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丽霞、罗宁  
摘要：《殷芸小说》是六朝重要小说之一，但目前研究比较缺乏。本文初步探讨了此书的一些问题，指出姚振宗以《殷芸小说》为“《通史》之外乘”的说法错误，并评价了它在保存六朝文献方面的重要价值和内容上，注意到它的俗化倾向和特点。  
关键词：殷芸、《殷芸小说》、古小说  
汉魏六朝小说留传至今的极少，梁代殷芸的《小说》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目前学界对此书的研究较为薄弱，存在着一些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而在文献辑录和考订方面也还留有一些问题。  
殷芸生平及《小说》的成书  
殷芸生平的基本文献资料，主要见于《梁书》卷四十一《殷芸传》：  
殷芸，字灌蔬，陈郡长平人。性倜傥，不拘细行。然不妄交游，门无杂客。励精勤学，博洽群书。幼而庐江何宪见之，深相叹赏。永明中，为宜都王行参军。天监初，为西中郎主簿、后军临川王记室。七年（508），迁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十年（511），除通直散骑侍郎，兼尚书左丞，又兼中书舍人，迁国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读、西中郎豫章王长史，领丹阳尹丞，累迁通直散骑常侍、秘书监、司徒左长史。普通六年（525），直东宫学士省。大通三年（529）卒，时年五十九。  
《南史》卷六十《殷钧传》后也附有《殷芸传》，但非常简略，没比《梁书》提供更多的材料。此外，《梁书》、《南史》还有一些关于殷芸的片断记载。综合起来看，殷芸是梁武帝时期的重要文士，与同时的著名文士，如裴子野、刘显、刘之遴、阮孝绪、顾协、韦棱、刘孝绰、王筠、到溉、到洽、陆倕、任昉、刘苞、刘孺、张率等人，皆有交往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交往之人中，任昉、顾协、刘之遴也撰有小说作品 ，这说明殷芸撰作《小说》并非孤立的事件。它的背后，隐藏着齐梁时期文士务博好奇的风气。  
殷芸作《小说》的事情，《梁书》、《南史》中都没有提到，《隋书•经籍志》小说家著录《小说》十卷，云：“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据此可以推测《殷芸小说》的成书时间。据《梁书•武帝纪》、《梁书•豫章王综传》，天监十三年（514）豫章王综迁安右将军，十五年迁西中郎将，兼护军将军。作为他的随从，殷芸可能在这个时候出任安右长史。所以天监十三年至十五年间就是编撰《小说》的时间。  
清人姚振宗称《小说》“殆是梁武帝作《通史》时，凡不经之说为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别集为《小说》。是《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史》之外乘。”[1]这个说法为很多现代学者引用，其实只是臆测。据《梁书•吴均传》载，梁武帝使吴均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唯列传未就。普通元年（520）卒，时年五十二。”看来《通史》开始编撰的时间不会太早，而吴均去世时尚未完成。《梁书•萧子显传》又载，中大通二年（530），梁武帝尝谓子显曰：“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可见这时《通史》还没完成。殷芸收集编撰《小说》，与《通史》不在同时，而且也没有任何文献可以证明二者有关，所以不应强行将它们联系在一块儿。  
《史通•杂说中》云：“又刘敬升（叔）《异苑》称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故梁武帝令殷芸编诸《小说》。及萧方等撰《三十国史》，乃刊为正言。”有人据此认为《异苑》提及《小说》，王枝忠已辩其非，因为前者早于后者。其实，《史通》原文并未将“其言不经梁武帝令殷芸编为《小说》”一句属《异苑》，这本来是刘知几的话，意思是说，《异苑》记载的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的事情，纯属“小说”，所以梁武帝让殷芸将此事编进《小说》中。《史通》的这段话，恰恰说明了《小说》的性质：“其言不经”。事实上，这也是古人对“小说”的基本看法，是古代最基本的小说概念 。余嘉锡、周楞伽辑本录此条（鲁迅辑本失收），都只有“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一段，这是正确的。不过，《史通》只是略举其事，并不是原文称引，此条文字应当据《异苑》卷二辑录：  


