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约翰·福克及其主要观点
约翰·福克是美国自由选择学习、博物馆观众研究和科学教育领域的领军人物，取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学和教育学联合博士的学位，现任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
他曾在史密森学会工作多年，生物学和教育学的双重教育背景使他经常从跨学科角度分析和思考问题。福克在观众研究领域持续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探索，目前已出版《博物馆体验》《学在博物馆：观众体验及意义的形成》《身份和博物馆观众体验》《博物馆体验再探讨》等著作①。
其主要观点就是在以上著作中系统提出的三个模型，分别是“互动体验模型”“情境学习模型”和“博物馆观众体验模型”。1992年，福克提出“互动体验模型”（图1），他认为观众的体验受到个人情境、环境情境和社会情境的共同作用与交互影响。个人情境是参观者本人的兴趣、感知、知识等，他们透过个人情境看待世界；环境情境即参观体验发生的博物馆，是很多构成和物件的集合，包括建筑、展品和氛围等；不同的个体之间分享各自体验，这种社交组合所形成的就是社会情境。在不同情况下，某一情境均有可能是影响观众体验的主要因素，因此，观众参观持续在三种情境的互动中产生[1]。
在2000年出版的《学在博物馆：观众体验及意义的形成》一书中，福克将“互动体验模型”重新确立为“情境学习模型”（图2），并在其后续研究中一直沿用。
“情境学习模型”重新界定了三种情境的内涵，
个人情境是对于博物馆内容及其作为社会机构的认知，是个体的先前体验、知识、兴趣、动机、信仰等；
环境情境是观众选择进入并参与其中的实际环境，包括建筑、展品、解说材料等；
社会文化情境是与他人进行社会文化互动的影响，包括同行者、其他观众、博物馆员工等。
该模型最大的变化是福克引入了时间的维度来解释“学习”的产生，即模型图示中无限延伸的三种情境交互，由此将“学习”视为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构建起来的产物[2]。福克之后进一步提出了“博物馆观众体验模型”，与前两种模型不同的是，“博物馆观众体验模型”以观众参观动机为出发点，试图探索“身份”在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二、“博物馆观众体验模型”及其研究背景
“博物馆观众体验模型”是福克在《身份和博物馆观众体验》一书中系统提出的概念，重点探讨了“身份”在博物馆体验中所扮演的角色（图3）。
其中，动机是该研究的主要切入点。福克批判当前研究中既有的两种解释博物馆观众体验的视角，
第一种建立在博物馆自身，认为观众的参观原因、参观过程和意义建构均依赖于博物馆的内容和展览；
第二种视角虽然是从观众出发，但仅仅试图通过定量研究方法从人口统计类别、参观频次、社会安排三个层面来描述博物馆观众②。
福克认为以上两种研究视角存在片面性，或是基于简单的刻板印象，或属于易测量的指标，不能全面解释博物馆观众体验的深层问题。
他选择从观众自身角度出发，在“互动体验模型”的基础上，以基于“身份”的动机对观众进行类型分析，并深入探讨“身份”在参观前的动机、参观中的预设轨迹和参观后的满意度、记忆中发挥的作用[3]。
在“博物馆观众体验模型”中，左侧的两组箭头——“个人身份”和“对博物馆供给的认知”③——指向“身份相关的参观动机”，这组关系解释了观众参观动机的产生过程；与此同时，“身份相关的参观动机”将结合观众的“个人情境”，博物馆提供的“环境情境”和更复杂的“社会文化情境”之间的互动影响，进一步主导观众的博物馆体验；最后，右侧两组箭头解释了这种系统的互动过程也在不断强化或调整“个人身份”和“对博物馆供给的认知”，最终反馈给观众和博物馆。

什么是“身份”？
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将自我区分为“经验自我”和“纯粹自我”。
经过心理学的多年发展，布朗芬布伦纳（Uri Bronfenbrenner），霍兰（Dorothy Holland）等学者作出了更多的阐释。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福克认为“身份（Identity）” 可分为两种：大“身份”和小“身份”，前者包含性别、国籍、宗教、种族等因素，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身份因素很少驱动他们日常的想法和活动；后者是作为家庭的一员和担负的相关责任，它真正对日常决定起作用，也是博物馆参观行为产生的源头。
“身份”除了促成参观动机的形成，也将进一步引导参观轨迹和长期记忆的生成。然而福克在论述“身份”与学习、记忆、满意度之间的关联时，主要引入其他理论和概念进行阐释，并未提出更具体和完善的观点，而将重点集中于他总结出的七种基于“身份”的观众类型和动机，分别是
探索者（Explorer）
引导者（Facilitator）
打卡者（Experience Seeker）
