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以为你已经飞升了，原来还在发帖

乙、蜀山大禹神化和青城大禹神化的比较
《青城十九侠》86回追溯大禹治水奇迹，写禹“精研极思，仰参造化，上穷原始两仪化生之源，因悟五行相生亦可转而相克。……重正五行之位，使各相生克牵制，遵依天象经纬，永顺南北四时之序”，与道教经典《五符经序》中对大禹的神化如出一辙。
蜀山中大禹虽有雁荡囚禁妖鲧的事迹，却并未宏大铺叙，摄取经典，也未以禹形成宗派传承，流散人间的皆是禹鼎、神禹令、禹王鉴种种法宝。这些法宝妙用非常，用法皆极为简单。相较而言，蜀山很多前古至宝或如轩辕帝陵二宝、心灯等，尚需高明人物参详指点，或如兜率火、天心双环等，需经本门仙法重炼，仍有门户之隔。
重法宝之实用、轻法脉之存续，蜀山对于大禹的神化显然更倾向于墨家尊禹尚匠的理念。不仅如此，貌似具有一定现代科学概念的法宝比如九天十地辟魔神梭之类，也应该是基于尚匠理念的构思。

我近日偶然看到，墨子有墨狄子的称呼。
连山教上代教主名为墨沙老人，墨沙，墨狄字形相近，两者是否如伯益，白一公一般，是还珠故意为之。

二、墨家圣王崇拜和蜀山前知叙事
墨家崇尚智者为政，追求圣王之治。而三教圣人皆圣而不王，惟见墨家之彻底。
何为圣王？《墨子·尚贤中》有言，古圣王“取法于天”、“尚贤使能”，“尊天事鬼、爱利万民”，“是故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万民从而誉之曰‘圣王’”。
此处依托天鬼，且有未尽之意。实则篇首早有定见，“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
另有《墨子·公孟》借公孟子之口，言“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是为古礼旧制，足以为法。《墨子·尚同下》则依此演绎，“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天下，是以选择其次，立为三公。”由此可知墨家确以智力至上者为天子，圣而为王。
蜀山以仙侠为经，以墨家为纬，本应提倡出世解脱的智慧，却选择一种入世实用的“智力”来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和形成设定。这种“智力”就是前知。
蜀山关于前知的第一义，即仙家魁首长眉真人的前知预示，无论久暂巨细，绝无差错，群仙只需依言行事，自然功成。这第一义游离于三教外，契合于墨家理想之圣王、知者之治，毋庸赘言。
实际上，蜀山关于前知的设计有两种类型，一是术数前知，一是内照前知。术数前知在乎俗常学力，不拘德行品性，自非圣王法度。
而内照前知关乎道力，在正派仙侠中有高低等次之分，在正邪之间更是有鸿沟之隔，这与墨家自上及下、以智化愚的完美治政理念是一致的。

墨子的思想其实是很极端的，把爱人发展到了极致而不爱己，崇尚极致的秩序把社会打造成一台高效的机器最后每个自我本身的存在就是被彻底弱化甚至是被消灭了。所以墨子得主张发展到最后就会变成一个机器人帝国一般的世界，高度的统一和秩序，人其实在这种社会里就是已经被消灭了

春秋战国时代天下超过一半的人不归杨便归墨，可见当时的人民的思潮是很乱的，在天下大乱战乱不休的时代人们急切地渴望找到治理乱世的办法于是都病急乱投医轻信了杨朱和墨子的主张，这两种主张的共同特点就是极端，简单又粗暴地极端解决问题，杨朱是极度利己主义一毛不拔而利天下，墨子则是极端的利公，为了整体为了组织不惜牺牲掉自己的生命乃至独立的人格。这两种极端的主张其实都没法真正的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都是病急乱投医的表现

（一）墨家钜子的前任指定与峨眉掌教的前知指定
墨家师长的严教，本已甚于俗常师徒，犹胜父子。自有钜子，以之为圣人，行墨者之法，无殊国之刑罚。钜子发令行事，墨者无不从之。据《吕氏春秋》，孟胜传钜子之位于田襄子，仅仅以孟胜之一言定之。
蜀山以长眉的前知为第一义，其最重要的预言便是峨眉道统承继、群邪劫运皆系于李英琼一人。凭长眉一己的修行和德望，舍去考较和众议，并且是隔代指定，戏剧性地避免了权力过渡中的明暗竞争和复杂矛盾。
比较而言，蜀山中修士教派正邪分立，强弱各异，于道统承继这一大关节，或是出于楼主刻意的设计，惟峨眉有此强势、实效的办法。而其它教派多循俗制，皆重长门弟子，若后来有能力、野心俱强者，便易启争端，甚或生出内叛。

（二）墨家钜子权威与峨眉掌教权威
墨家巨子的权威，实由墨家两种独特的实际情况所致。一是墨家弟子求学习艺各有明确的门类，“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必量亓力所能至而从事”，真正接近全知全能之人，惟有钜子而已；一是墨家弟子出身底层，多半不能脱离生产，朝夕从师共同学习，势必起居分散各处，遇要事、紧急事，若不能闻命即行，便不免疲于召集，贻误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