸死的佐恩将军指挥第47装甲军，同月授橡树叶骑士铁十字勋章。10月晋步兵上将，同时成为第46装甲军正式军长。1944年3月中旬交出第46装甲军指挥权，5月任第28军军长。1945年2月因指挥系统改组，在北方集团军群序列中任“桑兰”集团军级支队司令，下辖2个军和2个要塞区指挥部（含柯尼斯堡要塞区指挥部）。
赫尔曼·布莱特，德军最出色的装甲战术指挥官之一。1940年2月任第5装甲旅旅长，西线战役中获骑士铁十字勋章。后短暂担任机动部队总监。1941年8月晋少将，10月任第3装甲师师长。1942年10月从师长职位上离任，师长任上获橡树叶骑士铁十字勋章，11月擢中将。1943年1月派往A集团军群，2月接过第3装甲军指挥权，3月升装甲兵上将，并在这一职位上呆到战争结束，1944年2月获橡树叶佩剑骑士铁十字勋章，期间该军参加了“堡垒”行动、第四次哈尔科夫战役、文尼察反击、切尔卡瑟口袋解围、德布勒森战役、“康拉德”行动等著名装甲战。也许是因为其上级职务一直有能人或有人脉之人（马肯森大将去职后由战功卓著的胡贝装甲兵上将接任，胡贝遇难后已是集团军司令的劳斯接任，而原先第四装甲集团军又被莫德尔的心腹哈佩掌握，随后又被古德里安一党的巴尔克取得集团军司令职务，皮科去职后又被曾任集团军群司令的巴尔克取得了职务）布莱特本人没有获得更高一级的指挥官职位。
瓦尔特·内林，德军装甲战理论先驱之一，1939年7月任古德里安的第19军参谋长，1940年8月升少将。后任第18装甲师师长。1941年7月获骑士铁十字勋章，1942年2月晋中将。后担任非洲军军长，7月升装甲兵上将。8月负伤。11月在伤势尚未痊愈的情况下返回非洲前线，12月调回德国。1943年2月任第24装甲军军长。1944年2月获橡树叶骑士铁十字勋章，5月曾代理指挥第四装甲集团军，但哈佩的到来使其未能获得这一职务。随后又代理第四装甲集团军司令职务及第48装甲军军长职务。因健康原因于10月回到第24装甲军军长位上。1945年3月从海因里希大将手上接过第一装甲集团军指挥权。其撰写的Di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anzerwaffe: 1916-1945是重要的德军装甲战理论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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