晋惠帝元康五年，武库失火，烧汉高祖斩白蛇剑、孔子履、王莽头等三物，中书监张茂先惧难作，列兵陈卫。咸见此剑穿屋飞去，莫知所向。  
《隋志》小说家著录《小说》十卷，但注中又说“梁目三十卷”。姚振宗认为三十卷与十卷只是分合不同，余嘉锡同意姚说。周楞伽则认为原本就只有十卷，并不曾有过三十卷的本子。至于原书十卷的卷次与卷目，姚振宗已据《续谈助》标举，余嘉锡略作修订，计秦汉魏晋宋诸帝一卷，周六国前汉人一卷，后汉人二卷，魏人一卷，吴蜀人一卷，晋江左人三卷，宋人一卷。周楞伽改“魏人”为“魏世人”，“宋人”为“宋齐人”，其余仍旧。这大体上可以反映出原来分卷的面貌。  
《殷芸小说》的辑佚及其保存六朝古书的价值  
《殷芸小说》到宋代还有著录和引用，今天所辑文字也多数来自宋元时书，如《太平广记》、《续谈助》、《类说》、《绀珠集》、《说郛》等，而明以后书绝少见引用或书目著录，仅《述古堂书目》著录一卷[4]，是一个抄本。应当是从《续谈助》或《说郛》等书中抄出的。可以推断，《殷芸小说》大约在元明之际便已散亡了。经过鲁迅、余嘉锡、唐兰、周楞枷等人的努力，此书才有了较好的辑本 。其中以余嘉锡和周楞枷的辑本最为全面。我将周辑本与余辑本作过比较，发现：周本第39、42、45、46、47、132条为余本所无，余本卷一“简文在殿上行”一条被分为25、26两条，卷三“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一条被分为70、71条，而余本附录中的第二、三条周本未采。（余本未将条目编次，周本则统一编次为163条。）此外，两本还在一些条目的编次和字句上略有不同。由此可知，周本和余本的差别其实很小。周楞伽自谓其书“甚至可说是在他（余嘉锡）的基础上完成的。”正是学者诚恳的表现。总体而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周楞枷辑注本完备便用，本文的引文也以此本为准。  
余嘉锡云：“考芸所纂集，皆取之故书雅记，每条必注书名，与六朝人他书随手抄撮不注出处者不同。”《殷芸小说》杂纂故书的这一特点，对于六朝古书的辑佚考证大有裨益。据统计，《殷芸小说》共引录44种古书（包括部分文章），原注出处加上今天可考出处的约135条 。在44种古书中，40种均无传本。其中既有《语林》、《幽明录》、《郭子》等人们较为熟悉的六朝小说，更有一些非常罕见的文献载籍，如《简文谈疏》、《宋武帝手诏》、《俞益期笺》、《鬼谷先生书》、《张良书》、《濑乡记》等。下面简单介绍数种，顺便对余、周辑本中的某些问题提出商榷。  
52条（周本序号）记晋简文帝对张良的评论，注出《简文谈疏》。此书见《隋志》道家类著录六卷。《太平广记》卷一八九〈简文〉亦引《简文谈疏》，云：“晋简文道光武云：‘汉世祖雄豪之中，最有俊令之体，贤达之风。高祖则倜傥疏达，魏武则猜忌狭吝。’”晋简文帝喜好品评人物，《世说新语》中所记多有，著名的“何平叔巧累于理，嵇叔夜俊伤其道”之语即出其口。大约时人将简文帝所谈曾辑录为一书，即《简文谈疏》之来由。此书全亡，今所见仅《殷芸小说》及《太平广记》各引一条，实在是弥足珍贵。此条记简文帝评张良曰：“接俗而不亏其道，应世而事不婴□。”末一字原缺，周楞伽云“疑是心字”。但若作“心”字，二句不谐。我怀疑下句当作“应世而不婴其事”，与上句才可相对。  
4条注出《汉书高帝敕》，余嘉锡已言当作《汉高帝敕》。《隋志》总集类有《魏朝杂诏》二卷，注云：“梁有《汉高祖手诏》一卷，亡。”此条所录汉高祖与太子手敕，或即《汉高祖手诏》。余、周二先生均未言及此点。高祖此篇手敕虽然可疑，但出于梁前是毫无问题的。类似的《张良书》、《鬼谷先生书》，很可能也是魏晋宋之间的伪作，这正反映当时文士作伪的风尚。《伪孔传尚书古文》就出现于这一时期。  
21条注出《晋敕》。《隋志》总集类有晋代诏令数种，如《晋咸康诏》四卷、《晋朝杂诏》九卷、《录晋诏》十四卷、《晋义熙诏》十卷等，小注中又称梁有《晋武帝诏》十二卷，《成帝诏草》十七卷，《康帝诏草》十卷，《建元直诏》三卷，《永和副诏》九卷，《升平、隆和、兴宁副诏》十卷，等等，以帝号或年号为名，计二十余种，均亡。本条记晋明帝为太子时与晋元帝的启、诏往来，但《隋志》中无以元帝、明帝或其年号为名的诏。也可能是包含在《晋朝杂诏》、《晋杂诏》（有百卷、二十八卷二种）、《晋诏》（六十卷）、《录晋诏》、《晋宋杂诏》（有四卷、八卷二种）中吧。另外，余、周二先生均言此条亦见于《古文苑》卷五，实则在卷十中，偶误也。  