专家/爱好者（Professional/Hobbyist）
愈疗者（Recharger）
朝圣者（Respectful Pilgrims）
寻求关联者（Affifinity Seekers）④。
福克将“身份”引入其研究的做法主要受到北美休闲研究的影响。在北美休闲研究的体系中，博物馆与公园、剧场、影院等场所同属于人们的休憩选择，往往成为休闲研究关注的重点文化机构。
受此影响，美国的博物馆学界也会从休闲研究的角度和观点分析博物馆的一些问题。
例如，史密森学会政策分析办公室曾在2007年进行了一项针对观众休闲时间的研究，试图了解美国人的总体休闲时间有何变化？
人们如何利用休闲时间，以及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人们为什么选择在闲暇时间参观博物馆？
该研究发现，美国人的总体休闲时间不断增长，但是变得更加碎片化，受此影响，人们休闲偏好的选择更倾向于非结构化的休闲活动（图4）；选择参观博物馆的最主要原因则是对主题本身感兴趣，但这并非唯一相关动机（图5）[4]。
福克对“身份”和动机的研究受到凯里（John R. Kelly）、比尔德（Jacob Beard）、穆尼尔（Ragheb Mounir）、德里弗（B.L. Driver）和托赫尔（S. Ross Tocher）等人对休闲动机和决策研究的影响，进而引入到博物馆观众的参观动机研究中。
他的这项研究曾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支持，涵盖了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哥伦比亚在内的地区，涉及博物馆、美术馆、科学中心、动物园和水族馆等不同类型的机构。
而在研究展开期间，美国博物馆界正经历观众数量明显减少的一段境况。史密森学会1970至2020年间名下各机构观众参观的数据中同样显示出2000至2010年间的观众人数有降低趋势，并且这种状况几乎出现于不同主题的博物馆当中（图6）。
尽管这与当时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有关，但不能否认的是，随着越来越多休闲机构的出现，人们可以转寻其他资源来满足其娱乐、学习和交流的需求，博物馆面临着来自外界环境和自身运营的双重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开展更广泛的观众研究，尤其是对观众参观动机的掌握亟需提上日程。
图4 1998年和2005年休闲活动的对比（图表来自OP&A,2013report）
图5 参观艺术博物馆的动机（图表来自OP&A,2013report）
图6 1970-2020年间美国史密森学会博物馆观众参观数据⑤

三、分析和评述
在讨论“身份”对于博物馆参观的意义之前，应该先探讨该模型中所涉及的“体验”和“学习”的概念。
什么是博物馆体验？
博物馆体验是否等同于博物馆学习，二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福克认为博物馆体验除了包含感官的观看、触摸之外，还有冒险、敬畏、交际等种种感受，更进一步讲，观众的体验受到情境的影响，他们的视野并不会局限在个别的展览或物件，从作出参观决定开始，交通、餐饮、同行者、博物馆员工等种种情境都是体验环节的因素之一[5]。
尹凯认为博物馆“虽然并未彻底放弃对实物的热爱，但是实物起作用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博物馆更加关注体验的主观真实性，悄悄地将唤醒感觉方面的作用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6]。
二者均脱离了对体验简单的表征认识，更强调从观众自身角度出发的体验的主观性。但要将“体验”与“学习”等同，恐怕不能轻易下此结论。因大部分学习理论是在实验室中根据严格控管的条件被推论、检测出来的，与博物馆的学习情境大为不同，所以在讨论博物馆体验与学习的关系之前，还需重新界定博物馆学习模式的特点，发展一个以博物馆为中心的学习模式。
福克有关博物馆学习的观点受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等主流学习理论的影响，也进一步提出“情境学习模型”。该模型虽然是在“互动体验模型”上的更新，但他引入的时间维度仍然将“学习”与“体验”区别开，使“学习”包含在一次次“体验”中，属于自由选择学习（Free Choice Learning）。
胡珀·格林希尔则认为基于博物馆的学习是一种身体感官的参与，没有统一的课程、规定的时间表和正规的评估系统，博物馆学习可能更加开放，具有个人导向和不可预测性。博物馆体验或可以提供潜在学习——可以在未来被激活的学习，因为许多以博物馆为基础的学习发生在隐形或无意识的层面[7]。
此外，也有学者提出“体验式学习”“娱乐式学习”的观点[8]。虽然“体验”与“学习”的关系仍未有定论，但并不妨碍福克将“身份”与二者联系起来，讨论参观动机以及整个参观系统。
