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科重视文词，加试杂文，作为一种制度建立起来，是在永隆二年（681年）八月的诏书中明确宜布的：“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插图]这里所说的“杂文”，就包括诗赋在内。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二八中说：“永隆二年（681年），以刘思立言进士唯颂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插图]

武则天抑明经、扬进士、试诗赋的科举制度改革，适应了从隋末战乱逐渐走向统一、安定、繁荣的当时社会对文化建设所提出的要求，对唐代士子殚精竭虑、潜心诗歌风气的形成，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程千帆先生指出，其中最重要处在于由此派生出来的“行卷”风尚：“行卷的风尚，只是和进士科而不是和明经科联系着，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明经科很容易考取……另一方面，也因为明经科的考试内容是以贴经为主，及第的关键在于熟悉经书，而经书之熟悉与否，是无从用行卷这种方式来表现的，因此，应明经举的人自然也就没有必要行卷了。”[插图]应该说，唐诗的繁荣是与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正确的文化政策紧密相关的。当然，进士科试诗赋取士，对唐诗发展的影响也并非都是健康有益的，“省试诗确实是唐诗中的糟粕，是进士科举制度给唐代文学带来的消极影响”[插图]。
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到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进士科共取士二百四十五人。武则天在执政期间，大幅度增加录取的人数，从显庆元年（656年）到长安四年（704年），共取进士九百六十七人，其中咸亨四年（673年）一年即取七十九人，人数最多。

总之，武则天在半个世纪的统治时间里，通过对科举制度的改革，为唐代诗歌从初唐承袭南北朝遗风向盛唐雄浑阔大、朝气蓬勃气象的发展演变，创造了使文人学士潜心诗歌创作的良好社会氛围，培养了一定规模的诗歌创作队伍。而她本人对诗歌创作的爱好和倡导，以及对文学提出的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要求，对初唐诗歌的发展更是起到了直接有力的推动作用。

从武则天立后开始，朝廷常有大型的文籍编纂活动，以为频繁举行的大规模宫廷诗会提供工具服务。显庆二年（657年），许敬宗等人修成《文馆词林》一千卷，表上。龙朔元年（661年）正月，李善注《文选》六十卷成，奏上。六月，许敬宗等又撰成《累璧》六百三十卷，目录四卷。三年（663年），皇太子李弘进许敬宗、上官仪、孟利贞、郭瑜等人撰的《瑶山玉彩》五百卷，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词丽句。上元二年（675年）三月，“天后多引文学之士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祎之等，使之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凡千余卷。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插图]。久视元年（700年），她命令“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插图]。崔融集预修书者七十四人所赋诗为《珠英学士集》五卷。因此，沈既济在《词科论》中说：“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寖以成风。”

随着武氏政权的稳固和由科举入仕的庶族寒士逐渐成为诗坛的主体，应制诗创作也在发生着缓慢而又明显的变化。宫廷诗人在歌功颂德以外，还在诗歌中述怀言志，表达出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愿望，诗风开始由重藻饰向重气势转变，如李峤的《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崔融的《西征军行遇风》、阎朝隐的《侍从途中口号应制》、杜审言的《赠苏味道》、郭震的《古剑歌》、宋之问的《龙门应制》和《奉和晦日幸昆明池应制》等，在雄浑、阔大的气势中，洋滋着喜庆祥和的气氛，是国家安定、富强的现实反映，已开盛唐诗歌气象的先河。

沈佺期和宋之问继承了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审”的格律诗创作经验，“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 ‘沈宋’”[插图]。他们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使律诗在叶韵、平仄、对仗、起承转合等方面，日臻完善定型，对律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翼指出：“唐初沈宋诸人，益讲求声病，于是五七律遂成一定格式，如圆之有规，方之有矩，虽圣贤复起，不能改易矣。”[插图]

在律诗的形成过程中，武则天也发挥了积极倡导和促进的作用。久视元年（700年）五月，她与太子、狄仁杰、李峤、苏味道等十六人以《石淙》为题唱和，创作七律十七首超过了以往七律的总和，至中宗时期，七律的唱和已蔚然成风。

另外，武则天还抬高道、释两教的地位，拓宽了思想领域，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形式与内容。武则天执政之初，首先抬高了道教的地位：“壬寅，天后上表，以为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插图]接着，又抬高了释教地位：天授元年（690年）十月“壬申，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使僧升高座讲解。其撰疏僧云宣等九人皆赐爵县公，仍赐紫袈裟，银龟袋”[插图]。正是她抬高了道、释两教的地位，才使唐代儒、释、道兼容并蓄，文人思想活跃，这就为当时文学事业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为盛唐诗文流派甚多、名家辈出繁荣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当时，僧人王梵志等就诗名大盛。陈子昂的思想也很复杂，既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仙。《感遇》诗里就有些叹息人生祸福无常，赞美隐逸求仙，发挥佛老玄理的作品。后来向积极方面发展，他唱出了一首颇具浪漫主义的《登幽州台歌》。兼容三教的政策影响深远，十多年后形成的以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深受释家影响；以李白为首的浪漫主义诗人深受道家影响；以杜甫为首的现实主义诗人，深受儒家影响；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受三教影响都挺明显，而以儒家思想为主。同时，这一政策对其他文学体裁，如传奇、变文等也有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