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弘光元年四月（清顺治二年，1645年（乙酉年）），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守卫失败，清军破城对扬州城内的汉人百姓展开屠杀，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中记载屠杀共持续十日，故史称此事件为“扬州十日”，此劫扬州死难者八十万。
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四月十六日（1645年5月11日），鞑军“环薄城下”，近距离包围了扬州。鞑军多铎开始做南明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的劝降工作。
四月十七日（5月12日），双方有小规模接触，鞑军一股骑兵突然出现，射死数人。多铎书凡五至，史可法“皆不启封，置之火中”。
四月二十日（5月15日），鞑军仍在等待他们的红衣大炮，同时继续劝降。“豫王又持书来说”，算来这已是多铎送来的第七封劝降书。
四月二十三日（5月18日），鞑军红衣大炮运至。明军一支运粮队在城外为清军所劫，“焚毁略尽”。
四月二十四日（5月19日），“北兵试炮，飞至郡堂，弹重十斤四两，满城惶悚。”夜，鞑军正式攻城，“炮落雉堞二堵。二小卒缘墙而上，城上鼎沸，遂不支。”
四月二十五日（5月20日），“攻打愈急”，炮火强劲，“铅弹大者如罍，堞堕不能修，以大袋沉泥填之”。“巨炮摧西北隅，崩声如雷，城遂陷。”随即巷战，刘肇基率四百人战至最后一刻；史可法被执，被带到新城南门楼见多铎，再次拒降。遂遇害。
清顺治二年(1645)四月，南明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在扬州就义，嗣子副将史德威寻遗体不得，乃葬其衣冠于梅花岭下。
四月二十五日，清军攻占扬州(古称广陵、江都、维扬，江苏省辖市)后，当时大雨倾盆，清军为报复扬州军民的顽强抵抗，在扬州城内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屠杀，后来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八十万具。当时的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中记载屠杀共持续十日，故名“扬州十日”。
扬州城居民，只有少数人在破城前逃出，个别躲藏逃过，其余全遭屠杀，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人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啼哭的婴儿也被刀柄敲击脑袋而死。“城中积尸如乱麻”扬州城沦为一座人间地狱。

四月二十七日：
“杀声遍至，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余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日向午，杀掠愈甚，积尸愈多，耳所难闻，目不忍睹。”
四月二十八日：
“所掳一少妇、一幼女、一小儿，儿呼母索食，卒怒一击，脑碎而死；挟妇与女去。”
“不意败垣，从半腰忽崩一穴，中外洞然，已为兵窥见；乃自穴外以长矛直刺，当其前者无不被大创，予股亦伤。前者尽为卒得，后者倒扒而出。予复至妇所，妇同众妇女皆伏卧积薪，以血涂体，粪缀其发，烟灰饰面，形如鬼蜮，鉴别以声。予乞众妇，得入草底；众妇女拥卧其上。予闭气不敢动，几闷绝；妇以竹筒授予，口衔其末，出其端于上，气方达，得不死。户外有卒，一时手杀二人；其事甚怪，笔不能载。草上诸妇，无不战栗。忽哀声大举，兵已入室；复大步而去，不旋顾。天渐黑，诸妇起；予始出草中，汗如雨。”
“途中乱尸山叠，血流成渠。”
四月二十九日，城破至此已五日：
“妇旋转于地下，死不肯起。卒举刀背乱打，血溅衣裳，表里溃透。”
“怒叱毒打，由田陌至深巷一箭多地，环曲以出大街；行数步，必击数下。”
“其有寸壤隙地一、二漏网者，为火一逼，无不奔窜自出。出则遇害，百无一免。亦有闭户焚死者，由数口至百口；一室之中，正不知积骨多少。大约此际，无处可避，亦不能避；避则或一犯之，无金死，有金亦死。惟出露道旁与尸骸杂处，生死反未可知。”
“予与妇子并往卧冢后，泥首涂足，殆无人形。火势愈炽，墓中乔木烧着，光如电灼、声如山崩，风势怒号，赤日惨淡为之无光。目前如见无数夜叉鬼，驱杀千百地狱人而驰逐之。惊悸之余，时作昏聩；盖已不知此身之在人世间矣。骤闻足声震响，惨呼震心；回看墙畔，则伯兄被获。遥见兄与卒相持，兄力大，撇而得脱；卒遂赶去—此卒即前日劫吾妇而复舍者也。半晌不至，予心摇摇。伯兄忽走来，赤身披发，为卒所逼，不得已向予索金救命。予仅存一锭，出以献卒；而卒怒甚，举刀击兄。兄辗转地上，流血满身。彭儿拉卒，涕泣求免（时年五岁）。卒以儿衣拭刀血再击，而兄将死矣。旋拉予发索金，刀背乱击不止。”
“予诉金尽，曰：必欲金，即甘死；他物可也？卒牵予发至洪宅；予妇衣物置两瓮中，倒覆阶下，尽发以供其取。凡金珠之类无不要，而衣服择好者取焉。见儿项有银锁，将刀割去。去时，顾予曰：吾不杀你，自有人杀你也。知洗城之说已确，料必死矣。”
“遥闻炮声三，往来兵丁渐少。”
“有数卒掳四、五个妇人，内二老者悲泣、两少者嘻笑自若。后有二卒追上夺妇，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忽一卒将少妇负至树下对合，余二妇亦就被污。老妇哭泣求免。三少妇恬不为耻，十数人互为奸淫；仍交与追来二卒，而其中一少妇已不能起走矣。”