国外有关观众参观动机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霍德和斯莱特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多种类型的动机。
例如，霍德总结了六种参观的动机因素——社交、做有意义的事情、感觉舒适放松的环境、尝试新的体验、学习和参与活动。但这些研究结论以浅层的现象总结为主，没有形成内涵统一的划分标准。
既往研究通常采用两种方式形成动机分类，
一种是通过文献梳理总结出动机类型，再通过调查研究验证分类的合理性。例如霍德根据博物馆学、休闲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消费者行为的理论，总结六种参观动机，与托莱多艺术博物馆合作，通过问卷和访谈等方式对这些标准进行测试[9]。莫休里在研究家庭观众参观博物馆的日程安排时，同样通过文献梳理结合定性研究方法总结六类家庭观众的参观动机[10]。
另一种是直接通过调查归纳出基本类型，再于后续的调查中不断调整和修正，德林采用的正是这种方法[11]。对比这些动机研究，尽管它们的描述各有差异，仍有几处共同指向社交、学习、放松等因素，而其背后的深层内在联系并未被探究，仍属于对表层现象的概括总结。

国内对博物馆观众动机的研究起步略晚，近些年逐渐受到重视，然而主要成果依旧偏少，研究方法也以文献分析和案例研究为主。宋向光认为观众的参观动机由两部分组成，一方面是个人的休闲价值观和休息生活准则，另一方面取决于参观特定的博物馆和特定展览的动机[12]。较有代表性的新近成果是周婧景等人以长沙市博物馆为例，借由李克特量表构建和因素分析提出的三种动机因素，分别是学习、社交/家庭互动和逃离[13]。
与上述研究相比，福克的动机分类意在完成更深一步的探讨，并将结论指向与“身份”的关联，使动机不再是现象总结，而有内在牵连，同时解释了“身份”动机不仅仅是参观的起因，甚至与参观过程及参观之后的学习、记忆、满足感有关联。在“博物馆观众体验模型”中，“个人身份”和“对博物馆的看法”促成“身份相关的动机”产生，在观众体验中，动机预先设置的“轨道”及三种情境交互作用，不断强化或调整“个人身份”和“对博物馆的看法”，最终反馈给观众和博物馆。
当然，不能将该模型看做简单机械的循环或联系，它是解析身份与博物馆观众体验复杂性的一种便捷而有效的方式，但应当认识到其中多项因素的变量和系统性。“身份相关的动机”类型并不代表个体永恒不变的特征，个体的参观动机反映的是对博物馆能够提供何种价值的认知，以及在参观当日待满足的需求，因此观众既可以在一次参观中是“引导者”，也可以在下一次参观中成为“愈疗者”或“探索者”。
福克的研究无法避免其局限性。
首先，“身份”相关的动机类型不具有普适性，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各国对博物馆的界定并不统一，福克在美国博物馆研究的语境中展开调查，所涉对象不仅包括艺术、历史、儿童和自然历史类博物馆，也涵盖动物园、植物园、科学中心等机构，相较而言，国内对博物馆的定义中并未将动物园、水族馆、植物园等包含在内，但另有红色纪念性博物馆、民族博物馆等类型，因此在借鉴福克的研究成果时不能直接生硬地套用；此外，不同的博物馆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差异，除了主题和内容外，环境、位置、建筑、设施等都会影响观众对它的认知，这将造成参观动机类型落实到具体博物馆时呈现出不同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福克的研究并未完全涵盖所有博物馆类型，尤其是其基于“身份”的观众类型和动机分类，由于数据来源的局限性，不排除其他动机类型存在的可能性。福克在后来研究中补充的两种动机类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朝圣者 （Respectful Pilgrims）和寻求关联者 （Affifinity Seekers），它们指向专门展示民族、族裔或姻亲关系团体的展览或博物馆[14]。
其次，“身份”相关的动机类型并非固定不变，社会的发展和观众需求的转变需要我们不断探讨可能出现的新情况。该模型的提出已经有一段时间，而今不论是外界环境还是观众，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更加普及、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都给人们的工作、生活甚至休闲方式带来改变。
虽然目前仍在以实体博物馆为讨论对象，但虚拟博物馆已得到初步发展，新技术和新方式开始带来新的影响。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让博物馆面临由开放、服务、财政和社会心理带来的负面影响。
博物馆需要不断挖掘其内在的文化驱动力，在持续变化的社会需求中重塑其形象和功能，当跳出传统对博物馆收藏和研究认知的框架后，将博物馆看做富有多种可能性和创造力的文化机构将更有意义。
正如莱文特等人所提，
“今天的博物馆，已不仅仅是为未来保存古代文物的仓库，他们还是学习中心、交流中心、社交中心甚或疗愈中心……观众在其中收获的，可能是学习、质疑、沉思、放松、感官愉悦、朋友间的交流、新的社会关系、创造持久的记忆或者追忆过往”[15]。