《殷芸小说》涉及的40种古书令我们得以一窥六朝古书的面貌，虽然大多是只言片语，却也有着较重要的价值。至于传世的《世说新语》、《异苑》等书，还可据此书补佚文数条。如31 条云：“孝武未尝见驴，谢太傅问曰：‘陛下想其形，当何所似？’孝武掩口笑云：‘正当似猪。’”就是《世说新语》的佚文。  
需要指出的是，辑本中有些条文原来所注的出处不能一概相信，如77条注出《异苑》，今本《异苑》无此条。虽然今本《异苑》是否是完整的原书尚有异议，但77条的内容风格显然与《异苑》不符，不能当作佚文看待。此条记何颙见张仲景言其将为良医之事，而78条记张仲景见王仲宣言其三十眉落之事。查《太平广记》卷二十八〈张仲景〉引《小说》，即合此二条之文。《太平御览》卷四四四记何颙张仲景事，七三九记张仲景王仲宣之事，卷七二二兼记二事，均谓出《何颙别传》。《隋志》史部杂传类有《何颙使君家传》一卷，这两条都应是此书的佚文。  
《殷芸小说》的俗化倾向  
《殷芸小说》与它之前的一些小说相比，具有较明显的俗化倾向。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记载了一些具有民间和地方色彩的传说，包括帝王、圣贤、名人等人物故事；钞引了四篇《笑林》中的文字，其中两篇尤其具有民间趣闻的性质；抄录了几篇可能是出自下层文人之手的伪作书信。在帝王传说中，以汉高祖避难厄井闲最具民间色彩：  
3、荥阳板渚津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汉高祖曾避项羽于此井也，为双鸠所救。故俗语云：“汉祖避时难，隐身厄井间，双鸠集其上，谁知下有人？”汉朝每正旦辄放双鸠。或起于此。  
《太平御览》卷九二一引《风俗通》云：“俗说：高祖与项羽战，败于京索。遁藂薄中，羽追求之，时鸠正鸣其上，追者以鸟在无人，遂得脱。后及即位，异此鸟，故作鸠杖以赐老者。”两种故事的略微不同，正是民间传说的本色。记载中的“故俗语云”、“俗说”，正说明这些传说流行于俗众之闲。另外，第1条记秦始皇作石桥，使神人鞭石流血等，17条记曹操与袁绍少时游侠相害事，以及48条记秦始皇发孔子墓，并杂以秦谣和遗谶，也很像是出自闾阎的“俗说”。  
孔子作为一个“箭跺式人物”，从战国时期开始就附会了很多传说和故事，到汉代更是蔚为大观，由《孔子集语》便可见一斑。《殷芸小说》第40至46条，也抄录了七条有关孔子及其弟子的故事，可以看作是民间对孔子这位圣人及其弟子的传说。尤其是45条，记孔子向采桑女求教穿九曲珠事：  
45、孔子去卫适陈，途中见二女采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长。”答曰：“夫子游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得，着来问我采桑娘。”夫子至陈，大夫发兵围之，令穿九曲珠，乃释其厄。夫子不能，使回、赐返问之。其家谬言女出外，以一瓜献二子。子贡曰：“瓜，子在内也。”女乃出，语曰：“用蜜涂蛛，丝将系蚁，蚁将系丝，如不肯过，用烟熏之。”孔子依其言，乃能穿之。于是绝粮七日。  
孔子遇采桑女之事，早在汉代已有记载。东方朔《七谏•怨世》：“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过之以自侍。”王逸注：“言孔子出游，过于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视，喜其贞信，故以自侍。”不过还没有后来这么复杂的情节，所说的也不全然是一回事。汉代的孔子遇采桑女的故事，可能更接近于孔子遇阿谷处女的故事，见《韩诗外传》卷一、《列女传•辩通》等记载，原是表现女子的坚贞守礼。但在《殷芸小说》中表现的则是女子的聪慧，孔子这位圣人尚需向普通采桑女求教学习，也是民间俗众对圣人的一种看法。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极广，至边陲之敦煌亦见其影响。伯3821号卷子《十二时》云：“食时辰，夫子东行厄在陈，九曲明珠南可任，悔不桑间问女人。”阿斯塔那出土的《唐写本孔子与子羽对语杂钞》、敦煌本《孔子项讬相问书》等，也具有某些相似的性质[5]。  
至于名人传说，如第68条马融吹笛之事。马融为东汉经学大家，所著《长笛赋》也很有名，《文选》卷十八载《长笛赋》，其序中曾说自己“性好音，能故琴吹笛”，曾“吹笛，为气出、精列、相和”。李善注：“歌录曰：古相和歌十八曲，气出一，精列二。《魏武帝集》有气出、精列二古曲。”这件事情到了《殷芸小说》引《马融别传》那里，已成“感得蜻蛚（蟋蟀）出吟，有如相和”了。余嘉锡认为“此乃后人所妄改”，其实这并非“妄改”而是讹传，是民间讲述和传播故事的一个特点。此外，67条记后汉太傅胡广之出生，120条记襄阳孔明故宅，也颇具民间传闻的色彩。