五月初一：
“为五月朔日。势虽不甚烈，然未尝不杀掠；而富家大室，方且搜括无余。子女由十余岁起，抢掠殆无遗类。是日，兴平伯复入扬城，而寸丝、粒米尽入虎口矣。萧条残破，难以奉述。”
五月初二：
“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执安民牌遍谕百姓，毋得惊惧。又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而寺院中藏匿妇女亦复不少，亦有惊饿死者。查焚尸簿载数共八十余万，其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被掳者不与焉。”
五月初三：
“出示放赈。偕洪妪至缺口关领米，米即督镇所储军粮如邱陵；数千担，片时荡然一空。往来负戴者俱焦头烂额，臂胫伤折，刀痕满面，如烛泪成行。抢米之际，虽亲友不相顾；强者去而复来，老弱被重伤者终日不能得升粒。”
五月初四：
“天晴。烈日蒸熏，尸气熏人。前后左右，处处焚烧，烟结如雾，腥闻数十里。是日，予烧棉及人骨成灰，以疗兄疮；垂泪颔之，不能出声。”
五月初五：
“幽僻之人，便稍出来；相逢各泪下，不能出一语。予等五人虽获稍苏，终不敢居宅内。晨起早食，即出处野畔；其妆饰一如前日。盖往来打粮者日不下数十辈，虽不掺戈而各制槌，恐吓诈人财物，每有毙于杖下者；一遇妇女，仍肆掳劫—初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也。是日，伯兄因伤重，刀疮迸裂而死。伤哉！痛不可言。忆予初被难时，兄弟、嫂侄、妇子亲共八人，今仅存三人；其内弟、外姨，又不复论。”
“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故漫记之如此。远处风闻者，不载也。后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无事之乐、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阅此，当警惕焉耳。”

荆驼逸史确有扬州十日记，小腆纪年也有提到十日记，李治亭《中国断代史 清代卷》，顾城的《南明史》，明史协会汤纲南炳文的《中国断代史 明代卷》，与扬州十日有关的内容都是一页多，说明这本书不是清末才出现的,历史上关于扬州大屠杀的记录不少，由《扬州历代诗词》所收，不下50首，比如明末清初邢昉写的《广陵行》就是对扬州大屠杀的记录。明末清初的大屠杀使得中国很多地区“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此类书为鞑虏忌惮，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军机处上奏虏帝，请求将其全部销毁，虏帝马上批准。翻检各省禁毁书目，此书仅见之於两江，而撰者未详、书名未定，可见此书当时影响实为有限，与当时查禁的诸多明季稗史并无二致。《扬州十日记》之重见仅在禁书四十余年后，即有《荆驼逸史》刊本行世，史料价值不容忽视，同述扬州十日屠城之《弘光己酉扬州城守记》一卷、《圣朝殉扬录》三卷等，但本书价值独特，正如作者所说，“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远处风闻者不载也”
广陵行：
作者，邢昉（1590年～1653年）明末清初
客言渡江来，昨出广陵城。广陵城西行十里，犹听城中人哭声。去年北兵始南下，黄河以南无斗者。泗上诸侯卷旆旌，满洲将军跨大马。马头滚滚向扬州，史相堂堂坐敌楼。外援四绝誓死守，十日城破非人谋。扬州白日闻鬼啸，前年半死翻山鹞。此番流血又成川，杀戮不分老与少。城中流血迸城外，十家不得一家在。到此萧条人转稀，家家骨肉都狼狈。乱骨纷纷弃草根，黄云白日昼俱昏。仿佛精灵来此日，椒浆恸哭更招魂。魂魄茫茫复何有，尚有生人来酹酒。九州不复罢干戈，生人生人将奈何？

鞑靼入关，采取屠城政策来强行推行“剃发易服”政策，鞑靼在北京城叫嚣：“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多次发布“屠城令”，带领大军血洗江南、岭南等地区，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当时鞑靼几乎将四川人杀绝，后来不得不“湖广填四川”来进行大移民。后把四川屠杀嫁祸张献忠。
顺治二年七月初九日（1645年8月29日），鞑靼又颁“易服令”，规定“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强迫各族百姓改满服。
鞑靼自己发布过大量屠杀文告，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鞑靼官方资料《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记录：“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 并宣称：“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
鞑靼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另一份官方史料，《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镇江知府告示则是：“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起来恐吓人民。
顺治二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
《陈确集》卷三十“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

辽金元清乃胡狗之国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统治阶级要达到统治目的，这些手段肯定是要有的

黄佛颐的《广州城坊志》引用清人方恒泰《橡坪诗话》的记载：“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六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双门底刘中山其一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得免诛戮。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 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 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 王鸣雷），
“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嘉定大屠杀，“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日昼街坊当众**。”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