与之相应地，福克不断更新的“博物馆观众体验模型”和“身份”相关的动机类型正是对观众及社会多种需求和变化的回应。
因此，博物馆观众研究需要不断推陈出新，促进博物馆以适应性和流动性来回应后现代社会的需求。

作者简介：
巨洒洒，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学。
注释
① 此处提到的四本著作分别于1992、2000、2009和2013年首次出版
② 人口统计类别（demographic categories），包括年龄、性别、种族、收入、职业、教育程度等信息；参观频次（visit frequent），包括经常参观、不经常参观和不参观（frequent，infrequent and non-visitor）；社会安排（social arrangement），包括家庭、成人和学校团体（family，adult and school group）。
③ “博物馆供给”（Museum Affordances)此处可以理解为博物馆能为公众提供的所有内容，包括物质、精神、情感等不同层面。
④ 福克最初提出的是五种观众类型，并在早期文章中，将第五种类型命名为”Spiritual Pilgrims”；在其后续研究中，新增加了朝圣者和寻求关联者。
参考文献：
[1] John H. Falk, Lynn D. Dierking. The Museum Experience[M]. Washington, D.C.: Whalesback Books,1992:1-7.
[2] John H. Falk, Lynn D. Dierking. The Museum Experience R evi si t e d[M]. Wal nu t C r e ek , Cali f. : L e f t C oa s t P r e s s , Inc.,2013:23-34.
[3] John H. Falk. Identity and the Museum Visitor Experience[M].2s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17-37.
[4] Smithsonian Office of Policy and Analysis. Museum Visitation as a Leisure Time Choice: A Background Report to the Smithsonian Board of Regents[R]. 2013.
[5] 同[1]:83-96.
[6] 尹凯.体验的缘起、实践与反思：基于博物馆等文化展示场所的观察[J].中国博物馆,2021(02):30-34+126.
[7] 艾琳·胡珀-格林希尔.博物馆与教育：目的、方法及成效[M].蒋臻颖,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 4.
[8] Packer Jan. Learning for fun: the unique con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leisure experiences[J]. Curator,2006(3): 329-344.
[9] Hood Marilyn. Staying away: Why people choose not to visit museums[J]. Museum News, 61983(4): 50-57.
[10] Moussouri Theano. Family agendas and family learning in handson museums[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eicester,1997.
[11] Doering Zahava. Strangers, guests, or clients? Visitor experiences in museums[J]. Curator,1999(2): 74-87.
[12] 宋向光.了解观众服务观众吸引更多的观众[J].首都博物馆丛刊,2002(00):211-219.
[13] 周婧景等.博物馆观众参观的休闲动机研究——以长沙馆为例[C]. 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2019年“新时代博物馆专业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9: 58-71.
[14] 同[2]:48-49.
[15] 妮娜·莱文特,阿尔瓦罗·帕斯夸尔-利昂.多感知博物馆：触摸、声音、嗅味、空间与记忆的跨学科视野[C].王思怡,陈蒙琪,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1
原文《中国博物馆》2021年第四期
原标题：基于身份的博物馆体验——评约翰·福克“博物馆观众体验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